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戰爭中，美國人又發明軍事新概念，中國什么水平？

自美軍發起“憤怒史詩”行動以來，伊朗戰爭的走向，讓美國戰略界的部分人士陷入焦慮。美軍看上去掌握著制空權，伊朗固然也承受了巨大的損失，但它依然靠技術并不領先的無人機和導彈，和美軍打得有來有回，甚至讓對方的防空捉襟見肘。

曾幾何時，美國精英們津津樂道于對全球“公域”的絕對統治，但伊朗戰爭的冰冷現實，卻讓美國智庫看向另一種可能。美國外交政策研究所（FPRI）提出了“制裝填權”（Command of the Reload）的概念，正在動搖“制公域權”（Command of the Commons），成為現代戰爭的重要變量。

從制海權、制空權，到制公域權

從構詞來看，這些概念無疑可以追溯到美國海軍將領馬漢在1890年提出的制海權（command of the sea）。

馬漢 wiki

此后，隨著航空技術的發展，制空權應運而生；到了太空時代，又自然衍生出了制天權（command of the space）。

冷戰期間，電子戰的重要性逐步顯現。在冷戰末期的海灣戰爭中，美國為首的聯軍以震驚世人的方式摧毀了伊拉克防空力量，并瓦解伊拉克軍隊。

在戰爭的余波中，西方軍事專家迅速跟進。美國海軍中校威廉·盧蒂（Luti）撰文稱：正如全面掌控制空權是奪取并守住敵方領土的前提一樣，全面的制電磁環境權（command of the electromagnetic environment）也是奪取并守住敵方領空的前提。

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的卡羅·寇普（Carlo Kopp）在探討澳空軍電子戰原則的草案中，更是直接以“制電磁權”（Command of the Electromagnetic Spectrum）為題。

2003年，麻省理工學院的著名戰略學者巴里·波森（Barry Posen）在《國際安全》雜志上集合其他要素，提出了“制公域權”（Command of the Commons）概念。

巴里·波森 MIT

他認為，美國霸權的軍事基礎在于其對公海、太空和高空的絕對控制權。制公域權不僅讓美軍能夠利用海洋和空間作為跳板，在幾乎沒有永久駐軍的地方發動突襲，而且其中的制天權使美國能夠觀測全球陸地表面的狀況，并收集海量信息。

美國在冷戰期間，在偵察、導航和通信衛星上投入了巨額資金，長期積累已構成了常設基礎設施，用于在全球范圍內開展軍事行動。

據時任美國空軍參謀長邁克爾·瑞安將軍稱，2001年美國在太空擁有100顆軍用衛星和150顆商用衛星，幾乎占當時所有在軌活躍衛星的一半。據2003年3月美國主導入侵伊拉克時的空中力量指揮官、空軍中將T·邁克爾·莫斯利稱，有超過50顆衛星為中海、陸、空行動的各個方面提供了支持。

在這樣的背景下，波森認為，“無論是陸基還是海基的空中力量，都可以深入內陸打擊目標；借助現代精確制導武器，往往能夠命中并摧毀這些目標。美軍甚至更容易對一個國家的交通通信網絡及經濟基礎設施造成重大破壞。”

另一方面，美軍的地面戰也變得更為簡單，因為對手早已被削弱；同時，美軍還擁有可靠的情報、精確的地圖，以及對自己實時位置的清晰認知。過去所依賴的火力支援，現在也更充足、反應更迅速、投送更精準，“賦予了地面部隊相當大的行動自由”。

在那個時代，波森自豪地宣稱，由于美國擁有無與倫比的經濟與技術優勢，任何國家若想挑戰美國對公域的控制，都會在軍事對抗中迅速潰敗，且極長時間內無法翻身。

他還進一步上升到歷史的高度，認為“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政治、經濟與技術變革，部分地逆轉了19世紀后期陸權相對于海權崛起的趨勢——正是這一趨勢曾加速侵蝕了英帝國”。

伊朗戰爭引發的反思：“制裝填權”

