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偉建先生，太盟投資集團（PAG）聯合創辦人兼執行董事長，素有“中國私募之王”之譽。從內蒙戈壁灘上的務農青年，到沃頓商學院教授，再到“下海”后屢次創造資本并購史上的經典手筆，其人生經歷堪稱傳奇。執掌新橋資本期間，他主導收購韓國第一銀行與深圳發展銀行，技驚四座，記錄這兩大案例的書籍《金錢博弈》和《金錢風云》至今暢銷不衰。如今身為太盟掌舵人，管理資產超過550億美元，近年他牽頭完成對萬達商管的重大戰略投資，再度為市場所矚目。

而親歷改革開放全程，橫跨中美兩種文化背景，他的思考也已超越金融本身。經中歐客座思想導師、香港中文大學陳方正教授以及熊景明老師引薦，4月2日，單偉建做客中歐北京校區。他圍繞中國如何走出了一條“通往現代之路”進行分享，并就宏觀經濟、消費與房地產、AI及企業出海等話題，與中歐經濟學教授蘭小歡展開對話。

中歐北京特記錄并整理活動精華內容，以饗讀者。評論區參與互動，有機會獲得單先生簽名書《金錢博弈》一冊。

通往現代之路

口述：單偉建

整理：邊曉璇

各位同仁，各位同學，下午好！非常感謝這么多人到場。我最近剛剛寫了一本新書，還在修改當中。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這本書的主題——“通往現代之路”，以及我為什么要寫這本書。

我想把時間推到30年前。1994年在北京，我和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一起吃晚飯。我記得他說，一個人用30年時間從貧到富，不算太難，很多人都能做到；但一個國家要在30年間從貧到富，那是“難于上青天”。

他講的是新加坡的成績：當時，新加坡的GDP大約是600億美元；而1965年新加坡剛獨立時只有10億美元。從10億到600億，他們用了近30年的時間。后來我們又看到，新加坡的人均GDP在1994年達到2.1萬美元，超過了曾經的宗主國英國，進入富裕國家的行列。

當時我就想，新加坡獨立時人口不到200萬，而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有近10億人口，要發達起來，可不知要比新加坡難上多少倍。

我是1980年到美國去讀書，人生中第一次坐上私人轎車，在美國高速公路上，看到望不到邊的車水馬龍，非常震撼。我詢問了美國高速公路的總長，答案是8萬公里。而當時的中國，還沒有一公里高速公路。那時我們的人均GDP接近200美元，印度則接近270美元；而且當時印度的人口大約7億，我們是接近10億——當時的中國，比印度還要窮。

但剛才來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的路上，我們就在高速上行駛，看著京藏高速、京新高速的路牌，我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感覺——我們竟然發達到這種程度！

中國高速公路的總長，已經達到20萬公里；我們的高鐵里程超過了5萬公里，全世界其他國家加起來還不到2萬公里；我們的特高壓輸電網絡在世界上更是獨一無二：由于中國資源分布不均衡，通過“西電東送”建成了世界規模最大的遠距離輸電系統，由此支撐起全國高鐵的大規模運行。

那些30年前看起來幾乎不可能的事，今天已是現實。

但這就引出了一個我以為的“悖論”：中國2024年的人均GDP約1.3萬美元，全球排名第73位，與墨西哥、馬來西亞等國處于同一梯隊。我們仍然只能算是一個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某些科技領域，我們還在追趕中，比如半導體、光刻機、商用飛機發動機等。可是，世界上又有哪個發展中國家，擁有中國如此現代性的景象？

我們有全世界最好的高鐵，自動化的碼頭，規模巨大的機場、橋梁、超級工廠，我們的電動車產量連續多年穩居全球第一。在生物技術領域，過去一年更是井噴式發展，僅今年前三個月，中國創新藥對外授權交易總額就超過600億美元……

