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必須重新理解新秩序

為什么今天企業必須重新理解“新秩序”

這幾年，很多企業其實都有一種很強的現實感受：環境變了，但又說不清到底變在哪里。表面上看，變化好像來自市場競爭更激烈了，增長更難了，流量更貴了，管理更復雜了，合規要求更多了，人才更難管了，技術變化更快了。

但如果再往深處看，就會發現，這些變化并不是彼此孤立的，它們背后其實正在匯成一件更大的事：企業所處的整體秩序，正在發生變化。

“新秩序”，是一個越來越清晰的現實。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支持和引導各類企業提高資源要素利用效率和經營管理水平、履行社會責任，并提出要制定民營經濟促進法。

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繼續提出“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鼓勵有條件的民營企業建立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

2025年5月公開的《關于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的意見》，則進一步把這件事系統展開，明確提出“5年左右”推動具備條件的企業普遍建立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到2035年進一步完善并提升企業國際競爭力。

2025年4月通過、5月20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營經濟促進法》，又把促進民營經濟健康發展、鼓勵有條件的民營經濟組織建立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進一步納入法治化軌道。

到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相關表述仍在延續。換句話說，這已經不是一時的口號，而是一條持續推進的方向。

如果只從表面看，這似乎只是制度建設、治理優化、管理升級。但如果把這些信息放在一起看，就會發現，企業接下來面對的，不只是幾個管理動作的調整，而更像是進入了一個新的運行階段：企業越來越不能只靠經驗、關系、慣性和局部技巧往前走，而要更多依靠制度、治理、責任、創新、文化和長期承接力來支撐。

一、為什么今天必須談“新秩序”

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里，中國企業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幾個因素：市場空間擴張、人口與產業紅利、基礎設施改善、互聯網和平臺的快速發展、企業家敢闖敢試，以及很多企業在不完善中快速試錯、快速迭代的能力。

這套邏輯，在很多階段都起過很大作用。很多企業之所以做起來，也確實不是先靠制度成熟，而是先靠創始人強推動、團隊高拼勁、機會窗口和局部執行力。

但問題在于，隨著企業越做越大、行業越來越成熟、外部要求越來越多、治理半徑越來越長，舊邏輯開始越來越顯出邊界。

以前，很多企業的問題可以靠老板盯、靠高管扛、靠臨時補丁、靠人情協調、靠多干一點來解決。今天，很多問題已經越來越不是“再努力一點”就能解決的了。

因為企業面對的，已經不是單一經營難題，而是多種壓力同時作用下的整體運行問題。比如，企業不僅要增長，還要合規；不僅要創新，還要穩健；不僅要講效率，還要講責任；不僅要抓業務，還要抓治理；不僅要重結果，還要重過程；不僅要內部運轉，還要面對越來越清晰的制度環境和法治環境要求。

這意味著，企業正在被放到一張更完整的圖里來看。而這張圖里，企業不再只是一個市場主體，也不只是一個經營單位，它越來越被要求成為一個治理結構更清晰、運行機制更完善、文化導向更明確、責任邊界更清楚、創新能力更持續的現代組織。這個變化，是這幾年理解中國企業走向時最不能忽略的一點。

二、什么叫“新秩序”

這里先要說清楚，“新秩序”不是說過去的一切都錯了，也不是說企業從此只剩制度要求。

這里說的新秩序，主要是三個層面的變化。

第一，是企業所處的上位方向更清楚了。

以前很多企業對大方向的理解，往往是模糊的。知道大概有要求，但不一定能看出這些要求之間的關系。現在不同了。從二十屆三中全會，到政府工作報告，到《關于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的意見》，再到《民營經濟促進法》，這條線已經把企業制度、治理能力、企業家精神、社會責任、企業文化、法治保障逐步連成了一張網。

第二，是企業內部要補的課，越來越從“經營技巧”轉向“治理能力”。

過去大家更容易關注的是：怎么銷售、怎么融資、怎么擴張、怎么招人、怎么做品牌、怎么做流量。今天這些當然還重要，但越來越多企業真正的分水嶺，開始落在另一個地方：治理結構是否清晰，權責是否明確，制度是否承接，創始人與組織之間是否形成了健康關系，風險、文化、創新、數據、責任這些東西能不能真正進入企業運行。

第三，是企業未來的競爭，不只是產品和市場競爭，也越來越是秩序能力的競爭。

誰更能承接復雜性，誰更能長期穩定運行，誰更能在制度、治理、創新和文化之間形成協調，誰就更有可能在下一階段走得穩。

反過來，誰還停留在“全靠老板”“全靠慣性”“全靠臨時救火”的狀態，誰就更容易在未來幾年里不斷感到吃力。所以，這里講的新秩序，不是抽象概念，而是指：企業正在從一個更依賴經驗、關系和局部能力的階段，逐步進入一個更依賴治理、結構、制度、責任、文化和長期承接能力的階段。

