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你最好有個心理準備。”他聲音放得很輕。
醫生是個五十多歲的中年人，戴著無框眼鏡，他沒有直接把體檢的單子遞給我，而是先反扣在了桌面上。他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一種復雜情緒。
我坐在對面的圓凳上，甚至還下意識地把背挺直了些。我當時腦子里還在盤算著下午組會要匯報的PPT，甚至有點不耐煩，覺得不就是個常規的入職體檢嗎，能有什么大問題。
直到他把那張紙翻過來，推到我面前。
“HIV抗體初篩，陽性。疾控中心的復核結果也出來了，確診了。”
我盯著上面紅色的印章，字我都認識，但連在一起我突然就看不懂了。我只記得那天診室外的走廊里很吵，有小孩的哭聲，有護士叫號的廣播聲，但在那短短的幾秒鐘里，我的世界像是被人突然按下了靜音鍵，耳朵里只有一陣尖銳的耳鳴。
我28歲，某985高校的博士生，還發過兩篇影響因子還算不錯的SCI。在父母親戚眼里，我是那個從小就不需要別人操心的“別人家的孩子”；在導師眼里，我是那個能在實驗室里熬到凌晨三點，第二天早上八點準時出現打卡的科研機器。
我當時一直在想，艾滋病怎么可能和我的生活產生交集？
那天我連怎么走出醫院的都不知道，只記得那天陽光特別刺眼。
晚上面對空蕩蕩的出租屋，我終于崩潰了。我把自己蜷縮在浴室的角落里，哭得發不出聲音。我想起幾個月前那段渾渾噩噩的日子，那段我自以為是“釋放壓力”、“尋找自由”，實際上卻是在瘋狂毀掉自己的日子。
那是讀博的第四年，我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瓶頸。課題卡住了，養了半年的細胞因為實驗室停電全部死光。導師的臉色一天比一天難看，他在組會上當著所有師弟師妹的面，把我的數據報告扔在桌子上，冷冷地說：“如果你只有這種水平，我建議你趁早退學，不要浪費大家的時間。”
那天晚上，我一個人在實驗室待到凌晨。看著培養箱里那些報廢的培養皿，我突然覺得很沒意思。二十多年來，我一直按照別人設定好的軌道在跑，拼命考試，拼命升學，拼命想要證明自己優秀。我沒有談過幾次像樣的戀愛，沒有去過夜店，連去KTV都不敢喝太多酒，怕影響第二天看文獻的腦子。
可是我得到了什么呢？得到的是頸椎病，是掉得沒剩多少的頭發，是越來越嚴重的失眠，以及導師輕飄飄的一句“趁早退學”。
那天晚上我沒有回宿舍。我坐在校園長椅上，鬼使神差地下載了一個交友軟件。
我告訴自己，我只是太累了，我需要和科研以外的人說說話，我需要確認自己還是個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臺只會處理數據的機器。
最開始，真的只是聊天。屏幕那頭的陌生人不知道我是個天天穿著白大褂、灰頭土臉的女博士。在他們眼里，我只是個頭像好看、說話幽默的女孩。那種不需要付出任何現實成本的贊美和曖昧，對我來說就像是久旱逢甘霖，它極大地滿足了我當時極度匱乏的自信心。
后來，聊天變成了見面。再后來，見面變成了去酒吧，去酒店。
那是我人生中最放縱的半年。白天，我依然是那個在實驗室里沉默寡言、被導師訓斥也只會低頭認錯的林師姐；到了深夜，我會換上平時絕對不敢穿的衣服，畫上濃妝，穿梭在城市喧囂的夜場里。
我像是一個溺水的人，想抓住一切可以讓我暫時忘記壓力的東西。酒精讓我大腦麻木，短暫的親密關系讓我產生一種被需要的錯覺。在那些昏暗的燈光和震耳欲聾的音樂里，我不需要去想影響因子，不需要去想畢業論文，我只需要享受當下的刺激和快樂。
我以為我在掌控生活，我以為這只是我高壓生活里的一點點調劑。我甚至有些病態地享受那種“雙面人生”帶來的背德感。
當理智被壓抑的情緒徹底反噬的時候，人是會失去底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