一個發展中國家，何以在科技創新上取得如此的成就？何以在某些方面達到了甚至超越發達國家的“現代性”水平？我寫這本書，就是想解釋和回答這個問題。

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讀博時，正好是美國生物科技產業爆發、半導體產業全面擴張的時期，硅谷迎來創新井噴。當時我就思考一個問題：美國當然是一個很富裕的國家，但是它不是唯一一個富裕的國家，為何這樣的創新井噴發生在美國，而不是歐洲國家或日本？

思考和研究許久后，我總結出了一個國家成為全球科技中心所必須具備的五個條件：

第一，人才的聚集。有高等人才、頂尖的人才，才能去搞科技創新，這毋庸置疑。

第二，頂級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的聚集。硅谷和波士頓是美國頂級大學和研究機構聚集的地方。

第三，充足的風險資本。

第四，深度加工制造的能力。

第五，一個巨大的單一市場——同一個貨幣，同一個語言，同一種文化，同樣的法律制度。唯有如此，企業發展和創新才具備規模化的條件。

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世界同時具備這五個條件的只有美國，因此硅谷是個獨一無二的“美國現象”。而當時的中國，這五個條件幾乎都不具備：我們的科研機構還比較落后，大量人才要到美國、歐洲去留學；大家還不了解風險資本是什么；我們的加工能力薄弱，以淺度的來料加工為主；我們的市場雖然人多，但購買力非常低。

但是今天不一樣了，中國已成為同時具備這五個條件的國家。

我們有大量的人才聚集，科學、技術、工程、數學專業（STEM）畢業生每年超過500萬，科技人力資源總量、研發人員總量世界第一。

我們有中科院這樣全球領先的科研機構，高等院校的實力也越來越強大。在荷蘭萊頓大學科學技術研究中心發布的2025全球高校排名上，居于榜首的是我們的浙江大學，哈佛大學位居第三，榜單前十名中有八所中國高校。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合肥、杭州、蘇州、南京等等這些高等院校聚集的地方，都成為中國創新企業聚集之地。

CWTS萊頓大學排名主要根據國際主流學術數據庫Web of Science的權威文獻，統計各個高校英文核心期刊論文的數量，為科研界提供一份客觀的“文獻計量體檢報告”。

我們有充裕的資本，也擁有全球最強大的制造業產業鏈和深度加工能力。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國制造業增加值占全球的比例大約是25%，現在大約是15%；而當時中國還不到5%，現在已經達到30%。

我們擁有超過14億人口的統一大市場。從消費占GDP的比重來看，中國雖然低于美國，但社零總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反映實物商品的銷售規模）在2018年就已經超過美國。2019年，我在《Foreign Affairs》雜志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引用了這樣一組數據：2009年，中國的社零總額為1.8萬億美元，而美國為4萬億美元，中國還不到美國的一半；但到了2018年，美國約5.3萬億美元，而中國達到約5.8萬億美元。也就是說，在那時中國整個商品零售市場的規模已經超過了美國。這個市場還不夠龐大嗎？

就是因為具備了這5個必要條件，所以盡管中國仍是發展中國家，但我們的現代性能夠達到如此的高度，在科技領域的創新能夠如此廣闊，中國已經和美國同時成為了全球僅有的兩個科技創新中心。

雖然中國目前人均收入還不高，也面臨人口老齡化等挑戰，但我認為，一個國家的長期發展最終要依靠科技和生產效率的提升，正如鄧小平所說：“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未來的增長，一定是依靠生產效率的提高和科技驅動，而中國已經具備了成為全球創新引擎的基礎條件。

我的開場白就到這里。接下來請出蘭小歡教授，我們一起做個對話。

對 話

蘭小歡 VS 單偉建

蘭小歡：我注意到很多人并沒有那么看好中國經濟，包括不少常年游走于中美兩國的人。而您原來在學術界，后來去做投資，從寫書、演講再到真金白銀的投資，您一直比較看好中國經濟，為什么會有這種差別？我認為看問題的關鍵維度有兩層，一層是信息，一層是價值觀。那么在信息層面，您看到了什么別人沒看到的東西？在價值觀層面，您看重什么別人不看重的東西？或者說，在看到各種信息的時候，您把什么排在優先的位置上？

