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匡胤雖結束五代亂世，定下四大國策，卻親手埋大宋 168 年國運

趙匡胤雖然結束五代亂世，恢復華夏文明的秩序，建立的宋朝開創了古代中國經濟文化的頂峰，但一生功績卻很難與漢武帝、唐太宗相媲美，不僅是在于它是一個軍事積弱的“弱宋”，卻在于建國初的四大國策，猶如四顆“定時炸彈”，最終醞釀了靖康之恥的亡國悲劇。

因此，后人有觀點認為，北宋享國 168 年而亡，根子不在徽宗、不在蔡京、不在金兵，卻在趙匡胤。現在，本文就分析趙匡胤建國初期的四大國策，如何成為北宋享國運168年的隱患。

一、重文輕武：自廢武功，埋下軍事孱弱的隱患

趙匡胤在陳橋兵變“黃袍加身”之后，生怕手下武將也效仿他篡奪自己皇位。于是，他在建隆二年（961年），趙匡胤設宴款待石守信、高懷德等禁軍高級將領，

在這一場酒宴上，趙匡胤經過一番推心置腹，終于勸說眾將紛紛愿意以富貴換兵權，史稱“杯酒釋兵權”。

雖然趙匡胤用溫柔和平奪權的方式，成功避免了武將叛亂的風險，徹底解決了唐末以來武將跋扈、藩鎮割據的痼疾，實現了內部穩定。但是，卻是嚴重削弱了宋朝的軍事力量。

現在，看看趙匡胤制定的重文輕武政策，如何自廢武功：

1強干弱枝：

趙匡胤為了加強中央集權，杜絕唐末五代地方藩鎮割據局面的出現。于是，他將精銳部隊集中在中央禁軍，地方軍隊的兵力相對薄弱。簡單來說，精兵駐京，邊防弱旅充數。

雖然這種強干弱枝的軍事布局，有利于加強中央集權和加強皇權，卻使得宋朝在面對外敵入侵時往往處于被動挨打的境地。

2 “更戍法”

北宋一開國，為了削弱武將的權力，實行“更戍法”。簡單來說，就是頻繁調動士兵，使“兵不識將，將不識兵”，雖然能防止武將擁兵自重，軍隊稱為武將的“私家軍”，杜絕藩鎮和地方軍閥出現，卻嚴重削弱了軍隊戰斗力。

3 三衙分權：

為了削弱武將的權力，趙匡胤實行三衙分權，也就是統兵權、調兵權分離，打仗互相掣肘，嚴重制約了武將軍事才華之發揮。

二、縱容文官集團：貪腐制度化，內耗不斷拖垮朝政

除了打壓和削弱武將權力之外，趙匡胤還重文輕武，從唐末重武的極端走向了重文的極端，養活了臃腫的文官集團，縱容文官集團失控，貪腐制度化。

趙匡胤從立國開始，為了鞏固統治，就集體拉攏文官集團，推行“與士大夫治天下”的理念。

他的理念本身也沒錯，這一切是為了糾正唐末五代的弊端。但是，他重文輕武，縱容文官集團膨脹和失控，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如趙匡胤立下祖訓：不殺士大夫。之后，為了讓文官集團壓制武將，北宋從開國皇帝趙匡胤開始，就是科舉擴招，實行“恩蔭”制度，高官子弟可直接入仕，導致官僚隊伍惡性膨脹。

如宋真宗時期官員約1萬人，到宋仁宗時已達2萬余人，翻了一番。北宋給予這些膨脹的文官集團很高的待遇，如壟斷話語權，高薪養廉，貪腐合法化。

但是這些膨脹的文官系統，卻走向了失控。如對文官集團的高薪養廉，卻養出了巨貪，形成了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這些文官壟斷話語權，結黨營私、黨同伐異，從慶歷黨爭到新舊黨爭，內耗不斷。官員們忙于爭權奪利，治國理政反而成了次要，加劇了國家的內耗。如蘇軾因“烏臺詩案”險些喪命，正是文官集團內部傾軋、勾心斗角的縮影。

如《水滸傳》里高俅、蔡京等貪官橫行霸道，并非藝術夸張，卻是北宋官場腐敗常態的反映。最典型就是林沖，被貪官逼得無路可走，忍無可忍，最后只能是逼上梁山。

在軍事上，文人監軍，外行指揮內行。這也使武將報國無門，文官貪腐無阻，國家機器從根爛掉。貪污腐敗的橫行、軍事孱弱的“弱宋”，決定了北宋在靖康之恥中亡國。

三、不抑土地兼并：貧富懸殊，社會矛盾激化

歷史上很多封建王朝從立國開始，都深知土地兼并的危害性，如貧富懸殊、激化社會矛盾、特權階層形成，以及社會不公。所以，很多王朝開國皇帝建國初都實施“均田制”、查清土地、打擊地主豪強。

