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館、工廠與監獄之間的葛蘭西——寫在葛蘭西被捕一百年后

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意大利共產黨創始人之一安東尼奧·葛蘭西留給后世最深刻的遺產，并非一套學說，而是一種在危機中思考與實踐的“方法”。他畢生關注的核心問題——一種新的集體意志如何從工廠車間、報紙專欄乃至日常語言的肌理中緩慢凝結——迫使后來的思考者必須進入具體的歷史地形。這也解釋了為何其思想始終在不同時代被重新激活。

“我們必須讓這顆頭腦停止運作二十年！”這句惡名昭著的話，出自法西斯檢察官之口。它真正令人不寒而栗之處，不只在殘酷性，更在準確性。墨索里尼知道，真正具備危險頭腦的人物，不只會寫文章、作演講、批判暴政，更能把宣傳、教育、工人、群眾和政黨有機地組織起來。安東尼奧·葛蘭西恰恰屬于這類危險分子。也正因為如此，我們在一百年后重談葛蘭西，不應只從《獄中札記》出發，而要把他放回都靈的報館、工廠和街頭，放回戰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審查制度與戰后的社會失序，放回羅馬的蒙特奇托里奧宮和南意大利圖里的單間牢房。只有在這些彼此疊壓的場景里，葛蘭西才真正是作為一個具體的現代人，而不只是作為抽象的“思想家”重新活過來。

安東尼奧·葛蘭西（1891—1937）

社會主義者要創造自身的語言、紀律、文化與組織

若說葛蘭西屬于“現代”，首先是因為他成長于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工業時代，而不是人們想象的帶有浪漫主義余溫的舊意大利。

1911年，他從撒丁島來到都靈讀大學時，這座阿爾卑斯山腳下的城市，已是全意大利最密集、最嘈雜的工業實驗場。菲亞特從1899年創立時的60名工人，迅速擴展到擁有數千名工人和大片廠區的現代企業；都靈全城數十萬人口中，有將近三分之一與工業生產直接相關。電車穿城而過，煤氣燈與新式照明并存，廠區汽笛劃破清晨，夜班工人與晨報一起從街口涌出。葛蘭西不是在一個前現代城市里研習政治，而是在一個汽笛、鐘點、班次、車間和截稿時間支配生活節奏的場域，學會如何讀懂現代社會的“慣習”。都靈給了他新的感官經驗：工廠大門、報館燈火、印刷機的轟鳴、罷工人群向波河沿岸聚攏、大學課堂與工人集會之間那條可以步行抵達的路線。作為葛蘭西的同窗與摯友，前意共總書記帕爾米羅·陶里亞蒂回憶說，他們有時會逃離大學課堂，到波河岸邊旁聽工人集會的發言。葛蘭西正是在這種氛圍下，進入了現代經濟與政治的中心地帶。

葛蘭西未能完成大學學業，他也從來不是傳統知識分子的精神領袖，而是報館里成熟的思想者與社會觀察者。真正的新聞工作，會訓練一個人感知時代的節奏：哪個詞會引爆一場黨內爭論，哪種語氣會改變群眾對政策的理解，哪種敘述會讓歷史的走向偏向統治者。大學期間，他便開始在《前進報》皮埃蒙特版的“高塔之下”專欄撰寫政論。安東內利尖塔（Mole Antonelliana）是都靈城的地標建筑；而“高塔”本身也是一個極富象征意味的觀察點：工業城市的現代性地標，既貼近市井，又俯瞰城市，可捕捉現代社會最細小卻也最關鍵的震顫。葛蘭西正是通過專欄時評，開始對社會現象和時事熱點進行持續的微觀分析與文化反思，也是在這種新聞工作中，慢慢積累了關于常識、組織、領導權和市民社會的敏感度。