單偉建：其實大家看到的東西都一樣，但做研究的人和做生意的人，觀察角度不太一樣。做生意的人看的是身邊的行業、企業、競爭對手，聽朋友們的感受，所以容易悲觀。

但我們會看宏觀數據：2025年中國GDP增長5%，2024年也是5%，2023年是5.2%——這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是一個很可觀的數字，更何況是一個這么大的國家。可我每次到內地來，大家都說“體感不好”，情緒低迷。

體感不好也有道理。中國家庭資產的大頭始終是房地產，房價跌了20%-30%，家庭資產負債表當然縮水，消費意愿也就降低了。中國人儲蓄傾向本來就強，股票市場低迷，房地產市場更低迷，就更不愿意多花錢。

但宏觀數據來看，2023年5.2%的增長里，82.5%是消費貢獻的，凈出口是-11.4%。這個增長質量我認為其實很高。到了2025年，消費的貢獻降到52%，凈出口貢獻了32.7%，貨物順差超過了1萬億美元。我認為這個增長質量就差一些，過度依賴出口。

過去五年，中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5.4%；而同期居民人民幣存款年均增速約為13%。到2025年底，居民存款總額超過160萬億，而當年GDP才140萬億——存款超過了GDP。試想一下，如果家庭存款釋放出10%，那就是10%的GDP增長；釋放出5%，也是5%的增長。

所以我認為，中國必須從依賴出口、依賴投資，轉向依賴消費——我十年前就這么認為，這是一條非走不可的路。

在投資上，我不投制造業，因為太“卷”，利潤率過低；也不投出口企業，我認為那種增長難以持續。我投的是針對消費的頭部企業，這就是從宏觀看到的趨勢——大趨勢仍然是科技和消費，而不是憑體感。

蘭小歡：剛才您提到了房地產，很多同學也很關心。太盟投資集團前兩年投資了萬達，您對中國的房地產，包括商業地產以及城市化，未來是怎樣的判斷？

單偉建：其實我們投的不是房地產，而是所謂的萬達“小商管”，這是一個輕資產運營管理的公司，就像酒店管理公司或資產管理公司一樣。萬達自己持有很多商場和物業，被稱作“大商管”（大連萬達商管）。

2023年12月，太盟與大連萬達商管簽署重組框架協議，成立大連新達盟，將輕資產運營管理公司珠海萬達商管納入旗下。2024年，太盟聯合多家投資方再次注資600億元，合計持股占60%，取得主要控制權。

蘭小歡：但這個假設依然依托于商業會繁榮？

單偉建：并不是。我們在全國各地管理著大約530個商場，這在全世界都是規模最大的。但我們不擁有這些商場，只拿一部分租金，所以我們最關心的就是出租率，現在是97%以上，去年稍微低一點，但稅后凈利潤也有80億人民幣。

在中國投資，我們投的是針對消費的頭部企業——“針對消費”是一個方向，但為什么必須是“頭部企業”？因為在中國，只要有人賺錢，別人就會一擁而上，這就是“卷”。所以你必須找到護城河。頭部企業之所以是頭部，就是因為它有市場份額、品牌、規模、科技等優勢。

今天不管在北京還是上海，管一兩家商場很難賺錢。你去商場走一走，會發現人流比前幾年少了很多，但我們的出租率還能達到97%以上。我們每年有20-30個新商場加入，讓我們管理。通常情況下，把一個新商場裝滿租戶要一兩年甚至更長時間，這期間是不賺錢的。但當你管著500多家商場時，一個新商場還沒開出來，就已經裝滿了——所有現有商場里的品牌，都愿意跟著你去下一個商場。這就是規模優勢，就是護城河。所以我們才投這個企業。

