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臨產當天，郁達夫再娶，后來他找前妻復合，前妻做法很解氣

1927年初夏的上海霞光從老式玻璃窗灑進咖啡館，文人們抽著煙卷，低聲議論著《沉淪》作者郁達夫的新戀情。有人搖頭嘆息：“郁三公子才華橫溢，卻終究擋不住情場多波。”話音未落，門外黃包車停下，滿街的喧囂仿佛都在提醒：故事將拐彎，旁人的驚嘆與嘲弄也要隨之而至。

追溯到更早的1919年，富陽孫府燈光通明，22歲的孫荃正伏案抄寫《桃花扇》。她出身書香，精于詩文，可家中長輩卻為她的婚事愁白了頭。幾經挑選，倒是一個遠在東京求學的少年引起議論：郁士賢的三兒子郁達夫，年方二十有二，在日本學的是經濟，卻寫得一手憂郁的散文。據說，試讀了幾篇，孫荃把書輕輕合上，眼里閃過一絲好奇——這人字里行間透出的蒼涼與叛逆，恰恰是她閨中讀到的“風動珠簾夜月明”那一縷溫婉之外的另一種鋒利。

婚事自此被兩家長輩敲定。郁達夫從橫濱碼頭動身回杭，心情卻比東京的冬海還冷。他在日記里寫：“母命難違，然不識其人，心中茫然。”及至歸鄉，見到小腳、烏發、溫聲細語的孫荃，他心里的那把尺子忽然不再準。她平平常常的五官，裹起的三寸金蓮，與他在東京舞會上見到的摩登女孩相去甚遠。于是他搪塞母親：等我再讀幾年書。孝子之名說出口，眾人竟無可反駁。

有意思的是，被推拒的孫荃不退反進。她深知郁母體弱，便日日登門，侍湯送藥；又執筆給郁達夫寫信，把自己浸潤在唐宋詩詞里的情思，斜插幾句自作詩：“幽蘭不共群芳去，識我深閨萬里情。”隔著東海的郵船，墨跡尚未全干，紙頁上的溫度卻把郁達夫心底的一點柔軟敲開。

1920年春，富陽郁宅張燈結彩，新人拜堂。郁達夫心中仍存一絲躊躇，卻也被家國大事與文壇理想攪得顧不上計較。婚后兩年，長子呱呱墜地，孫荃一手包辦里外。棉布搖籃旁，她寫詩、織布、熬粥，偶爾取出丈夫新刊的雜志，默默讀到深夜。郁達夫輾轉于北京、上海、廣州，貧病潦倒時，家里最后一件貂裘成為他旅途的盤纏；風光之際，又常邀三五友人回家徹夜長談，翌日醒來，桌上的空酒瓶旁總有熱好的稀粥，是孫荃清晨四點起火熬出的。

有人問她：“郁先生常年在外，你不怨？”她平聲道：“他寫字，我守家，各盡其事。”這種沉靜的忍耐，也成了后來眾多文人筆下的“賢妻”范本。

然而，風流才子的腳步極少為誰止步。1924年至1927年，郁達夫的旅行札記里悄然出現幾個女子：安慶的海棠，北平的銀娣，廣州的白薇。孫荃或多或少有所察覺，卻始終選擇把目光放在孩子們的功課與母親的病榻上。她的退讓成了郁達夫繼續流連的“通行證”。

轉折發生在1927年春暖花開時。杭州西湖邊，22歲的王映霞一襲旗袍，笑意像河畔柳絮，一下子撞進郁達夫的眼睛。一個世故老辣，一個天真鮮亮，兩人相逢，燃起的情愫幾乎要點燃當時文壇的冷灰。友人相勸無效，郁達夫執意退婚，甚至不惜使出法律手段斬斷舊線。

上海6月5日，艷陽高照。郁達夫與王映霞在霞飛路的公寓里宴請親友，當天訂立婚約。桌上的法式紅酒映得人面桃花，屋內一片歌舞。然而，在千里之外的北平協和醫院，同一天，孫荃產房燈火通明，她忍著腹中劇痛誕下老三。接生婆從產房出來，輕聲言道：“母子平安。”屋外守候的家人卻看見這位堅強的母親淚水橫流。她已知消息：丈夫另娶。

那是一段最難挨的歲月。郁達夫偶有來信，或寄些錢，卻聲稱：“彼此自在，日后再議。”孫荃默默收好銀票，拆下婚房里的合影，悉心包好，遞給長女：“收好，你爹的東西，終有你們需要之日。”