都靈地標建筑安東內利尖塔 均資料圖片

值得注意的是，墨索里尼作為社會黨內極左翼激進派的代表，曾在1912年至1914年擔任《前進報》的主編；是他將這份報紙變成了激進的革命喉舌，并通過大幅增加對罷工和階級斗爭的報道，在工人中積累了極高聲望。在葛蘭西眼中，墨索里尼從來不是陌生的敵人，而是一種自己曾經接近、甚至一度試圖理解其能量來源的現代強人。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墨索里尼的政治轉向點，也是葛蘭西的社會“大學”。大戰爆發后，“第二國際”事實上崩潰，歐洲主要社會主義政黨紛紛轉向支持本國政府。意大利社會黨堅守“絕對中立”，墨索里尼則認為大戰是摧毀舊秩序、實現社會革命的催化劑，主張意大利參戰。因這一“叛舉”，他被開除出黨，并迅速從“反資產階級的革命者”蛻變為“反社會主義的民族主義者”。葛蘭西近距離觀察到了這一切。但在他眼中，墨索里尼首先是一個新聞人，一個懂得如何制造節奏、占據陣地、把口號變成現實力量的“新秩序”構建者。在“墨索里尼叛黨”的政治風波中，葛蘭西發表了他第一篇有影響力的政論——《積極而有效的中立》。這篇文章曾讓他長期背負罵名，被認為在為墨索里尼辯護。但葛蘭西所反對的，是把“中立”理解為宿命論式旁觀的冷漠態度；他所質疑的，是社會主義者如何在戰時保持主動性，如何能把震蕩局勢轉化為組織工人、教育群眾、形成無產階級意志的時機。葛蘭西與墨索里尼的關系，絕不能簡單地抽象為“正與邪”的倫理劇。誠然，二者曾有過某種相似性：他們都超前預判到，現代政治不再是議會國家的政客爭論，而是報紙、街頭、群眾心理、國家機器和社會情緒之間的整體博弈。不同之處在于：墨索里尼最終把這種現代政治的“具體性”變成了馴化群眾的技藝；而葛蘭西則認識到，社會主義者如不能創造自身的語言、紀律、文化與組織，就只能把群眾力量拱手讓人。

這條線索在1917年俄國革命后日漸明朗。葛蘭西在《關于俄國革命的說明》中寫道，革命“不僅是一個事實，而且是一個無產階級的行動”；在《反〈資本論〉的革命》中又寫，社會主義宣傳與戰爭經驗共同“創造了俄國人民的社會意志”。這兩句話常被當作葛蘭西“唯意志論”的證明，可我們不能選擇性忽略其中的問題意識：歷史不是靠所謂客觀條件自動發生的，革命主體也不是預先存在的，它必須被組織、被教育、被塑造。1919年，《新秩序——社會主義文化周刊》應運而生。對葛蘭西而言，他主辦的這份報刊像是一塊政治實驗田：在這里，文化、教育、工會、組織互相交織。在蘇維埃思想的影響下，“車間委員會”“工廠委員會”比過去的工會機構更有效。1919年9月，第一個工廠委員會在菲亞特-布萊維蒂成立；到12月初，這場運動已有12萬工人參加。對葛蘭西而言，這不是微觀的“工會組織的管理技藝”，而是關乎國家形式的總體問題：新的權力必須在奪取國家之前，就在生產和生活的基層環節中生根發芽。

1919年5月1日《新秩序——社會主義文化周刊》創刊號

正是在這一點上，形成了葛蘭西與馬基雅維利、列寧和墨索里尼之間的歷史張力。馬基雅維利給他的，不是狡黠的“權術”，而是歷史的現實洞見：政治活動從來不是從純粹觀念發展而來的，而是力量、機運、制度、人民與組織之間的復雜糅合。葛蘭西在《獄中札記》中回到馬基雅維利筆下半獸半人的“半人馬”形象；因為它象征了現代政治的雙重性質：力量與同意、權威與領導、強制與共識，從來不是彼此分開的，而總是纏在一起。列寧給他的，則是另一種經驗：如何把世界性的革命危機“轉譯”為民族國家內部的具體戰略，如何讓政黨成為能夠組織群眾、形成集體意志的現代形式。墨索里尼則構成了一面黑鏡：他同樣懂得報紙、神話、群眾和陣地的重要性，卻把這一切導向國家崇拜與群眾服從。

真正的領導權是一種更為艱難、更為緩慢的社會化過程

如果這種張力在早期報刊論戰中只是隱約可見，那么到了1925年5月16日，便第一次在國家權力內部正面顯現。那天，葛蘭西在羅馬的蒙特奇托里奧宮完成了他人生唯一一次國會發言。法西斯政權提出了“反秘密社團法案”，它名義上針對共濟會，但真正瞄準的卻是尚未被國家完全馴服的社會組織。葛蘭西直言，這是“法西斯主義第一次真正的行動”；他又問，法西斯的“奪取國家”究竟意味著什么。在蒙特奇托里奧宮喧囂渾濁的空氣中，葛蘭西與墨索里尼進入了同一歷史時空：這次不在報紙上，不在傳聞中，而在國家權力內部，面對面地爭奪誰有資格代表民族、代表國家、代表人民。葛蘭西將其全部政治思考的要義，壓縮在短促而鋒利的議會發言中：現代政治真正的戰場，絕不只是政府，更不只是軍警，而是那些介于國家與個人之間的地帶——報紙、學校、社團、工會、政黨、地方性機構，以及人們判斷是非的“常識”。