制公域權無疑是為華盛頓“量身定制”的王冠，波森論文的副標題非常直白——“美國霸權的軍事基礎”，可以說是專門為美軍“辯經”的。

哪怕灰溜溜地撤出阿富汗，依然在投送力量方面，顯示出美軍來去自由的能力。美國人在那輸的是政治仗，好像也沒有哪家西方智庫，說是制公域權的問題。

直到美軍突襲委內瑞拉，公然綁架一國總統，似乎仍在驗證著制公域權。

然而短短幾個月后，伊朗人的頑強反擊讓美軍手忙腳亂、捉襟見肘。美國智庫外交政策研究所（FPRI）在報告中指出：“三十年來，美國的宏大戰略一直建立在波森所稱的“制公域權”之上……針對伊朗的“憤怒史詩”行動的頭96個小時表明，這一范式已經發生轉變。現代高端沖突中的決定性因素已不僅僅是防區外打擊——而是關于維持這些打擊并抵御敵方攻擊的工業能力。”

FPRI由此提出，現代軍事力量的基礎已經變成“制裝填權”的問題。“工業的物理學像一張未付賬單一樣找上門來，而這張賬單正以礦產、制造和戰略償付能力的形式到期。”

現實畢竟不是科幻小說，物理學不會不存在。行動需要相應的物質基礎支持，高技術裝備更依賴于此。FPRI比喻稱：“工業的物理學像一張未付賬單一樣找上門來，而這張賬單正以礦產、制造和戰略償付能力的形式到期。”

“制裝填權”它將戰爭從精英化的技術秀，拉回到了化學和機床時間，甚至是地質學的物理現實中。

在上一篇文章中，觀察者網獨家分析了美國佩恩研究所、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等智庫的報告，展示了美軍高端彈藥庫的驚人消耗。

據佩恩研究所估計，在開戰后的16天內，美軍在攻擊端消耗了近46%ATACMS和新型PrSM彈道導彈，在防御端則消耗了部署在該戰區的近40%“薩德”攔截彈。

佩恩研究所估算了多種彈藥的頭4天消耗量，得出按這一用量庫存的耗盡天數，深紅為緊急，淺紅為承壓 佩恩研究所

美軍還受困于一道不對稱的算術題：為了攔截成本僅3萬美元的伊朗“見證者”無人機，美軍被迫動用價值400萬美元的“愛國者”攔截彈。

就是這樣，還攔不住伊朗的反擊，損失了不少雷達設備。

因此，美軍不得不動用制公域權背后的投送力量，從各地抽調補充設備與彈藥。但如果今后面對更大規模的戰斗，很可能陷入有運輸機運能，高端彈藥生產卻跟不上的窘境。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英國皇家聯合軍種研究所（RUSI）援引以色列軍事歷史學家與戰略理論家馬丁·范·克里韋爾德?（Martin van Creveld）1991年的警告：當先進軍隊的力量依賴于復雜、分布松散、在壓力下難以替換的系統時，它們會變得格外脆弱。

因此，在一個以齊射為基礎、由“導彈數學”決定作戰強度的環境中，決定性優勢轉向了能夠維持其防御經濟，并補充最關鍵資產的一方。“憤怒史詩”行動是對這一新現實的首次考驗。

回溯生產鏈條：單一供應商帶來的噩夢

佩恩所認為，聯軍在96小時內消耗的防空導彈，約等于洛克希德·馬丁和波音18個月的產量。

即使波蘭WZL-1工廠現在開始向全球供應鏈供應PAC-3 MSE發射筒，約束瓶頸仍然是波音公司的導引頭組裝環節——無論其他部件有多少，這一環節都限制了最終產量。

“戰斧”導彈雖然庫存較多，但按每年90枚的產量估算，補充96小時內的消耗需要50多個月。

雖然五角大樓簽了合同，要求年產量提升至1000枚，但FPRI指出，威廉姆斯國際公司的F107渦扇發動機是“戰斧”、JASSM、JASSM-ER和LRASM的唯一來源，無論投入多少資金，都無法立即解決這一生產瓶頸。

高氯酸銨是最大的軟肋。它是所有固體火箭發動機導彈，從“愛國者”到“薩德”，再到ATACMS，所使用的固體火箭氧化劑。FPRI估計，補充一次96小時行動的消耗，需要600噸高氯酸銨，占美國國內全年產能的6.7%。

聽著好像不算多？但美國國內只有猶他州錫達城AMPAC工廠生產高氯酸銨，沒有第二家供應商。那家工廠一旦出問題，如果不借助其他國家，美國所有的固體火箭發動機生產就會停擺。

