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3月，經濟考察團訪華，如何讓日本國內形成對華戰爭共識？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日本經濟考察團的訪華，是林銑十郎內閣以“佐藤外交”展現對華溫和姿態的第一個措施。它由民間團體出面，背后卻是受軍部“慫恿”的。

擔任團長的是時任日本日華貿易協會會長的兒玉謙次，成員有十余名財界大佬。因此，考察團又被稱為“經濟使節團”。

1、日本經濟考察團訪華

日本經濟考察團于3月12日出發赴華，22日在上海解散后個別成員繼續在華活動了幾天。在這過程中，國民政府對接待工作非常用心。

據時任銓敘部政務次長的王子壯所記，蔣介石為招待考察團特地從廬山返回南京，“足見重視”；中方的目的是“使彼國實業界對我多一層新認識，促彼方反省其壓迫我國之無當。”

兒玉回國后也強調考察團在整個過程中受到了“出乎意外的熱情款待”。但是，與對中方接待態度的這種感受相反，就訪華的結果而言，如借用考察團成員的感想代作概括的話，卻是“日中雙方都是互批對方不公，牢騷滿腹，根本談不上具體交涉經濟提攜”。

造成這一巨大反差的根本原因，在于中日雙方在“解決政治障礙”與“實現經濟提攜”孰先孰后問題上的對立。

首先，蔣介石在3月12日考慮如何接待來訪時即確定“親仁睦鄰之基礎必植乎平等互惠之上”，“日本必須輔助中國在政治上獨立，然后乃得臻乎平等之域，而中日親善與東亞之和平，以及共存共榮之目的乃得達到而不致虛談也。”

基此理念，蔣在3月16日為日方舉行的招待茶會的講演中，意味深長地提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蔣雖然用心良苦，但其弦外之音還是刺激了日方。據國民政府的內線情報，考察團的一些成員對蔣特地強調這八個字，“大為憤慨，謂蔣年輕無禮”。

其次，在考察團訪問過程中，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外交部長王寵惠、新任中政會秘書長張群等政府大員分別和日方會談，但每次都未能在政治與經濟孰先孰后的問題上取得一致。

譬如，在3月16日孔祥熙與考察團成員藤山愛一郎的會談中，藤山提出：中國輿論要求以解決華北問題為中日經濟提攜的前提，適足于刺激日本軍部而引起其反抗，故日方甚望調整邦交能先由經濟提攜著手。

對此，孔祥熙先以林銑十郎內閣以答允軍部擴軍預算而圖約束軍部為例，指出這種以討好軍部為優先考慮的做法“實無異抱薪救火”，因為它不但增加日本財政經濟之困難，而且“將來軍備擴張完成之日，軍人有恃無恐，難保其不故態復萌，重行對外滋事”。

接著，在藤山主張“但過去擴張軍備，中國方面亦須負一部份之責任”后，孔祥熙反駁說：現在華北種種非法組織均以日本軍閥為依附，中日情感惡劣，原因全在日本軍閥對華種種非法行動。“此種惡劣情感，如不加以消除，則經濟提攜恐亦難收良果”。最后，孔祥熙還以“‘好感’為最好之商標”為理由強調：日本如欲發展對華貿易，當務之急“唯有設法消除敝國民眾之對日反感”。

但是，盡管遭到了孔祥熙的否定，藤山愛一郎翌日在同王寵惠的會談中還是老調重彈，再次以“避免刺激日本軍部”為理由，希望中方“當此中日進行經濟提攜之際，勿對華北問題過事要求”。

對此，王寵惠指出：中日調整邦交，雙方均有困難，而中方困難多于日方。因為，“除軍人之一部份外，人民全體可謂均實不滿意政府年來對日之方針”。

接著，王強調：“東北問題姑暫不論，貴國軍人在華北之非法行動，喧騰國際，例如察北、冀東、冀察等非法組織，走私販賣毒品及特務機關等等，均為國際關系上之一種異態現象”。王還從感情因素的重要性出發，分析說：“忍耐有相當之限度。即如橡皮鋼鐵等之伸展力，亦莫不有一相當之限度，物質然，人類亦然。何況人類更有感情作用雜于其間乎？”所以“經濟提攜絕不能漠視人民之感情，而欲求兩國人民感情之融洽，則政治問題勢亦不得不加以改善。故本人以為經濟提攜固須注意，政治問題亦須加以研究，全盤籌劃，以冀辟開一新途徑。然后中日邦交始克有調整之機運也。”

另外，在張群及實業部長吳鼎昌、鐵道部長張嘉璈等人和日方的會談中，中方也強調“華北問題是中日關系之癌”，“不融洽國民感情任何事都辦不成”，故希望日方解決冀東走私、日本軍用機自由飛行及特務機關的越軌行動等問題，結束日本軍部意在實現華北特殊化的活動。日方則以“環境尚感困難”為由，堅持主張從經濟提攜著手，由易而難。對此，中方明確回答：“次第辦理固可，但須以完成華北行政主權為目標”，其間必須警戒日本軍方舉動，不可因要求特殊而刺激國民情感。

