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審判奠定了戰后東亞國際秩序的重要基石（國際論壇）

管建強

東京審判不僅是對日本軍國主義罪行的清算，也奠定了戰后東亞國際秩序的重要基石。面對日本右翼肆意翻案歷史，企圖推翻歷史和法理的定論，各方必須對日本的戰略走向保持高度警惕

今年是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東京審判不僅是對日本軍國主義罪行的清算，也奠定了戰后東亞國際秩序的重要基石。這一歷史性審判終結了戰爭史上戰勝國吞并或瓜分戰敗國固有領土的慣例，以維護世界和平的格局，成為人類社會由野蠻進入文明、暴力轉為和平、強權邁向法治的一座里程碑。

然而，長期以來，日本右翼對東京審判百般詬病，甚至別有用心地抹黑東京審判，以“超越管轄權”“背離法不溯及既往原則”為由否定審判的正當性，宣稱這是缺乏正義的“勝利者的審判”。在這種輿論影響下，在信息繭房中成長起來的不少日本年輕人不明歷史真相，成為歷史修正主義的受害者。

在日本右翼否定東京審判的諸多論調中，經常被援引的是印度法官帕爾提交的主張“全體被告無罪”個人意見書。帕爾認為東京審判法庭管轄權不當，是東京審判中唯一一位堅持全體被告無罪的法官。事實上，東京審判開庭當日，日本律師辯護團向法庭提出7項動議。帕爾的觀點和法理依據，與日本律師辯護團提出的動議高度相似。帕爾本科學習數學，畢業后曾擔任數學教師，后轉法學專業，主攻國內稅法，專業方向并非國際法。將帕爾的“個人意見”拔高到個人原創性的高度予以褒揚易于誤導輿論。對此，日方心照不宣，毫不吝嗇地放棄了日本律師辯護團動議的知識產權。自此，帕爾的個人意見書成了某些日本右翼人士用來否定歷史問題的工具。

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從國際司法的專業角度來看，這意味著日本全面放棄司法豁免權，這是東京審判司法管轄權的基礎。上世紀70年代，日本國內卻出現一種聲音，鼓吹所謂日本系“無條件之下的有條件投降”。處心積慮提出所謂“日本是有條件投降”，意在否定法庭對日本領導人的管轄權。然而，這同歷史真相全然不符。在東京審判之前，日本代表向中國遞交的投降書業已言明：“日本帝國政府及日本帝國大本營已向聯合國最高統帥無條件投降”。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曾在日本國會上揚言“東京審判是勝利者的審判”，暗示“勝利者的審判”就等同于缺乏國際法依據的審判。事實上，東京審判完全是符合程序正義的審判。戰勝國對敵國的審判僅僅是一個客觀前提，沒有勝利就難以獲得司法管轄權。審判的合法性不僅取決于“勝利”這一前提，更需符合國際法規則。在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前，1928年制定的《巴黎非戰公約》明確禁止締約國行使武力解決爭端。這為審判日本戰犯提供了實體法依據——審判的核心是“侵略行為違反法律”，而非單純的“勝敗”。可見，安倍等日本右翼政客的辯解邏輯十分荒謬。

歷史不容翻案，正義不容挑戰。日本只有深刻反省歷史，才有可能處理好同亞洲鄰國的關系。面對日本右翼肆意翻案歷史，企圖推翻歷史和法理的定論，各方必須對日本的戰略走向保持高度警惕。

(作者為華東政法大學國際法學院教授、中國抗日戰爭歷史史實維護會秘書長)

《 人民日報 》( 2026年04月19日 0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