三、為什么這件事對民營企業尤其重要

很多人一看到“現代企業制度”“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會下意識覺得這主要是國企話題。

這是不完整的。

從公開文件看，這條線并不是只針對國有企業。《意見》一方面講完善國有企業公司治理，另一方面也明確提出支持民營企業優化法人治理結構，鼓勵有條件的民營企業規范組建股東會、董事會、經理層，鼓勵家族企業逐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與此同時，《民營經濟促進法》也明確提出鼓勵有條件的民營經濟組織建立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

這意味著什么？

意味著民營企業、家族企業、創始人企業，接下來越來越不能只把自己理解成“只要市場能打贏就行”。

未來的一個很重要問題是：你的企業有沒有能力從“創始人強推動”走向“組織能承接”；有沒有能力從“關系式運轉”走向“結構式運轉”；有沒有能力把文化、責任、創新和治理裝進一個長期運行框架里。

很多企業今天最真實的難題，恰恰不在于老板不努力，而在于企業一旦做大，舊的運行方式開始承受不了新的復雜度。

老板很強，企業卻很擰巴。

制度很多，組織卻很空虛。

人越來越多，事情卻越來越慢。

文化說得很好，一到關鍵利益和沖突就失靈。

高管架構越來越完整，最后還是回到老板一個人拍板。

這些現象，在不少企業里并不陌生。

而這類問題，單靠加班、加人、加流程、加會議，往往解決不了。因為這些問題的根子，不只是管理動作不夠，而是企業的治理承接能力不夠。

這也正是為什么，這輪“新秩序”對民營企業尤其重要。因為它不是在要求企業做表面文章，而是在逼著很多企業正視一個更深的問題：你的企業，到底有沒有真正形成一個現代組織應有的承接結構。

四、為什么這不只是制度問題，也是文化和治理問題

還有一個很容易被低估的變化，是企業文化不再只是一個軟性話題。

在《關于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的意見》中，企業文化不是單獨擺在一邊的裝飾，而是被放進了企業治理和管理全過程中。文件提出，要將“誠實守信、以義取利、守正創新”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理念運用于企業管理實踐，融入公司治理，并融入戰略管理、生產經營、員工培訓、考核評價等全過程。

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它說明，企業接下來面對的，不只是“要不要有文化”，而是“文化怎么進入治理”。

如果文化只是口號、墻上標語、對外宣傳，那它對企業秩序的作用是有限的。

但如果文化開始進入戰略、經營、培訓、評價和日常判斷，那它就不再只是氣氛，而會變成企業運行的一部分。

當然，這里面也有一個現實問題：很多企業講文化，講著講著就空了；很多企業講價值觀，最后停在宣傳層；很多企業講責任，一到壓力面前就先放下。

所以對企業來說，未來真正的挑戰不是“有沒有文化”這四個字，而是：你的文化是不是能進入治理；你的治理是不是有文化底盤；你的價值語言是不是能進入行動、制度和考核。

這個問題，在很多企業里其實還遠遠沒有解決。

也正因此，企業新秩序不是簡單制度升級，而是制度、治理、文化、責任、創新之間關系的重組。

五、明犀為什么要講這門課

明犀為什么要開這門課？明犀關心的是，公開方向不斷清晰之后，企業到底會遇到什么真實問題；這些方向進入企業以后，真正難的地方是什么；企業為什么明明知道該升級，卻總是推進不動；為什么很多企業的問題，表面看是制度問題，深處卻是主體問題、關系問題、生命力問題和治理裝置問題。

明犀并不把企業只看成一個制度容器，也把企業看成一個有主體、有生命、有系統回路、有節律、有耗散和修復能力的組織。從這個視角看，政策在推治理升級，這是外層推動。

企業需要進一步關注：企業為什么會失主、失衡、失序，為什么很多制度裝置裝上去了卻仍然跑不順，為什么很多企業真正缺的不是工具，而是一個更深的整體理解框架。

所以，這門課是為了把復雜問題講清楚，是幫助學員建立四種能力：一是看懂國家方向的能力。二是識別企業所處階段的能力。三是理解企業新秩序的能力。四是把方向轉成治理動作的能力。

六、判斷

這一講最后，我想先留下三個判斷。

第一個判斷是：企業接下來真正要面對的，不只是增長問題，而是秩序問題。

第二個判斷是：中國企業下一階段的分水嶺，越來越不是誰更會拼，而是誰更能完成治理升級。

第三個判斷是：公開政策與法律正在把企業放進一個更完整的現代組織框架里，而企業如果只用舊經驗去應對新階段，未來會越來越吃力。

今天企業必須重新理解自己所處的環境。因為中國企業，正在進入一個新的秩序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