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 歲浙大博導放下學術，騎上小電驢送外賣

一位37歲的經濟學博導，在學術生涯的盛年，選擇穿上藍色工服，戴上隔音耳塞，騎著電動車穿梭在杭州的街頭巷尾。這不是行為藝術，也不是一時興起，而是一位學者對真實世界的主動靠近。

浙江大學經濟學院研究員袁哲，用他的方式告訴我們：學術的終極價值，或許不在于論文的影響因子，而在于能否照亮那些被忽視的角落。

一、一次外賣引發的深夜沉思

故事的開端平凡得幾乎會被忽略。2023年的一個周末，袁哲帶著家人在商場用餐，為不吃辣的兒子點了一份清淡的外賣。

電話響起，聽筒里傳來的不是人聲，而是一段人工智能語音："您好，我是無聲騎手。"

那一刻的錯愕，在袁哲心中埋下了種子。當他在商場負一層接過那位聽障騎手遞來的外賣時，對方一言不發，轉身離去的背影在燈光下拉得很長。深夜，袁哲輾轉難眠。

他打開電腦，搜索到一個令人震驚的數字：中國約有8500萬殘障人士，其中聽障人士超過2000萬。

這個龐大的群體，在數字經濟浪潮中正面臨著職業結構的劇烈變遷。傳統的客服、打字員、流水線崗位，正在被人工智能逐步替代。

而外賣騎手這一職業，因其靈活性高、對語言交流依賴度低，悄然成為許多聽障人士的新選擇。在某個頭部平臺上，注冊的無聲騎手已超過3000人。

經濟學者的敏銳讓他意識到，這不僅僅是一個社會現象，更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真問題。

二、在寒風中理解"生存"的分量

從決定到行動，袁哲沒有猶豫太久。他聯系曾在阿里巴巴工作時的老同事，與外賣平臺達成合作，組建研究團隊，甚至為自己準備了一副隔音效果極佳的耳塞。

2024年7月，杭州酷暑難耐，袁哲開始了人生第一次跑單。他在平臺上注冊為"無聲騎手"，每次只接一單，小心翼翼地在樓宇間穿行。

7歲的兒子為"全副武裝"的爸爸拍下照片，天真地以為父親有兩份工作。妻子在微信里叮囑："注意安全！"這些細碎的溫情，構成了袁哲研究之外的真實生活圖景。

真正進入這個角色后，袁哲才發現，"無聲"帶來的不僅是溝通障礙，更是一種與世界隔絕的孤獨感。

他無法像普通騎手那樣打電話確認地址，只能依賴APP打字；他聽不到身后的鳴笛，必須時刻保持高度警惕；他無法在迷路時張口問路，只能在復雜的商場里獨自摸索。

但他也發現了無聲騎手的獨特優勢。當聽覺被關閉，視覺和注意力反而變得更加敏銳。袁哲觀察到，許多聽障騎手從不邊騎車邊看手機，他們的專注程度反而讓騎行更加安全。

最讓袁哲印象深刻的是那個寒夜。他接到了人生中最遠的一單，兩杯奶茶，距離超過10公里。從西溪天街取餐，騎行40分鐘送達華東院，APP顯示收益12.3元。

這個數字在普通人眼中微不足道，卻讓袁哲感到一種沉甸甸的成就感。因為他知道，這12.3元背后，是一位聽障騎手在真實世界里拼盡全力的日常。

三、那些沉默卻滾燙的生命

研究過程中，袁哲結識了許多聽障騎手。他們不再是數據報表上的一個個樣本，而是有血有肉、有笑有淚的個體。

小杰是一位二十多歲的年輕騎手，因幼時生病失去聽力，已在這個行業奔波四年。第一次見面，他就熱情地用手語比劃，主動陪袁哲跑單，生怕這位"新手"迷路。

他告訴袁哲，左邊電梯通往辦公樓層，右邊電梯通往商業樓層，這些細節是四年汗水換來的經驗。小杰的妻子和孩子在老家，他獨自在杭州打拼，租住在一個回遷房小區，月租僅幾百元。

但相比流水線的工作，騎手這份職業給了他更高的收入和更大的自由，也讓他對未來有了具體的期盼。

袁哲始終記得小杰比劃手語時的樣子：陽光、自信，從未因身體的殘缺而自卑。

另一位騎手小亞的故事則讓人心酸。一次雨天路滑，他不慎摔倒在地，渾身疼痛無法起身。他不能呼救，路人也沒有注意到他。

最終，他摸到口袋里的手機，在騎手群里發出兩個簡短的字："求助，摔。"很快，附近的騎手趕來將他扶起。

這種抱團取暖的互助，是聽障騎手群體最堅實的生存網絡。他們的打字習慣是跳躍式的短詞句，不講究語法，卻能在關鍵時刻傳遞最緊迫的信息。

袁哲還注意到，當顧客在APP上得知騎手是聽障人士時，反饋往往格外溫暖。有人鄭重地打下"感恩"二字，而非簡單的"謝謝"。這種更深層次的情感連接，是技術中介之下人性最本真的流露。

四、學術如何回應真實的人間

經過大半年的調研，袁哲團隊得出了一些具有現實意義的結論。

研究發現，聽障騎手在工作態度上更為積極主動，留存率顯著高于普通騎手。對平臺而言，這意味著更低的用工成本和更穩定的運力供給。

然而，聽障騎手也面臨著明顯的"卡點"：首次跑單率較低，從接單到取餐、從取餐到送達的耗時普遍更長。這些發現為平臺優化提供了清晰的路徑。

袁哲始終堅信哈耶克的那句話：商業是最大的公益。經濟學者的介入，不是以道德高地的姿態進行批判，而是用數據和邏輯向平臺證明：幫助聽障騎手提升效率、改善體驗，不僅具有社會價值，更具有實實在在的經濟價值。

當善意與效益形成正向循環，改變才會真正發生且持續。

如今，袁哲正帶領學生們開展更多關于科技賦能弱勢群體的研究。在他看來，學者的書房不應只裝著抽象的模型和遙遠的理論，更應該裝著對具體的人的關懷。

做更有溫度的科研，更好地貼近社會，特別是關注那些沉默的群體，這才是學術應有的模樣。

結語

從北大的課堂到多倫多大學的實驗室，從阿里巴巴的辦公樓到杭州街頭的外賣站點，袁哲的學術軌跡畫出了一道獨特的弧線。那副隔音耳塞，讓他短暫地進入了2000萬聽障人士的世界；而那身藍色工服，則讓他重新理解了什么是"真實的生活"。

在這個算法日益精密的時代，我們或許都需要偶爾摘下學者的眼鏡、管理者的耳機，去街頭巷尾看一看那些默默努力的人。

他們的故事值得被書寫，他們的聲音值得被聽見，哪怕他們本身，就生活在一片寂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