比起上述講究禮儀的官方會談來，在由實業界人士出面的具體交涉中，雙方的對立更是顯得劍拔弩張。據日方紀錄，中方出席者直率地詳述日本在華北進行的走私等破壞活動給中國造成了巨大損害，致使99%的中國人抱有反日感情，不解決這個問題，不可能實現經濟合作。考察團成員則以高壓態度辯稱“華北的問題只是滿洲問題的延長，而滿洲問題則是起因于中方的非法行為”，“所謂中國人的反日感情實際上是中國政府煽動的結果”，并指責“中國人的毛病是不知適可而止，總是在外交上不斷提出要求，而且實現了一個馬上又提出另一個。”對日方的這些言論，中方當然也都作了嚴厲的批駁。

上述會談中的交鋒說明，中日雙方都很重視調整邦交時的“感情”等心態因素，但日方注重的是避免刺激日本軍部，故主張在擱置日本在華北制造的政治障礙的前提下，先著手中日經濟提攜，并把中國人的反日感情歸罪于國民政府的煽動；中方則強調是日本的破壞活動激發了中國人的反日感情，而“經濟提攜絕不能漠視人民之感情”，所以只有先排除日本在華北制造的政治障礙，融洽國民感情以后，經濟提攜方有可能。

這些對立再次反映了雙方在重大原則問題上的根本分歧。二者相比，中方的意見無疑更加符合邏輯。結果，日本經濟考察團在“經濟提攜先行”遭拒的狀況下鎩羽而歸。

2、日本經濟考察團訪華受挫的影響

中日之間的沖突在日本引起了軒然大波。這是因為，日本朝野本來就存在著對溫和姿態副作用的前述擔心，而中方對“擱置政治、經濟先行”的異議，現在被他們看成為“副作用”的佐證。所以，在經濟考察團的訪華尚在進行之時，隨著媒體對雙方激烈爭論的報導，日本就掀起了攻擊中國的高潮。

首先，《讀賣新聞》等媒體用“國府態度傲然　解決滿洲問題為確定鐵則　對經濟冷淡”作標題，稱“所傳贊同佐藤外交，歡迎經濟使節云云，乃日方聊以自慰之淺見”。

同時，佐藤尚武也再次在議會遭到指責。好幾個議員在3月20日的會議中批判說，佐藤此前的演說是不能原諒的，因為它令人感到日本似乎做了錯事。

佐藤答辯說自己的演說給國外的印象很好。議員斥之為“胡說八道”，理由是佐藤的演說促使美國等第三國“誤以為日本已經放棄了在東亞的優先權”。為了迎合議會的總體氣氛，佐藤在23日的議會答辯中，明確表示“對華北要作特殊考慮，和華中、華南區別對待”。

蘇聯《真理報》就此批判說“佐藤竟完全接受軍部立場，所謂中國應分華北、華中、華南三部對付，即日本軍人分化中國之一貫政策，冀東及冀察之特殊組織即該政策之初步實現。”這一批判說明，佐藤本人在經濟考察團受挫之后，越來越以滿足國內的強硬派為優先，以致無暇顧及國外對“佐藤外交”的觀感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媒體中最早倡導重新認識中國及緩和對華關系的《朝日新聞》，也以經濟考察團的失敗為契機而轉變了立場。

3月22日，它發表社論指責中方說：我們本來以為中國的政治家會抓住日本經濟考察團訪華的機會，從比較容易的事情做起，讓他們帶一點“土產”回家。沒想到中國一開頭就提出考察團不打算談也沒做好談的準備的政治問題，大聲疾呼解決政治問題是先決條件。它不僅錯失了好不容易到來的機會，還窒息了日中兩國的空氣，令人對調整邦交感到絕望。

接著，《朝日新聞》還就此向中方挑明：日本有一種普遍的想法，即認為對中國退一步，就會被中國要求退十步，華北問題的調整就是一個好例。因此，對日本來說，維持現狀是對中國最大的讓步。反之，如果超越“維持現狀”而作更多的讓步，只會使事態越發混亂。

日本的對華溫和姿態本來是基于對強硬手段失效的反省而意識到應在方法上有所改進，其作為貫徹措施推出的優先經濟提攜的主張，也是因為看到分離華北的政治工作在效果上適得其反，而試圖改以經濟手段另辟捷徑。

換言之，日方的這些舉措都是為確保實現自身的既定目標而在方法上的一種糾錯，在實質上，它們既非無原則的對華讓步，更非單方面的對華恩施。

但是，從對經濟考察團訪華受挫的上述反應中可以發現，在日方的心態上，對“自身糾錯”和“施惠對方”是混淆的，以致把維持現狀（不消除華北的政治障礙）及以此為前提的“經濟提攜”也看成了對中國的“讓”與“恩”，并以為中方應該就此滿足甚至知恩圖報（讓考察團帶一些“土產”回國）。