但趙匡胤為了善待功臣，立國初就實施“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他認為貴族地主兼并土地，實際上是在“為國守財”，比起那些被逼上梁山的強盜竊賊要好得多。

所以，趙匡胤就明確：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并直言：“富室連我阡陌，為國守財爾。”為了鼓勵土地兼并，他放棄均田、限田，允許土地自由買賣、無限占有。

然而，鼓勵土地兼并政策，卻導致了土地高度集中于少數地主手中，大量農民失去土地成為佃農或流民。

當失去土地的流民走投無路時，為了生存只能起義，與北宋朝廷對抗。據記載，兩宋農民起義達430余起，王小波、李順、方臘、宋江接連起義，這些起義雖未造成全國大亂，卻是遍地烽火、嚴重影響北宋社會的穩定。《水滸傳》講述不是故事，卻是以文學形式，講述北宋社會官逼民反、民眾苦難生活的真相。

同時，土地兼并的存在，還導致國家稅收流失。地主階級為了逃避稅收，故意隱瞞土地數量，造成北宋政府的財政收入流失，為后續的財政危機埋下伏筆。可以總結，北宋繁華只屬于汴梁和繁華的東南，以及官僚和地主階層；廣大農民賦稅沉重、生活也是苦不堪言。

四、冗官冗兵冗費：三冗死循環，直接拖垮大宋國庫

趙匡胤的前三大國策，直接催生了北宋第四大問題——“三冗”的死循環：

冗官：宋初官僚體系膨脹，官員萬余名，宋仁宗時候突破2.4 萬。大量冗官的存在，不僅造成行政效率低下，更是加重了國家的財政負擔，如北宋官員俸祿已占財政支出的三分之一，無疑加重民眾負擔。

冗兵：為了防止內亂和內部穩定，宋朝實行募兵制，將流民招入軍隊。宋太祖時禁軍20萬，到仁宗時已達82萬，加上地方軍總計125萬，養活如此多的士兵，造成北宋冗兵現象的存在。

冗兵最大弊端，就是士兵大多數是沒經過軍事訓練，毫無戰斗能力，消耗國家軍餉的流民。根據記載，北宋的軍費占了財政收入的六分之七，自然掏空了北宋的國庫。

冗費：由前面的冗官和冗兵，以及皇室的奢侈浪費（如宋真宗年間修建玉清昭應宮，耗費巨萬），以及對遼國的歲幣等造成的財政負擔。如此多的開銷，使得北宋財政都是入不敷出，常年赤字，這就是冗費問題的產生。

如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北宋當年收入11613萬緡，可花出去的就有13186萬緡，一下子就虧了1573萬緡，這就是冗費拖垮北宋社會的最好例子。

由冗官、冗兵造成的冗費，使得北宋社會如同一輛超載的馬車，在重壓下艱難前行。為了緩解壓力，北宋朝廷只能拼命向底層百姓加稅，形成“朝廷越窮→加稅越狠→百姓越苦→社會越亂”的惡性循環，進一步加速北宋的衰落。

五 王安石變法：無力回天的補救，印證國策隱患的不可逆

宋神宗時代，宰相王安石看透了北宋的危機：國窮、兵弱、民貧，這一切的根源在于土地集中和官僚集團的壟斷。

于是，王安石主持變法，搞了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稅法這些政策，試圖能富國強兵、抑制土地兼并，挽救北宋的危局。

可是，王安石變法觸動了文官官僚集團的利益，自然遭受這些官僚既得利益集團的圍攻，最終變法失敗。

結語：

可以總結，趙匡胤黃袍加身建立北宋時候，滿腦子想著都是防止內亂、維持內部穩定，卻忽略了長遠發展。他定下的四大國策，看似穩固了皇權，卻打造了一個富而不強、繁華虛假、外強中干、外弱內腐的大宋朝管理制度。

當168年后，強大的外敵金軍入侵，大宋管理制度的弊端集中爆發，最終導致了北宋“靖康之恥”滅國的悲劇。

北宋滅亡的悲劇，告訴我們任何制度設計，如果只著眼于眼前穩定，而忽視長遠發展，終將付出沉重代價。因此，政策制定者應該考慮各種因素，權衡利弊得失，避免因為短視或片面而引發不可預料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