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健吾曾收養毛澤東3子，毛主席稱其為黨內一怪，多年后含冤去世

1978年9月的一天，北京的秋風已經帶著涼意。中央統戰部會議室里，李維漢翻開厚厚的卷宗，鄭重宣布：“經查實，董健吾同志在革命戰爭年代對黨功勛卓著，應予以徹底平反。”一句話落地，沉寂十余年的名字，終于重回史冊。可是，人們回首往事，卻只能在檔案與回憶中再度拼湊那位“紅色牧師”的身影。

時間撥回到1927年。上海灘燈紅酒綠，槍聲暗涌。那年春夏之交，宋子文驅車抵達青浦董府，希望把老同學董健吾請進國民政府班子。這位剛從圣約翰大學神學系畢業的牧師，手握租界與青幫兩界的人脈，本可在金融要津直上青云。面對誘惑，董健吾只是淡淡一句：“道不同，不相為謀。”宋子文悻悻而去，蔣系就此少了一枚棋子。

同年六月，浦化人一封信把董健吾請到西安。表面上是補缺圣公會教堂牧師，暗地里卻是在馮玉祥部中播撒“紅色種子”。幾個月后，他宣誓加入中國共產黨，成了西北軍里有名的“紅牧師”。國民黨密探將他列入黑名單，馮玉祥暗中安排經武漢轉道滬上。1929年初，董健吾悄然重返上海，進入中央特科，外表是圣彼得教堂牧師、松柏齋古董商，暗里則負責交通和鋤奸。

就在這座冒著白色恐怖的都市，他先后參與處決叛徒白鑫、搶救中央機密檔案，多次從租界巡捕的眼皮底下脫身。周恩來握著他的手，一句“我以為你回不來了”，是同志間最沉的褒獎。緊張的地下歲月，也為后來埋下了恩怨伏筆，但那時誰又顧得上將來？

1930年，長沙傳來噩耗：楊開慧就義。留下的三個骨肉——岸英、岸青、岸龍——被輾轉送到上海。大同幼稚園原是革命烈士遺孤的避風港，院長正是董健吾。敵探破門掃蕩后，幼稚園瓦解，孩子們四散。岸龍客死街頭，令人扼腕。董健吾四處找尋，終于把岸英兄弟接回家。岳母埋怨開銷，他只得求前妻黃慧英幫忙撫養，還每月送去生活費。就這樣，兩兄弟在弄堂里度過了最艱難的四年。

1935年冬，國共兩黨久曠的對話出現罅隙。宋慶齡需要一位膽大心細的“信使”赴陜北，第一時間想到的便是董健吾。翌年正月，他穿上國民政府財政部“調查員”外衣，懷揣機密信件西行。大雪封路，他靈機一動，求張學良借私人飛機。少帥初聞此言拍案：“你知道我為何不敢？”董健吾輕聲回敬：“家國難安，將軍何以自安？”寂靜半晌，一紙通行證換來螺旋槳破空。瓦窯堡的窯洞里，毛澤東、周恩來收到宋慶齡來函，贊嘆：“此人怪才！”

同年盛夏，他再赴西安，護送美國記者斯諾進入陜北。為了安全，雙方約定暗號，董健吾搖身變作“王牧師”。斯諾后來在《紅星照耀中國》中提到這位神秘向導，卻不知其真實姓名。護送任務完成后，董健吾又向張學良提出小小請求：把“朋友家”的兩個孩子和自己的兒子一道送往蘇聯讀書。張學良爽快答應，還塞給他十萬法郎作路費。年底，毛岸英、毛岸青同機北上，莫斯科的雪夜見證了幾位孩子的新起點。多年后，毛岸英從志愿軍前線寫信：“董伯伯，您的恩情我們永記。”

抗戰爆發后，董健吾打入汪偽警政系統，擔任南京警察學校訓練處處長。表面訓話，暗中營救，幾十位被捕的進步人士因此獲釋。1949年4月，他又說服蘇州警備司令厲百川放下武器，讓古城免于炮火，這一戰未發一槍，蘇州城門赫然掛起紅旗。

轉折出現在1955年。老友潘漢年案突發，董健吾被列為“同案嫌疑”，關進看守所。缺乏直接證據，他兩年后獲釋，卻已孑然一身。推拿小診所勉強糊口，他仍不訴苦。1966年再度遭遇沖擊，臥病不起。上海的雨巷里，昔日的“紅牧師”成了無人問津的老叟，身邊只剩一張舊藤椅和幾本英文《圣經》。

1970年秋，美國記者斯諾應邀重返中國，向毛澤東提出想再見“王牧師”。一番尋訪，方知這位“王牧師”正是董健吾。毛澤東久久無語，旋即批示：“速請他來京休養。”可噩耗傳來，12月12日，董健吾病逝于上海，僅留一句“知我罪我，自有公論”。

八年后，平反文件送到家中，蓋著鮮紅印章的紙張靜靜躺在桌上。塵埃終被拭去，人已不在。知情者回望，那些驚險的夜行、熙攘的弄堂、呼嘯的螺旋槳聲，都伴著一個執拗的背影定格在史冊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