再說回房地產。我覺得房地產仍然至關重要。我剛才講，消費增長乏力，很大原因是家庭資產負債表縮水。如果房地產能止跌回穩，對消費增長會有很大幫助。

我覺得現在的房地產市場基本見底了。為什么？我看到當前全國范圍內房地產出租收益率大概是2.8%（編者注：不同城市存在差異，一線城市平均2.0%左右），而國債收益率大概是1.8%。這說明投房地產比投國債還賺錢。在這種情況下，買房是劃算的。

蘭小歡：我們也提前收集了一些中歐校友的問題，為節省時間就由我代為提問。EMBA2012級校友文釗（《經濟觀察報》執行總編輯）問道：“您去年接受采訪的時候，就說美國人應該多存錢、少花錢，中國人應該多花錢、少存錢。但是20年前經濟學家開的藥方就是這樣，為什么跟20年前比，美國人還是不存錢，中國人還是不花錢？”

單偉建：我在2009年就發表過一篇《學會花錢》的文章，主要是為了引起大家對“消費過低”這個問題的關注。但勸老百姓花錢，從學術角度看其實沒什么道理。社科院的余永定老師就不認同消費是經濟增長的推動力，他認為消費是結果而不是原因，消費本身是一次性的，短期可以推動增長，但長期還得靠投資。當然還有靠生產效率的提高。

要解決消費過低這個問題，也不是勸老百姓花錢就能行的，還是要在宏觀政策上發力，我們還有巨大的空間。

單看財政政策。中國的中央政府債務占GDP比例也就是20%多，如果將地方政府法定債務和隱性債務計算進來，政府負債率為68.7%。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計算中，中國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債務也被包含在政府債務中，總量大約是 GDP 的 120%左右。而日本約250%，美國約130%。

更關鍵的是，在全球主要大國中，中國是唯一一個政府部門凈資產為正的國家。同時，中央政府債務外幣占比不到1.1%，離岸人民幣債券收益率普遍在2%以下，說明中國主權債務結構穩健，不存在主權債務償付風險，離岸人民幣債融資成本處于歷史低位。但我們的舉債能力還沒有得到充分利用。

這就是為什么中央制定的5%的增長目標，我認為一定能達到，而且應該把目標定得更高，我們完全有潛力增長得更快。

蘭小歡：EMBA2019級校友于鐵銘（高瓴資本合伙人）有這樣一個問題：“您在書里講了很多如何通過法制和市場化的手段去拯救瀕臨倒閉的銀行。通往現代之路不僅是技術的現代化，也是國家治理的現代化。您認為中國還需要做出哪些關鍵性的改變或突破，才能真正建立起足以吸引全球長期資本的現代金融生態？”

單偉建：有很多。但我必須得說，中國取得了非常大的進步。

我寫作《通往現代之路》就在追溯這段歷史——我們的體制和制度是怎么建立起來的。我認為，中國許多制度和治理模式，并不是事先設計好的藍圖，就像鄧小平講的“摸著石頭過河”，是在應對和解決具體危機與問題的過程中逐步建立和完善起來的。

舉幾個例子。1991年，朱镕基同志到北京任國務院副總理，第一個挑戰就是清理三角債。當時全國的三角債規模達到了3000億，而前一年全國的GDP也才1.8萬億。朱镕基做了大量調研，發現一大根源是地方政府搞了很多基礎設施項目，但沒有充分的配套資金，施工方拿不到錢，于是不付給上游，上游就不付給更上游，三角債就這樣堆積起來了。朱镕基就從源頭入手，重點對固定資產投資項目拖欠這個源頭進行清理。

《朱镕基講話實錄》收錄的朱镕基在國務院召開的全國清理三角債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91-1992兩年間，政府為清理三角債，以銀行貸款為主注入清欠資金555億元，清理固定資產投資和流動資金拖欠款2190億元。不僅防止其造成經濟混亂等風險，更重塑了社會信用與市場規則，為后續的財稅、金融和國企改革掃除障礙。

