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切實可行的應對方案則是一個截然不同層面的挑戰。不過,至少仍有部分人士在為此努力。考慮到特朗普政府在制造或未能應對諸多集體困境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們理所當然需要將目光投向別處,以尋找潛在的解決方案。
加拿大總理賈斯廷·特魯多近期在達沃斯的演講之所以引發廣泛關注,原因之一在于他敏銳地指出了人類所面臨問題的本質。盡管他在發言時顯得頗為謹慎,并未直接點明這些問題的主要根源。
作為另一個中等強國的領導人,芬蘭總統亞歷山大·斯圖布同樣謹慎地避免了直接的指責。但在剖析當前國際秩序的缺陷時,他的探討比特魯多更為深入。
斯圖布還提出了一些具有建設性的應對思路。只要唐納德·特朗普依然入主白宮,這些構想或許很難被真正采納。但斯圖布在其著作《權力的三角》中提醒我們,盡管人類仍在不斷做出令人匪夷所思的愚蠢舉動,但我們本質上依然是一個極具智慧的物種。
在斯圖布對日益脆弱的國際秩序的分析中,核心概念便是“權力的三角”。這并非一個全新的理論框架,但斯圖布對一些人們熟知的理念進行了重新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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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將世界劃分為三個關鍵的國家集群,這些集群主要由地理位置來界定。盡管近期外界的注意力理所當然地集中在全球西方與東方的博弈上,但斯圖布認為,南方國家掌握著“決定鐘擺走向的權力”。最終的結局將由競爭、沖突與合作這三大核心動力的相對影響力來決定。
在當今世界,競爭與沖突顯然已經泛濫成災,而實質性的合作卻極度匱乏。斯圖布斷言,這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國家的過失。這源于一種“雙重錯誤”:將安全置于自由之上,以及給予其他國家“不足的能動性和權力”。
構建一個更具包容性的國際秩序的起點,在于斯圖布所稱的“基于價值觀的現實主義”。這意味著既要堅守那些讓芬蘭成為良好治理與國民幸福典范的自由主義價值觀,“同時也要謙遜、尊重地與那些不認同這些價值觀的國家展開合作”。
要擺脫將人類引向今日困境的傳統零和現實主義世界觀,西方國家必須發揮主導作用,“重塑多邊主義,使其真正惠及所有人”。這將要求各國踐行斯圖布提出的“有尊嚴的外交政策”,該政策以相互尊重為基礎,強調“以身作則而非空洞說教”。盡管這聽起來或許有些理想化,但如果另一種選擇是將伊朗、加沙或黎巴嫩的婦女兒童炸回石器時代,那么這種構想絕對值得我們嚴肅對待。
斯圖布重振國際秩序愿景的關鍵,在于扭轉走向多極化的趨勢,并全面恢復多邊主義。多邊主義是人們常說的“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的代名詞;而多極化則是一個充斥著利益勢力范圍競爭的世界。斯圖布將后者稱為“權力的寡頭壟斷”,在這樣的世界里,強者為所欲為,弱者只能逆來順受。
實現這一過程的首要步驟,是認識到“相互依存如今是解決問題的關鍵,而非問題本身”。盡管這聽起來可能讓人聯想到過去對全球化效應某些過于樂觀的預測,但斯圖布的觀點確實切中要害:“我們并非僅僅處于一個過渡期;我們正在為未來的世界秩序而戰。通往健康結局的道路,必然要穿過從聯合國到更廣泛領域的國際機構。在這些機構中,我們必須重新思考成員資格與權力分配,以確保全球合作得以存續。”
斯圖布指出,世界正在被人口、氣候和技術等“結構性”力量重塑。人類需要發展或復興多邊機構,以應對我們有史以來面臨的最嚴峻的集體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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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稱道的是,斯圖布基于其“務實的現實主義”理念,就如何改革包括備受爭議的聯合國在內的關鍵機構,提出了一些極具建設性的建議。
改革嚴重脫離時代且缺乏代表性的安理會無疑是正確的切入點,盡管這注定困難重重。但在當前環境下,僅僅是嘗試通過改革來促進合作,本身就具有重要價值。正如斯圖布所言,協調一致的行動能夠“對競爭與沖突產生實質性影響”。
長期以來,像澳大利亞這樣的中等強國一直聲稱自己具備這種影響力,盡管目前幾乎看不到任何確鑿的證據。就澳大利亞而言,部分問題在于,盡管芬蘭在地緣政治上看似微不足道,但澳大利亞主要政黨中卻無人具備芬蘭總統那樣的政治想象力與格局。
在極少數情況下,如果我們的政策制定者或國防界人士真的閱讀了《權力的三角》,他們或許需要思考一系列問題。因為對于所有試圖在大國之間艱難求生的中等強國而言,這些問題都具有高度的相關性。
分析人士指出,其中一個大國對世界其他地區構成了明顯且迫在眉睫的威脅。
斯圖布認為,部分問題在于“以歐洲或亞洲的標準來看,美國并非一個現代社會”。這有助于解釋激進形式的福音派宗教在特朗普政府中日益增長的影響力。同時,這也解釋了為何美國會長期飽受醫療、教育和住房資源匱乏的困擾。
治理一個相對幸福、包容且信息透明的社會,能賦予其領導人更廣闊的視野,使其得以超越國界進行思考。斯圖布強調,如果“我們”希望在應對經濟、地緣政治尤其是環境安全缺失方面取得任何實質性進展,這種宏觀視角是不可或缺的。
強化對包容且有效的多邊主義的承諾至關重要。像澳大利亞這樣定位相似的中等強國,理應全力支持斯圖布為打造一個更加平等、寬容的世界所付出的努力:“如果沒有強大的多邊體系,所有國家間的協議都將淪為純粹的交易。多極世界依靠自身利益運轉。而多邊世界則將共同利益轉化為自身利益。”
盡管許多西方人士可能對南方部分地區的政治體制、宗教信仰和社會價值觀持保留態度,但美國日益顯現的威權主義傾向以及與特朗普政府相關的公然腐敗現象表明,這已經不再僅僅是“他們”的問題。這也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共同危機。
很難想象我們的執政黨或反對黨中會有人發表評論,更不用說采取實際行動來支持斯圖布這一深思熟慮且具可行性的議程了。然而顯而易見的是,相比于美國,我們與芬蘭的共同點其實更多——即便美國目前并非由財閥和狂人集團所掌控。
當我們所謂的首席盟友顯然已經成為問題的一部分而非解決方案時,倡導共同利益而非迎合他國的私利,聽起來無疑是一個極其明智且“現實”的選擇。我們沒有時間干等特朗普卸任,而且也沒有人能保證他的繼任者會表現得更好。
如何讓理智的人來管理世界及其各個組成部分,是人類面臨的永恒挑戰。雖然這類討論通常被期望以積極的基調收尾,但審視當前這一批全球領導人,外界對人類的前景實在難以盲目樂觀。
不過,閱讀斯圖布的著作至少能在短時間內給你帶來一絲慰藉,即便它無法立刻改變這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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