這種“單點失效”的供應鏈結構意味著，即使主承包商資金充足，只要一個次級供應商出現產能瓶頸，整條生產線就將停擺。

RUSI在3月24日披露稱，即使在特朗普政府于3月6日會見了防務企業高管之后，他們與防務公司的討論表明，由于沒有下達有資金支持的訂單，并未出現生產激增。行業巨頭不愿在沒有堅實承諾的情況下增加生產，因為他們過去曾被未能兌現的資金承諾“傷害過”。

美國唯一的高能炸藥工廠——霍爾斯頓陸軍彈藥廠，至少到當時也還沒收到增產訂單。霍爾木茲海峽的關閉使軍工基礎生產雪上加霜，因為它威脅到硫磺等關鍵材料的上游供應鏈。

關鍵礦產

雷達比導彈的問題更嚴峻，這方面的戰損完全出乎美軍意料，而且讓關鍵礦物這個詞再次浮出水面。

導彈的導引頭需要使用鎵等關鍵礦物，但原本只是一項積少成多的類目。FPRI估計，補充96小時內消耗的彈藥，需要大約92噸銅、137公斤釹、18公斤鎵、37公斤鉭、7公斤鏑和600噸高氯酸銨。

但被伊朗摧毀的雷達，其礦物密集程度比彈藥的要高出幾個數量級。一部AN/FPS-132預警雷達在卡塔爾被摧毀，其相控陣收發模塊中含有約75千克鎵——這比補充頭四天行動中消耗的全部彈藥所需的鎵還要多四倍以上。

損失的AN/TPY-2雷達每部還需要25千克鎵，如果最終確定4部損毀，則又要加上100千克。

而且，這些系統的生產周期是以年為單位，而不是月。

如果算金額，補充175公斤鎵可能也只需15萬美元。然而，FPRI認為這暴露了美國國防電子供應鏈的脆弱性。五角大樓要么從其他重要國防項目中拆借產能，要么在由戰略對手主導的全球市場中繞過管制。

而像鈹這樣的重要金屬，雖然不依賴于中國，沒有被列入關鍵礦產，但美國國內只有一家精煉企業，同樣沒能躲開單一供應商的問題，也被佩恩研究所列為高風險。

特朗普表示，已要求防務公司將他所稱的“精密級”武器的產量“翻兩番”。對此，佩恩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美國北方司令部空軍中校賈哈拉·馬蒂塞克表示：“‘翻兩番’是一個政治口號；生產是一個工業過程。”

“對于某些大批量產品，你可以用資金和合同穩定性來有效地實現增產……這意味著產能提升是可能的，但并非一蹴而就，而且這純粹不是一個資金問題。”

退役海軍陸戰隊上校、CSIS的國防與安全高級顧問馬克·坎西安也認為，“這些特定系統將經歷漫長的等待，額外的產能需要三到四年才能到位”。

FPRI的最終結論是，制裝填權問題，暴露了美國數十年制度性忽視導致的脆弱。

在短期內解決所有這些國防工業基礎問題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這需要美國投資于戰略礦產儲備、關鍵部件的合格第二供應商，以及熟練的工業勞動力。

佩恩研究所估計的重要材料風險程度，考慮是否為中國或其他戰略對手“主導”，以及單一來源的風險。材料依次是：鈷、鎢、銅、鎳、鈦，釹、釤、鏑、鎵（砷化鎵+氮化鎵）、鍺、鉭，高氯酸銨（AP），鈹、鈀/鉑、錫 佩恩研究所

廉價武器也不能繞開堵點

“精密級”武器的生產，在短期內是跟不上了。作為對策，使用更多的廉價武器來打敗敵人，也就是取得所謂的“廉價擊敗”（cheap-defeat）似乎提供了一條出路。

美國國防部在承認“精密級”彈藥緊張的同時，也表示相對廉價、簡單的彈藥都庫存充足。

RUSI以防空為例，說明“廉價擊敗”的重要性。點防御系統如C-RAM近防炮等可以說是廉價防御，而防空導彈被視為“真正的”防空。

實際上，廉價系統是防止高端武器被數千架無人機和誘餌耗盡的關鍵。在頭16天里，聯軍從C-RAM和類似火炮系統發射了估計約50多萬發彈藥，成本僅為約2500萬美元，與防空導彈比只是一個零頭。