解決了三角債，才能開展國企改革，解決效率低下的問題。現在想起來可能會覺得容易——把虧損企業關掉不就好了？但是，工人到哪里去吃飯呢？而且當時的國企還承擔了很多社會功能，比如我去看第二汽車制造廠時，這家工廠還兼辦了幼兒園、學校甚至警察局、殯儀館。工廠要想上市，就得把這些社會功能剝離出去，但這些人怎么辦？

于是，適應市場經濟和國企改革的需求，中國開始逐步探索剝離企業保障職能，建立社會化統籌，到90年代末，當前的社保體系成形。

包括分稅制改革、金融市場體制改革，甚至環境保護體制，其實都是在解決重大問題的過程中建立起來的。

大家也還記得1998年長江流域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洪水。至今我想起朱镕基總理在大堤上指揮抗洪，部隊官兵日日夜夜守在大堤上的場景，仍然非常激動和感慨。而也正是在那以后，國家開始推行退耕還林、退耕還草等生態治理政策。

包括知識產權保護，也是在實踐中不斷加強的。比如早年間，大家在網上聽音樂、下載都是免費的，現在已經完全不同。2013年，我們投資了一家音樂版權公司，正是由于中國司法系統越來越有力地執行知識產權保護，這家公司形成了核心競爭力，后來成功上市。

所以，中國的體制是在不斷解決問題中動態改善的，我相信這個進程會繼續。

蘭小歡：您剛才也提到了國企改革時的民生問題，消費其實也是民生問題，下面這位校友的問題也是落到民生上。EMBA2008級校友李黎（網易傳媒CEO）提問說：“AI在提升生產率的同時，正在擠壓傳統就業，您認為政府應該如何設計財政和社保機制，讓AI創造的財富去反哺社會，避免其成為社會發展的拖累？”

單偉建：一個月前，我們準備投一家印度的IT服務公司。因為印度勞動力成本低，美國很多軟件開發都外包到印度，所以像Infosys這樣的印度IT服務公司，曾經是如日中天的。但現在，AI的成本比印度人還要低。我就讓團隊請了幾位專家來評估AI對這個行業的影響。聽完之后我的結論是：這個影響暫時沒有確定的結論，最終我們也沒有投。

所以，沒法確定的事情，你怎么用制度來約束它？我想這是很難的。

我還是那句話，未來的經濟增長一定要靠生產效率的提高，科技促進生產效率的提高，在總體上是好事。而且像中國這樣的國家，有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不用擔心過度的貧富不均。我相信，問題出現的時候總會找到解決的辦法。

蘭小歡：現在很多中國企業也在變身成跨國公司，他們面對的國際環境非常復雜。但其實過去30年，您一直在世界各地做投資，國際環境也有很多變化，在復雜環境里游走多年，您對中國企業的出海有什么建議？

單偉建：我對所謂的“出海”持嚴重保留態度。對大部分企業來說，出海不見得是件好事。過去十年，很多中國企業出海收購外國公司，搞得好的也有幾個，但失敗的例子很多，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是地緣政治。我們現在對外凈資產的頭寸（中國在海外擁有的全部資產減去外國在中國擁有的全部資產），官方數據是世界第二，少于日本。但把香港和大陸的凈頭寸加起來，還不算澳門，就至少有5.5萬億美元，那我們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凈債權國。這在當前的地緣政治格局下，我認為還是存在巨大的風險。

蘭小歡：由于時間的關系，今天的對話就到這里。相信無論是單先生的個人經歷，還是他對行業的判斷和對宏觀經濟的分析，尤其是他在剖析中國問題時那份深沉的家國情懷，都給了我們很大的啟發。再次感謝他為我們帶來的這場思想盛宴！

編輯 | 邊曉璇

本文據“智薈中歐·高朋滿座”活動現場分享和對話整理而成，經本人確認發布。文中觀點僅代表嘉賓個人觀點，不代表機構立場；本文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