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率部從日軍包圍圈沖出36人，從廳級升正部，后撤職開除晚年如何

1968年初春的一個凌晨四點，濟南軍區禮堂燈仍通明。會上宣讀任命：王效禹出任山東省革委主任。掌聲里，他卻下意識地摸了摸左臂舊傷，那是23年前陳戶突圍時留下的彈痕。燈光刺眼，他的思緒飛回1945年的那個雨夜——那一仗，讓他贏得了“帶著三十六人血路突圍”的名聲，也把他送上此刻的高位。

1945年5月中旬，華北戰場硝煙彌漫。日軍已呈強弩之末，仍在各縣城、炮樓負隅頑抗。山東清河根據地腹地博興陳戶店，本是“蘇醒了的土地”，連日敲鑼打鼓慶祝反法西斯節節勝利。辦理公開槍決漢奸的那天，萬人云集，鼓角喧天，歡呼浪涌，熱鬧到連挑水的木桶都被村口孩子當鑼敲。潛伏的特務卻把這番盛景原封不動電報給惠民日軍司令部。

“機會難得，務必一舉殲滅！”下川聯隊長在地圖上重重畫了一個紅圈。5000名日偽軍從惠民、廣饒、蒲臺、利津炮樓傾巢而出，準備吞下這塊硬骨頭。5月21日拂曉，小雨蒙蒙。陳戶店逢大集，稻田水面映著銹紅天光，人群如潮。四面槍聲一起炸開，縣獨立營二、三連最先在顧家、賢城接觸敵騎。指戰員原以為又是老套路“掃蕩”，卻瞬間發現敵兵多得像雨點。

外圍被撕裂，獨立營被壓縮退向陳戶店北側。下午，包圍圈合攏到僅剩兩公里。縣委書記兼獨立營政委王效禹、營副李超夫、協理員王竹川在一間土坯屋里攤開地圖，三人只對視一眼，便分兵三路突圍。王效禹拍著桌子低聲說了一句：“活著出去，就有明天。”這句半命令半囑托的話，在場許多人后來銘心刻骨。

副營長李超夫帶百余人向西北摸索。槍火、積水、泥濘交織成修羅場，殘臂的他還舉著駁殼槍。在西寨口，日偽騎兵殺到，馬蹄聲碎如線香爆裂。李超夫被沖散，跌進田壟，被敵兵拖走時只剩一條褲衩。據說敵人還以為抓到個做飯的，“留他問話”。缺了指揮，這一路只搶出十來個人，大多數官兵血染溝渠。

協理員王竹川則提著機槍，硬闖向南。黃金寨、官閻、耿家旋渦溝，五道封鎖線被炸彈、刺刀、火燒車輪般撕開。他身中三彈，仍命令機槍手王英才：“槍帶出去！我掩護！”王英才含淚背槍再回頭，只見王竹川折斷匣槍，徒手給敵人最后一擊，最終倒在齊腰深的草叢。人們后來在紀念塔上刻錯了名字，把陣亡的新兵王有才寫成“王英才”，直到1953年這位老兵戴著解放勛章回村，石碑才補刻弟弟姓名。

王效禹率主力鉆向東寨。他們一頭撞進趕集的人海，牲畜、挑擔、雨衣交纏，隊形瞬間潰散。敵機槍壓上來，連發射擊。連長王新華、指導員孟慶龍等接連倒下。八十余人生死未卜，彈藥所剩無幾。王效禹召集僅存隊伍，在一座墳崗后短促動員：“再拼一次！”先鋒范明端著三八大蓋沖鋒，掩護張超斷后，兩輪白刃戰后終于撕出豁口。夕陽染紅河堤，幸存者只剩36人——這是陳戶突圍最后的火種。

戰后統計，日偽兩百余人斃命，可博興軍民付出百余烈骨、千余傷亡的代價。1946年，陳戶、河西等六村集資，壘起高4米土臺，建五層八角青磚塔，正面刻“紀念烈士塔”五字。至今春秋祭典未斷，風鈴聲中，失名烈士的亡靈仿佛仍在巡夜。

解放戰爭推進。王效禹隨部南下，擔任地委書記、團政委。1949年后留在濟南，先后任檢察院副院長、省法制辦負責人，官階折合廳級。1957年那場“引蛇出洞”運動突如其來，他寫了幾句“多聽群眾意見”，被貼上右派標簽，連降三級，調任機械廠副廠長。打仗出身的他自嘲：“班長又當回來了。”

申訴三年，終于改正。1966年風云突變，他因早年與康生的“書法情誼”獲破格提拔：省革委主任、濟南軍區第一政委、中央委員……權力直線上升，眩目如流星。1971年形勢逆轉，同僚翻舊賬，他被撤職、開除，安排到德州徒駭河農場“監督勞動”。平房、土炕、鐵鍋，一日三餐靠配給。可他并未意志消沉，天天清晨打太極，上午在菜地鋤草，下午磨墨練字，夜里抱著煤爐翻《后漢書》。看管他的年輕人悄悄問：“王老，還想復出嗎？”老人擺手笑笑：“寫好一個字，比當官實在。”

1980年代初，組織考慮到其年事已高，讓他回高柳鎮老宅安度晚年。三間瓦房，二十余平小院，墻上掛著當年受勛的照片。鄰里見他推車買菜，以為只是位氣質儒雅的退休教師。唯有偶爾來求字的后輩，才知眼前老者曾在戰火中負劍沖鋒。寫到“橫掃千軍如卷席”，他眼角似有淚光閃過；提起陳戶，他總把“那一千幾百號人啊”放在嘴邊，愧意深藏。不過他常說：“多活一天就是他們給的。”

1995年1月16日清晨，84歲的王效禹平靜地合上了自己最后一本《資治通鑒》。床頭放著未干墨跡的“自強不息”四字。辦喪事那天，青州飄了小雪，陳戶河西紀念塔前自發來了一撥又一撥的老兵，他們說，這場雪像極了1945年那場冷雨，只是再沒有沖鋒號聲，只有風吹舊塔，沙沙作響，似在替那三十六人的腳步作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