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直擊｜想上班先下單 “高薪兼職”誰來管？

本文轉自：人民網

方彭依夢 劉欣蔚

明明是想找一份兼職，最后卻陷入租車糾紛。近期，人民網陸續接到來自浙江杭州的網友投訴稱，他們在網絡招聘平臺找工作時，被誘導在租車平臺上租車，最后產生租賃糾紛，維權難，不少人直呼上當受騙。

為此，記者在杭州市展開了調查。

陷阱：本想去跑單，卻簽“租車單”

去年大學畢業的張北（化名）看到一則“兼職配送”的招聘信息，到線下店鋪面試時，對方引導他通過支付寶綁定了799元每月的租車訂單，稱每月跑滿450單就免費。“他們當時還錄了段視頻問我是否清楚合同條款。”倉促中，張北與對方簽了兩個月的合同。

“面試前對方說用的是他們自己的接單系統。”開始跑單后，張北才發現用的是向大眾免費開放的“蜂鳥眾包”，根本不需要通過“面試”，且兼職難以完成450單。

張北付了1598元租車費跑了兩個月，但還車一周后租車平臺仍繼續扣費，“他們說車有損壞，要賠1500元。”

多位求職者收到平臺的催收短信及電話

在杭州，跟張北經歷類似的受害者還有不少。為深入了解此事，記者以求職者身份在杭州暗訪。在拱墅區白石巷的一處招聘點，對方向記者介紹：“車子可以免費給你用，但需要你在平臺上‘掛個訂單’，只要每月來還車，這個錢就不會扣。”

掛單后，招聘單位拿出租車合同，合同中，甲方為個人，其中標注“30天跑滿XXX有效單免首月車架租金”“不滿1個月按1個月計算租金”等。

某面試點位租車合同。人民網 劉欣蔚攝

記者調查發現，杭州蕭山區、濱江區、拱墅區、西湖區等地都有此類店鋪，這些店鋪門面打著“生活驛站”“同城配送服務中心”等招牌，使用的話術與“招聘流程”大同小異，他們通常通過招聘網站以高薪低門檻為引誘，線下話術引導求職者租車，最后用簽訂合同規避法律風險。

記者注意到，合同中均設置了月跑單量要求。有的要求500單，有的要求600單。招聘者都表示能“輕輕松松完成”。

五六百單，真的是兼職能輕松完成的嗎？

為了驗證，記者注冊為兼職騎手，在午餐高峰期跑了4個小時，接了10單收入56.7元。按此效率，所謂“輕松600單”“兼職日入300—500元”，對于只能利用業余時間跑單的新人來說，難以完成。

困局：維權難、監管難，誰來管？

記者在調查中了解到，不少受害者在簽訂合同后，維權之路舉步維艱。為核實情況，記者以受害者身份親歷維權過程。

首先，記者在招聘平臺提交了舉報信息，平臺反饋已對該賬號采取了警告、強制規則學習等限制處置。但涉及財產損失，平臺表示無法直接對相關企業或個人進行處罰，建議聯系仲裁部門或公安機關。

記者聯系了杭州市濱江區勞動保障管理服務中心，該部門表示，由于簽署的是電動車租賃合同，甲方為個人而非公司，不在勞動監察的范圍。人社部門表示，招聘公司未在人社局報備，招聘也并非人社局發起，在業務上與人社局沒有任何關系，無法協調解決。

隨后，記者到屬地派出所咨詢，民警表示，針對此類合同糾紛，派出所只能調解，無法立案，建議以合同糾紛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在門店屬地的市場監督管理局，工作人員表示，類似的合同糾紛不屬于該部門管轄范圍，而是由法院、仲裁機構或相關調解機構負責處理。同時，在工作人員的建議下，記者撥打了“12345”政務服務便民熱線。得到的反饋是，合同糾紛屬于民事法律關系范疇，尚無職能部門可以直接介入干預，建議通過法律途徑解決爭議。

一圈跑下來，耗費了大量時間與精力，但問題依舊沒有解決。在陷入無人受理的窘境后，維權者只有兩條路：提起民事訴訟或私下尋求調解。然而，這兩條路也并不好走——民事訴訟面臨舉證難、追責難、賠付難等問題，還要面臨高時間成本和高經濟成本；私下調解則不具備法律強制執行力，受害者往往處于弱勢地位。甚至，受害者還未提起訴訟，反倒接到了租車平臺發來的“起訴警告”。

該現象長期存在，受害者人數眾多，監管的難點究竟在哪兒？

溫州大學行政管理系副主任梁丹妮認為，監管困境的根源在于政策層面新就業形態的法律滯后，組織層面部門職責的碎片化，縱向橫向均不協同，另外，機制上信息共享和風險預警不夠完善，同時，執行層面也存在執法能力與意愿不足等。

“監管的真空讓各部門在面對這種橫跨虛假宣傳、合同詐騙的復雜案件時，暴露出了明顯的跨部門職責交叉和協同的失靈。”梁丹妮說。

解局：協同監管的縫隙亟待填補

杭州多地招聘點門口張貼的“風險警示”。人民網 劉欣蔚攝

記者發現，為打擊此類現象，杭州當地警方或社區在店門口張貼了“風險警示”，提醒求職者該單位因電動自行車租賃問題引發的投訴、糾紛較多，建議仔細閱讀合同條款，謹情選擇，保障自身權益。

然而，類似的“風險警示”雖然幾乎在杭州市不同區域的門店都有張貼，但依舊存在著墻外貼警示，墻內照常營業的局面。濱江區一位派出所民警坦言，警示已經貼了很久，還是有人愿意進去簽合同，光去年就有幾百起。

梁丹妮認為，最重要的是監管。“各部門的日常協同監管縫隙亟待填補。這需要各方合力，形成針對新現象新問題的協同監管機制。”梁丹妮建議：首先要指定牽頭部門，市場監管部門同時管轄廣告宣傳、合同格式條款監管、消費者權益保護等，最能覆蓋問題本質，建議由其作為第一受理單位。其次，建立跨部門聯席會議制度，比如由市場監管部門牽頭，人社、公安、網信辦、金融監管聯席，可以每季度召開風險研判會，通報高投訴主體，部署聯合執法。

梁丹妮同時表示，招聘平臺也應切實履行主體責任，加快構建并完善行業黑名單制度，對頻繁發布騎手崗位并關聯租車公司的賬號實施動態監測。一旦查實存在欺詐行為，應立即采取下架、封禁等措施，從源頭攔截此類風險。

浙江澤大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李世程律師表示，從行為實質來看，招聘方在平臺上發布的是“招聘信息”，但求職者實際到現場后，并未進入正常的勞動法律關系建立流程，而是被引導簽訂租賃合同、支付費用。

李世程建議，相關部門應加強聯合監管，開展普法宣傳，提升求職者的法律意識。同時，求職者也應提高警惕、保留證據。如果招聘方與租車公司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惡意串通，虛構高薪崗位，誘導求職者租車，甚至進一步引導高利貸款購車，求職者可向公安機關、勞動監察、市場監管等部門投訴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