但RUSI同時指出，廉價彈藥與最精密的導彈往往共享部分上游供應鏈，而且有時同樣受制于關鍵礦產，或者也必須經過單一供應商。

補充已消耗的這些彈藥需要近4噸鎢。美國可以選擇貧鈾來替代，但由于它的放射性和政治上的負面影響，美國大多數盟友拒絕使用。

RUSI分析稱，中國控制著全球80%以上的鎢產量，并在2025年實施了出口管制，這一瓶頸同時影響著地面武器的彈藥和海軍點防御系統。

這些“廉價擊敗”的武器估計還消耗了近29噸推進劑和超過10噸的炸藥，它們都流經同樣受限的霍爾斯頓和雷德福德工廠，這些工廠也為每一個導彈項目提供供應。

C-RAM彈藥實際上正在上游與“戰斧”、JASSM和“愛國者”爭奪相同的材料。采辦系統將導彈與普通彈藥分開，但供應鏈并沒有分開。

拿中國“嚇唬”人？

按西方評估，中國控制著全球98%的鎵產量、90%的釹加工量和99%的鏑加工量。這些特殊的金屬存在于美軍庫存的每一個導引頭、制導系統和雷達模塊中。

FPRI悲觀地說，即便美國國會一夜之間撥出數百億美元的“空白支票”，如果沒有中國愿意出售這些關鍵礦產，美國的防務承包商也變不出導彈。

馬蒂塞克中校在回復《小型戰爭雜志》時表示，特朗普所謂的“精密級”裝備在南海等亞太地區非常關鍵。他聲稱自己的觀點不代表美國政府，但“情況看起來不妙”。

當然，最近幾年，關于稀土等礦產的鼓噪，在大洋這邊都已聽過不少了。中國商務部、外交部等多次明確，稀土等相關物項具有明顯的軍民兩用屬性，對其實施出口管制是國際通行做法。

而且，中方也絕不是一刀切。就在最近，4月9日的商務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發言人再次表示：“中方始終致力于維護全球產供鏈安全穩定，充分考慮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民用領域合理需求和關切，積極促進、便利合規貿易。對符合確屬民事用途等條件的出口申請，都會依法予以批準。”

至于美國屢屢動用軍事力量攪亂世界，軍事用途稀土受到限制，又能怪誰呢？

美國智庫、議員炒作軍事準備的不足，來為軍工爭取更多預算，也是幾十年的老套路。

但觀察者網軍事評論員認為，這一新概念并非騙錢的幌子，確實反映出了美軍供應體系的真問題，而且都不是光靠打錢就能馬上解決的。

特別是與20多年前制公域權的形成相對比，就更能看出時代的不同。

制公域權在提出之時，便帶有一種“貼金”式的自滿。仿佛對手不是已經“去工業化”的，就是會被輕易打掉工業基礎的，而美軍的彈藥庫則似乎是無限的。

它試圖讓人們相信，只要美軍維持著技術領先，掌握公域，霸權便可永葆青春。那時誰提出制裝填權的問題，只會被當作笑話。

美國戰略界的話語變遷，映射出霸權的衰落軌跡。在現實泥潭中被“工業物理學”抽了一記響亮的耳光后，美國智庫被迫敲響警鐘，他們可能會借此向國會要錢，可能會借此向盟友施壓加強礦產合作，但終究也是在宣告時代變了。

FPRI和《小型戰爭雜志》在文章的字里行間，都流露出了對所謂的“戰略對手”，也就是中國的深深忌憚。

這些智庫認為，不僅生產落后、礦物受限，美軍的消耗與抽調，也直接削弱了其在西太平洋的威懾力。

觀察者網軍事評論員指出，制公域權并不是一個過時的脆弱神話，至今仍有意義。無論中美必定都曾設想過中國被封鎖的場景，只不過中國也據此做了扎實充分的準備，才能在博弈中游刃有余。

另一方面，制裝填權則是實打實的工業能力對決，內核是全產業鏈的工業制造能力，以及材料的精煉、加工能力。

盤點全球，擁有最完整工業體系、最大規模加工產能的中國，確實最大限度地掌握著制裝填權，對于這點無需妄自菲薄。

孫子兵法說：“夫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

也就是說，善于作戰的人，先讓自己成為不可戰勝的，然后等待敵人可以被戰勝的時機。讓自己不可戰勝，在于你自己；而敵人什么時候可以被戰勝，在于敵人。

作為第一工業國的中國，早已處于“不可勝”的狀態。美國智庫提出制裝填權，也許有助于更多美國人認清中國之“不可勝”，倒也是對世界和平的一點點貢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