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馮曉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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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發于2026年4月18日《九江日報·長江周刊》，總第1063期，以下為原文。

續前篇：《》

善后，在抗議之前

有意思的是，早在英國方面正式提出外交抗議的十幾天前，江西地方已經對九江沖突作出了處理，并將結果上報咸豐皇帝。只是由于當時清廷內部各行政體系之間的信息傳遞遲緩、彼此并不完全貫通，這一套“已經處理完畢”的地方結論，并未及時進入總理衙門的對外交涉系統。

因此，當恭親王奕?下達要求江西方面“妥為辦理、平息事端”的指示后，總理衙門直到8月2日，才收到江西巡撫的正式回覆。此時，距離九江沖突發生，已過去四個多月。

總理衙門錄九江英人租地案卷

江西巡撫毓科在呈遞給咸豐皇帝的奏折中，對事件經過作了說明。奏折稱，事起于英國領事官許士在九江城外設立領事館、辦理通商事務之時。彼時九江城內局勢混雜，上游黃州、下游安慶均為太平軍所據，大批湘軍往來駐扎，游兵散勇見洋人“奇裝異服”，遂生挑釁、侮辱之舉。

毓科在奏折中強調，江西方面始終嚴格按照天津通商條例第十八款規定，對外國商民予以保護，并早已派出兵士在英國領事館附近巡邏，以保障其人身與財產安全。為防止湘軍游兵滋事，江西方面還專門致函曾國藩，要求其對所屬兵勇嚴加管束。

事件發生后，正在九江辦理通商事務的江西布政使張集馨——亦即《九江租地約》的中方簽署人——即刻前往英國領事館慰問，并嚴令九江府、德化縣迅速緝拿滋事之人，同時責成本地駐軍加強約束兵士。其后，經查明，現場丟擲石塊者方貴玉、吳鳴士、羅啟友三人被捕，分別處以杖責一百，“并于犯事地方枷號一個月示眾”，以儆效尤。

毓科在奏折中進一步表示，此事發生，地方官員實屬失察，因此對相關人員一并追責：德化縣令張國經被撤職，并記大過三次；九江前后營守把總秦得榮、丁世昌，各重責四十大板，并各記大過一次。同時，已責令九江各級官員今后務須依照條約規定，審慎辦理一切中外交涉事務，并要求地方駐軍嚴加管理，杜絕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從這份奏折來看，江西方面顯然已將責任切割得相當清楚：鬧事者并非本地良民，而多系湘軍游勇；即便如此，地方官員仍然主動擔責、嚴厲處分。換言之，事情雖非“江西之過”，卻仍“照章問責”，一名縣令被撤，一批軍官挨板子，態度不可謂不端正。

江西方面之所以如此處理，并非小題大做。九江沖突發生在長江開埠之后的高度敏感時期。正是由于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失敗，長江通商才被迫開放；而此前因沖擊英國使團，引發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的前車之鑒，猶在眼前。丟石頭尚可勉強壓下，一旦事態升級，真要引來游弋長江的英國軍艦開炮，曾國藩水師那些木殼炮船，恐怕難以支撐；至于九江城頭，除幾桿土銃外，更無還手之力。

在這樣的背景下，無論情愿與否，江西巡撫毓科都必須對九江沖突作出從嚴處置。否則，輕則摘去頂戴花翎，重則引火燒身，甚至性命難保。對地方官而言，這既是一樁外交風波，也是一道關乎自身仕途安危的生死題。

鬧事，拆遷中的利益沖突

這一事件中，最值得追問的，是沖突為何產生？

如果說被拆遷的本地居民對英國人心懷不滿，并不難理解；那么，真正沖在前面的卻是湘軍兵士，這一點就頗為反常。

江西方面的報告并未解釋緣由，只籠統稱為游兵散勇滋事。然而，湘軍既未與英國交過手，也談不上什么民族情緒，指望這群丘八為了“國家大義”去頂著挨槍子的風險，顯然不現實。若非切身利益受損，很難解釋他們為何一再出頭。