正是在這種心態的作用下，他們不顧政治改善與經濟提攜二者之間的因果關系，也不顧中方對消除政治障礙的要求早在1936年9月就已表明，而把中方不符合日方預期的意見，一概看成為利用日本的溫和而變得“傲然”及“得一步進十步”的反應。這一事實說明，此時，在扭曲的心態的制約下，日本在總體上都戴著有色眼鏡看中國，并誤把鏡片的顏色判定為中國的顏色。

但是，就中方的立場來說，如密切關注考察團訪華之行的王子壯所言：

彼所謂讓步固堅持保存華北現狀但不再侵略而已。此事我方豈易輕允？如冀東察北均由日本唆使而成之偽組織，在我國必須收回方得謂主權之初步得以維持，于三中全會明白表示者。由日本觀之，是即破壞華北現狀而堅持不讓。目前中日交涉之癥結全在于此。

王子壯指出的這一癥結根源于中日雙方在心態上的沖突。用“搶”來作比喻的話，日方想的是“我不再搶你就是對你的恩惠，你應該就此知足，否則就是得隴望蜀”；中方想的則是“你本就不該搶我，所以搶去的必須歸還”。這種心態上的碰撞，影響是巨大的。

3、對華侵略的輿論氛圍

其后的事實證明，日本經濟考察團訪華受挫后，“佐藤外交”不僅沒有在行動上再采取什么帶實質意義的緩和措施，而且其對華溫和姿態也開始在其社會總體氛圍的驅動下向逆轉起步了。

首先，3月25日，日本外務省的外圍組織日本外交協會開會討論該會兩個月前開始起草的《對華外交問題調查報告提綱》。

它本來是基于當時的反省氣氛而撰寫的，所以在關于“日本對華政策的缺陷”一節自我承認：

日本雖然主張本國的外交方針是支持中國的統一和安定，但實際做法卻往往令人懷疑日本的真意；日本的對華行動是出于對立的、懲罰的、復仇的心理，因而激起了中國的抗爭意識。但在經歷了經濟考察團的失敗后，這一次會議中又有人露骨地唱起了曾被否定的老調。比如，作為實業界人士出席會議的中日實業會社副總裁高木陸郎針對中國統一問題說：如果沒有滿洲國，問題還好說，但既然滿洲問題已經確定為日本之國策，日本對與之接壤的華北作特殊處理就是必須的。

另外，針對有人發言承認“日本國民的大多數確實具有合并滿洲和取得華北的意志，或者至少懷有侵略領土的欲望”，擔任協會干事的田村幸策反駁說：“不管怎么說，為了日本的發展，中國畢竟是應該在一定程度上被犧牲的國家。很可憐，做日本的鄰國，對中國來說本來是一種災難。”

其次，同日，在東京商工會議所舉行的對華政策座談會上，與會者就下述意見達成了一致：最近日本出現了應該反省過去的對華態度的議論，其實日本的大陸政策沒有領土野心，毫無應該反省之處，只因遭到了中國與列國的猜疑，才有必要修正方法上的不足。但是，目前中國反而因此過高估計自己的國力。所以現在我們對作為日中關系之癌的華北問題應堅持既定方針，停止調整邦交。

上述這些議論真實反映出了其時日本社會特別是實業界的總體氛圍。

作為其在外務省層面的反應，以川越茂大使為首的日本在華外交官在3月底給外務省首腦部提出了以下意見：中國過分夸張地看待佐藤外相在議會的演說，竟據此斷定日本已經對華采取讓步、妥協的態度，加之其國內統一的進展和英國在背后的援助，目前中國的對日輿論趨于強硬化，不僅要求日本取消冀東、冀察政府，而且對任何問題都堅持己見，其氣勢有使外相所期待的圓滿的交涉難以實現之虞。如果中國繼續誤解外相的演說，得隴望蜀，日后還可能單方面廢除治外法權，從而重蹈1928、1929年的覆轍。故日本應該按既定方針堅持經濟先行，各部門應該統一對策，停止對華交涉，并采取促進中國反省的方針。

上述一系列事態說明，以圍繞經濟提攜問題的沖突為轉折點，日本各界凝成了一種帶有共性的偏見，即認為日本的對華溫和姿態遭到了中國的誤解，致使其反而出現了對日強硬與“得隴望蜀”的傾向。

在這一偏見的誘導下，日方不僅就停止調整邦交達成了共識，而且其觀察中國及處理對華關系時，開始把如何消除溫和姿態的副作用和如何制止中國“得隴望蜀”放在最優先位置，以致進一步模糊了對事物本身的是非與利害的考量。

這既是日本對華溫和姿態向舊態逆轉的主因，也是其在逆轉初始階段的特點。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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