1954年深秋，北京迎來第一陣冷雨，毛主席在中南海翻閱一沓材料時，多次停筆，那份寫著“李淑一”名字的信頁被他放在案頭最顯眼的位置。身邊工作人員小聲問：“主席，要不要立刻處理？”毛主席搖頭：“先等等，她是開慧的摯友。”

事情要追溯到1920年。那個年頭，長沙福湘女中操場上經(jīng)常出現(xiàn)兩個留短發(fā)的女生，一個是楊開慧，一個是李淑一。課間鈴響，她們常并肩跑向圖書室，討論的既有《新青年》也有少女心事。楊昌濟與李肖聃兩位父親交情匪淺，兩家往來頻繁，兩位姑娘自然結(jié)下深厚情誼。

那時楊開慧正與毛潤之通信熱烈，信里多半是革命議題，偶爾也談到青春小確幸。李淑一在旁幫她挑選紙張，笑稱“潤之哥”用詞古雅。教室后排的耳語，比課本更生動。

1923年春日，楊開慧帶李淑一去見一位年輕男士。對方筆挺軍裝，目光澄澈，他叫柳直荀。李淑一一時語澀，楊開慧打趣：“合不來你別怪媒人。”誰也未料，兩人情愫很快升溫。到1924年10月，一場樸素的婚禮在長沙城南舉行，毛主席也寄來祝詞。婚后兩對新人成了彼此的證婚人和知心人。

然而好景短暫。1927年“馬日事變”血雨腥風(fēng)，柳直荀被通緝，音信全無；1930年11月，楊開慧英勇就義。噩耗接踵而至，李淑一仿佛被時間遺落。她靠在第二女子師范教書糊口，夜深時常寫詩寄情，自嘲“紅燭替我守夜”。

1933年盛夏，她夢見衣衫襤褸的柳直荀，醒來淚濕枕畔，遂寫下《菩薩蠻·驚夢》：“蘭閨寂寞翻身早，夜來觸動離愁了。”寄望故人平安，字字戳心。

新中國成立后，李淑一仍在長沙講課。1954年，有人提議把她調(diào)到中央文史研究館。毛主席為此親筆致信田家英，稱其“年長課繁，難乎為繼”，愿以稿費資助。李淑一回函謝絕，理由只有一句話：“教書育人，尚可自給。”

1957年1月，《詩刊》創(chuàng)刊號一次刊出毛主席十八首詩詞，李淑一反復(fù)研讀，回信表達感受，并把自己的《菩薩蠻·驚夢》附上，請求指正，還想求得當年贈楊開慧的那闋《虞美人》。寄出后，她忐忑又期待。

5月11日，回信送到。毛主席開篇便寫：“我們是一輩的人，不是前輩后輩，你所取的態(tài)度不適當，須改。”隨后對她詞中的“巫峽”“三峽”提出細改意見，又說：“大作讀畢，感慨系之。”短短數(shù)筆，卻情深意切。

收到信的那天，長沙二女中課間格外沸騰。李淑一抱著大信封走進初三教室，聲音還帶顫抖：“同學(xué)們，毛主席回信了。”她拆開第二只小信封，朗聲朗讀《蝶戀花·游仙》——后來改名《蝶戀花·答李淑一》。“我失驕楊君失柳”一句出口，教室里鴉雀無聲，直到那句“淚飛頓作傾盆雨”，才聽見低低抽氣。孩子們紛紛把謄寫的詞夾進日記。

消息在校園傳開，詩社《鷹之歌》搶先申請發(fā)表。毛主席主動復(fù)信張明霞：“可刊，但題目改《贈李淑一》。”不巧雜志停辦，最后改在《湖南師院》元旦專號亮相，一時間洛陽紙貴。1963年，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再版毛主席詩詞，題目改為《蝶戀花·答李淑一》，定稿至今。

1959年6月27日，毛主席南下視察抵長沙。傍晚，蓉園小樓燈火通明，他特意約見李淑一。門一推開，兩位白發(fā)故人相視而笑。主席指著她向陪同人員介紹：“這是李淑一，開慧的好姐妹。”飯桌上，主席問：“教書可還順利？”李淑一點頭答：“學(xué)生們聽得進我提毛主席的詩。”眾人會心。

同年9月，建國十周年在即。李淑一北上探望兒子，心里惦念著國慶觀禮。她寫信表達愿望。毛主席回信說，如無再復(fù)，便難以安排。最終，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寄來請柬，她以愛國民主人士身份登上天安門城樓，望著廣場上人海涌動，想起烽火歲月，那些既已遠去又從未遠去的名字。

此后歲月平靜。李淑一在講臺上度過三十余年，課間仍愛吟誦古詞，也為學(xué)生講《蝶戀花》背后的故事。校園里新樹成蔭，老圍墻爬滿常青藤，偶爾有年輕教師問起她與毛主席的往事，她只輕輕擺手：“都是舊事了，好好教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