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珍時宥父子：金元亂世，以權勢庇文人，撐起徂徠山半壁書香

提起徂徠山，多數人腦海里浮現的，是詩仙李白隱居的蹤跡，是石介講學的盛景。卻少有人知曉，在金末元初天下板蕩、斯文掃地的黑暗歲月里，是泰安天寶的一對父子——時珍、時宥，以一方豪強之力，修寺建觀、庇護儒士、留存石刻，既保境安民，更硬生生護住了徂徠山的文脈火種，讓千年書香未斷。

時珍（1182—1252），字國寶，他是土生土長的泰安天寶人，其先祖為避戰亂遷居天寶寨，到他這一代，恰逢金末亂世，匪患四起、官吏逃亡，百姓流離失所。時珍挺身而出，與叔侄一道組織武裝、據寨防盜，率領鄉里青壯年堅守天寶寨，憑一己之力守護一方安寧。他處事明識果斷，曾有村民誤判親人被害，執意要冤枉無辜者，時珍力排眾議，堅信失蹤者未死，親自派人尋訪，最終失蹤村民平安歸來，鄉鄰無不佩服其判斷力與仁心。

后來他率部歸附蒙元東平路萬戶嚴實，憑借過人的軍事才能屢立戰功，一路擢升，官至鎮國上將軍、左副元帥、泰定軍節度使，封隴西郡開國侯，食邑千戶，還曾率兵攻克益都、鎮守兗州，成為蒙元初年山東一帶舉足輕重的軍事將領。但他始終心懷故土與百姓，嘉熙二年（1238年），五十四歲的時珍毅然辭官歸鄉，恪守“危能戡亂，安能利澤生民”的信念，將畢生精力轉向護山、護文、護百姓，與兒子時宥一道，傾家族之力禮遇文士、留存文脈，成為亂世之中最動人的文脈守護者。

貞祐之亂后，戰火席卷齊魯，徂徠山也未能幸免——殿宇被焚毀，千年石刻被湮沒，文人學士四散奔逃，延續數百年的儒風幾乎斷絕。彼時的時珍，雖已致仕，但多年軍旅與為官積累的威望仍在，加之家族勢力加持，仍是一方舉足輕重的力量。他曾手握重兵、立過赫赫戰功，卻從不用權勢欺壓百姓、擴張私利，反而將“護文、護山、護道”當作自己的畢生志向。他深知，亂世之中，保一方平安是本分，而能為讀書人留一席書桌、為華夏文脈留一絲生機，才是真正的功德。不同于那些熱衷追逐文人虛名的權貴，時珍只做實實在在的事：為流離失所的儒士提供安身之所，為有道場的修士提供穩定供養，悉心修繕山林中的古跡，為避世學者提供全方位庇護——不強迫他們出仕，不侵占他們的產業，不打擾他們講學論道。

就連東平路萬戶總管府參議宋子貞也盛贊他：“草昧之初，海內豪杰疾策詭遇，以趨功名者為不少，而珍獨盤桓后塵，不失其正，可謂厚德君子者矣”，這份在亂世中堅守本心、不隨波逐流的品格，也正是他傾心護文的根源。在金元易代、戰火紛飛的山東大地，一個武人能放下兵權的威嚴，如此傾心護持斯文，實屬罕見，也更顯珍貴。

元定宗元年（1246），時珍做了一件影響深遠的文事，便是襄助隱儒鹿森修建二圣堂。當時，儒士鹿森隱居于徂徠山，心懷傳道講學之志，卻苦于沒有財力，連安身講學的地方都沒有。時珍得知后，主動伸出援手，不僅出資修建殿堂，還捐出自家田產，助力鹿森完成心愿。二圣堂建成后，供奉孔子與老子，倡導三教合一，既為百姓提供教化之地，更成為亂世讀書人的“避風港”。那些不愿仕元、堅守氣節的儒士，那些流落齊魯、無家可歸的學者，紛紛聚集于此，棲身講學、著書立說。而時珍，則以自己的權勢保障他們的安全，以田產的收益保障他們的衣食，讓這些文人得以堅守本心，不被戰火所擾，不被權勢所迫。據《泰安五千年大事記》《新泰縣志》明確記載，也是在這一年四月，時珍父子還同期主持修復了光化寺，讓這座古剎得以重煥生機。