經濟壓力很快壓得人喘不過氣。富陽老宅薄田幾畝，又逢戰事頻仍，行情慘淡。孫荃使盡力氣節衣縮食，甚至將陪嫁首飾變賣，只求三個孩子無書本之虞。為了按時繳學費，她一針一線為鄰里做女紅，夜闌人靜仍挑燈縫衣。有人勸她改嫁，她淡淡回道：“郁家抬我進門，出得去的只有一副木板。”一句話堵住悠悠眾口，也為自己釘死退路。

而另一邊，郁達夫與王映霞的結合并不似熱戀初時的花團錦簇。南來北往的漂泊、文壇的流言、經濟的捉襟見肘，讓這段關系很快裂痕處處。到1933年，兩人已形同陌路。有人聽見郁達夫在酒桌低聲說：“舊夢才真，新歡多薄。”那一年，他帶著滿身倦色回到富陽老家，想見一見那位“可憐的女奴隸”。

碼頭上，晚風吹皺江面。郁達夫抬眼，看見岸上站著的孫荃，瘦了許多，鬢間添霜。孩子們排成一溜，好奇又怯生地望著這個陌生男人。孫荃頷首微笑，替他提了行李，卻始終站得遠遠。夜里，郁達夫推門欲入臥房，卻發現門上赫然貼著八個黑體大字：臥室重地，閑人免進。他愣在門口，手指僵在半空。隔壁的灶間卻香氣撲鼻——是他愛吃的白水魚和嫩筍。那一晚，他只看見自己曾經錯過的暖燈，卻再也靠近不了。

幾日后，郁達夫收拾行囊即將離去。碼頭上，孫荃把三孩兒的手握得緊緊：“去叫你爹。”孩子們怯生生喊了聲“爸爸”，就被她輕輕往前推。郁達夫淚水在眼眶打轉，終究沒再挽留一句。汽笛聲里，兩岸青山漸行漸遠，他的人生也駛向遙遠的南洋。

1939年后，日軍鐵蹄南下。郁達夫輾轉新加坡、蘇門答臘，從寫作走向抗日宣傳。刀光劍影中，他以筆為槍，揭露侵略罪行，協助組織“星華義勇隊”。可在暗流洶涌的殖民地，這意味著隨時掉腦袋。1945年8月29日，他被日軍憲兵隊秘密處決，年僅47歲。

噩耗傳至大陸時已是抗戰勝利后的深秋。孫荃在鄉間祠堂門口拿到報紙，燈火搖曳，她反復確認“郁達夫殉難”幾字，仿佛那是別人，而非相守六載、分離十八年的丈夫。有人遞來紙巾，她卻只是捂住胸口，聲音哽咽：“他本就把命交給國去了。”

遣散的撫恤金不足以抵補多年辛勞，孫荃依舊靠勞作與縫補維持家計。三位子女先后考入大學，寄來匯款，勸她搬去城市同住，她搖頭：“我在這片土地嫁來，又要在這片土地老去。”

上世紀五十年代，文化部整理近現代作家文集，工作人員屢屢登門，與孫荃商討郁達夫作品的底稿。老人從木箱里取出一捆捆發黃的手稿，邊抖落灰塵邊說：“好東西要見天日。”不少稿紙上是郁達夫潦草的鋼筆字，也有她當年的公文格宣紙，墨跡褪色，卻字字可辨。編輯們私下感慨：若非這位遺孀守著，許多作品早隨烽火散佚。

1966年初春，山寺的鐘聲與鼓聲常常驚擾小鎮。有人來抄家，她將剩余手稿裹好，連夜交托信得過的親戚，此舉保證了《歧路行》《故都的秋》等珍貴底稿安然留存。不得不說，她的冷靜和果斷，對中國現代文學而言，是一份無法估量的福分。

1976年，八旬壽誕。晚輩為她備下長壽面，尋來早春第一簍筍。席間的小孫子追問那句天真稚語：“奶奶，爺爺不要你，你不恨他嗎？”孫荃垂下眼簾，撫摸著青花瓷碗沿，輕聲答：“恨，是一座鎖著自己的牢。”眾人低頭，筷子相觸無聲。

兩年后春末，孫荃彎腰整理書櫥，忽覺心口一陣劇痛。她吩咐女兒：“若我不行了，記得把你爹的手稿都交給國家。”語落，停住呼吸。那一天是1978年3月29日，窗外細雨如絲，桃花正盛。

此后，《郁達夫全集》陸續付梓，扉頁悄然寫上一行小字：謹以此冊，敬獻郁達夫夫人孫荃女士。凡翻閱者，或許不知這位女主人翁的一生，但她的堅韌與深情，已在字紙間留下不可磨滅的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