許士的報告，給出了另一種解釋。他稱，領頭鬧事者曾在湖南當兵，咸豐七年（1858年）湘軍攻占九江府城后，便在西門外一帶私自占地居住，當地官府亦未加干預。如今聽聞英國人圈地建租界，要憑地契給價付償，此人因所占土地并無地契，擔心既被逐出，得不到補償，遂帶頭起哄，并糾集同伍鬧事。

這一說法，與《九江租地約》的具體條款并不矛盾。條約中明確規定，本地居民須到官府處“呈驗地契，當面核算”，由官府定價收買。沒有地契的“黑戶”，自然難以獲得補償。所謂沖突，歸根結底，是一次圍繞違法占地展開的利益糾紛。

如此看來，那些游兵散勇反復圍攻、起哄，甚至沖擊領事館，并非一時意氣，而是一種極為現實的選擇——只要拆遷推進不下去，占地便還能保住。

至于許士的說法是否完全屬實，已難以核實。江西方面的奏報中并未予以印證，若果真如此，地方官員也確實不便明言：多年對違法占地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如今卻釀成中外沖突，責任無論如何都難辭其咎。德化縣令被撤職，未必全是替湘軍“背鍋”。

許士在擔任上海總領事時所寫的一封函件（局部） 來源：孫中山先生紀念館（網站）

英方關于起事緣由的解釋，可信度并不低。湘軍屠城后，九江幾成廢墟。半年后英國人來訪時，城中居民僅三百余人，而守城湘軍卻有三千之眾。地契、戶籍多毀于兵燹，西門外又不在城內，無主之地遍布，兵士私占其間，幾乎成了默認狀態。

但再硬的腦袋，也硬不過洋槍洋炮，更硬不過不敢開罪洋人的清廷官員。

《九江租地約》簽署不過幾天，工地上便已動手，這場沖突看上去，像極了一次失敗的舊城改造：當地領導（德化縣令）免職、公安法院（九江駐軍統領）灰頭土臉、開發商（英國人）被砸門丟石、鬧事者被拘留（杖責示眾），三方似乎都付出了代價。

然而，真正笑到最后的，仍然是開發商英國人——他們只要修好大門，之后的拆遷就能順利進行了。

結語

回看九江英人租地一案，最耐人尋味的，是圍繞這起事件往返流轉的奏折與照會。英國外交官、總理衙門與江西巡撫，都在用各自的立場講述同一件事，選擇性呈現事實，將責任盡量推向他方。正因如此，這起有官方檔案留存的長江通商后首例中外交涉案，既是一場國與國之間的較量，也是一場中央與地方、不同官僚體系之間的博弈；它同時還是一次典型的拆遷案件。

兩份奏折的題名，本身就泄露了立場。總理衙門的奏折稱《英商在九江租地界定典房與民沖突》，措辭克制，重在“界定”，將事件處理為一樁程序性糾紛；而江西巡撫的奏折則名為《英在潯拆房設碼頭民眾心懷不甘打入領事館》，其中“拆房”“民眾”“心懷不甘”等字樣一并出現，已將事件的社會張力直白點出。責任雖然被推給了湘軍，但地方的態度，并非全然冷漠。

這當然不是一場簡單的流氓地痞與“開發商”的沖突。湘軍也是民眾，游兵散勇同樣是百姓。英國人在九江租地建房，服務的是本國的商業體系，而這種安排，必然會擠壓和改寫九江原有的生存空間。西門外片區的居民，無論是否得到高于市價的補償，都沒有真正說“不”的權利——他們面對的，從來不是一場可以討價還價的交易。

利益的碰撞，加上地位的不對等，最終構成了沖突的根源。這類沖突，并不會隨著一次懲戒而消失。隨著外國人陸續進入九江，它只會反復出現，規模更大，形式更激烈。只是，在咸豐十一年的九江，“民眾”仍只是被記錄、被安撫、被處分的對象；“人民”這一古已有之的詞匯，要獲得新的政治含義和階級內涵，還需要半個多世紀的歷史醞釀。

參考文獻：

中國史學會主編，齊思和等編：《第二次鴉片戰爭》（第五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宮檔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檔案·租地租界類·江西英人租地·九江英領事租地案》，檔案編號略。

蔣廷黻：《中國近代史》，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