光化寺是徂徠山上一座始建于北魏的古剎，歷經千年滄桑，卻在貞祐之亂中被戰火徹底焚毀，斷壁殘垣，香火斷絕。1246年，時珍與時宥一道主持重修，特意延請高僧暉公前來住持，嚴格按照古剎舊制，恢復其千年規制。古剎復興后，不僅香火重續，更成為僧俗、文士往來棲止的重要場所。僧人在此修行，文人在此雅集，學者在此論道，山中文脈漸漸復蘇，昔日的書香氣息再度彌漫在徂徠山間。《重修光化禪寺碑記》中便有記載，元定宗元年，時珍延請高僧暉公重整光化寺，恢復其舊貌；后來時宥襲爵之后，也常常過問寺務，悉心護持寺院香火與在此棲身的學人。

除了護持儒士、修復佛寺，時珍還全力支持全真道發展，主動尋訪到丘處機的四傳弟子——全真道士丁志年，助力其重建毀于兵火的煉神庵。這項工程耗時十余年，耗費了時珍父子大量的財力與心力，最終讓煉神庵恢復“殿堂室館、庖廚園圃，咸有倫序”的盛況，成為全真道士修行、文人雅士雅集的重要場所。更難得的是，時珍特意將重建煉神庵的始末，刻于山崖之上，留下了《復興葛氏巖煉神庵之記》與皇后懿旨摩崖石刻。

摩崖之上，清晰鐫刻著“致仕時珍、襲爵男宥、孫棟同紀石”的字樣，一家三代接力護山護文，不僅彰顯了時珍的護文初心，更將這份堅守代代傳承。他曾自勉“汝即汝士，汝開汝府，泰定一軍，惟汝節度”，這份守護一方、利澤生民的擔當，早已融入他護持文脈、善待百姓的每一件事之中，歷經近800年風雨，他的字跡與初心，至今仍在徂徠山間熠熠生輝。

時珍去世后，兒子時宥襲爵，官爵與父親相同，而他護持文脈的初心，比父親更加堅定。時宥嚴格延續父親的舉措：不侵擾山林古跡，不侵占寺觀田產，禮遇儒士與道士，全力庇護避世隱者。當時山東一帶，不愿仕元、堅守氣節的文人、道士、學者，大多依托徂徠山安身立命。時宥始終堅守承諾，為他們提供安全的環境與穩定的生計，讓講學、著述、修行得以持續不輟。世人常說，武人守土，文人守道。而時珍、時宥父子，卻以武人之資，行文人之事——在戰火紛飛的亂世，給讀書人留一條生路，給華夏文脈留一口氣，這份堅守，超越了時代，更值得后人銘記。

時珍父子的護文之舉，并非空穴來風，諸多權威史料均可佐證，經得起時間的檢驗。現存于徂徠山摩崖之上的《復興葛氏巖煉神庵之記》，清晰記載了時珍、時宥祖孫三人的題名，是最直接的實物證據；《泰安縣志·人物》《泰安五千年大事記》，詳細記錄了時珍父子修寺、建二圣堂、庇護文人等諸多事跡，脈絡清晰；《重修光化禪寺碑》，則明確記載了父子兩代人興復寺院、護持僧俗學人的善舉；泰山學者劉傳錄經過詳細考證，也明確指出，時珍父子是金元之際徂徠山文化復興的核心人物，其功績不可磨滅。

徂徠山的文脈，從來不止于一時名士的題詠，更在于危難時刻，有人挺身而出，為斯文遮風擋雨。時珍、時宥父子，以地方權勢庇護文人，以家族之力延續文脈，保境安民、護持寺觀、禮遇儒士、留存金石，用一生踐行了“守護斯文”的承諾。他們沒有留下驚天動地的功業，卻在亂世之中，為華夏文脈留住了一絲火種，讓徂徠山的書香得以延續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