這就是葛蘭西最著名、也最容易被誤讀、被濫用的概念——領導權。人們常將其理解成“文化霸權”，仿佛誰控制了媒體、學校和知識界，誰就能穩贏。但在葛蘭西那里，領導權并不是意識形態對社會基層組織的引領，而是一種更為艱難、更為緩慢的社會化過程：一種新的道德、新的常識、新的語言、新的組織習慣，怎樣在社會內部一點點抽出新芽。因為，意大利并非一個“普通”的現代世俗國家。它既要建構現代政治，又不得不長期與天主教會這一擁有千年成熟組織的龐然大物共處、對峙、妥協。換句話說，意大利的現代性與新秩序，一開始就不是在平地之上建構的，而是始終疊在一個古老而頑強的宗教-政治集團之上。正如蘭佩杜薩的《豹》以及維斯康蒂的同名電影所呈現的，這是一個“現代國家已經到來，而舊貴族、舊教會、舊地方性力量卻并未真正退場”的意大利。新與舊不是簡單交替，而是彼此纏繞、彼此塑形；而葛蘭西恰恰是在這種纏繞中理解意大利政治的。

葛蘭西在政論《意大利的天主教徒》中指出，天主教徒所組建的全國性現代政黨，是“自意大利復興運動以來最重大的歷史事件”。在意大利，教會不是單純的“舊制度殘余”，而是一種能夠組織社會、約束意識、進入日常的強大力量。也正因為如此，葛蘭西后來關于“領導權”的思考，才不能被理解為純粹的文化理論。它首先來自一個十分“意大利”的具體問題：真正的領導權不是從上而下壓向社會基層，而是通過無數細小的基層滲透、教育工作、情感聯結、日常說服和制度萌芽，逐漸進入社會的肌理與結構。在《國家與社會主義》中，葛蘭西把“國家”從抽象拉回到現實的組織問題上：一旦舊秩序崩解了，新秩序憑什么站得住？工廠怎樣運行？紀律如何形成？群眾怎樣從被統治者變成能自我組織的主體？隨后，《里昂提綱》和《南方問題的若干議題》又把這一問題推進到全國范圍：北方工人如果不能與南方農民形成真正的聯盟，不能把地方性的痛苦和經驗提升為“民族與人民”的政治意志，那么他們就永遠不可能成為真正的領導階級。

獄中寫作，為后來者留下一套可以不斷被重新啟用的思想工具

1926年11月，葛蘭西的政治活動戛然而止，但他并不打算以“圣徒受難式”的浪漫主義革命敘事終結人生。在牢獄歲月中，葛蘭西精神世界的孤獨與痛苦達到了極點。圍繞葛蘭西晚年的一個陰影，始終揮之不去：他究竟有沒有成為意大利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棄子？在無盡的疑慮、猜測與等待中，葛蘭西仍在自救、仍在工作、仍在通過書信譴責意共放棄統一戰線的政治錯誤。盡管每日與疾病、酷刑相伴，但葛蘭西卻拒絕成為一個被神圣化的英雄烈士，因為這意味著他政治實踐與政治生命的終結。在1931年9月20日致塔吉婭娜的書信中，葛蘭西借用《神曲·地獄篇》第十歌的文學意象表露了此番心意——他不想成為法利那塔式的“殉道者”，而是想保持卡瓦爾堪臺式意共領袖的“活人感”：

按傳統觀點，第十歌是法利那塔之歌 。而我認為在第十歌中表現了兩個悲劇：法利那塔與卡瓦爾堪臺的悲劇 。我們能夠看到卡瓦爾堪臺和法利那塔之間的差異。當法利那塔聽到有人說佛羅倫薩語時，他立即變回了黨派領袖、吉伯林派的英雄；相反，卡瓦爾堪臺心中惦記的只有圭多，當聽到有人在講佛羅倫薩語時，他突然一躍而起，希望知道此刻的圭多是生是死 。

當意共與蘇聯的救援工作不再可能，葛蘭西便開始為“永恒”而寫作。葛蘭西借用德語“für ewig”，不是在追求歌德那種文學意義上的“不朽”（盡管1947年他的《獄中書簡》被追授了維亞雷焦文學獎），而是想以一種細密而持久的方式，把政治實踐拋給他的時代難題逐一拆開、反復追問——從歷史、國家、教育到語言、民俗、文學。

當被迫從現實政治與政黨組織中抽離之后，葛蘭西的寫作方式也隨之改變：過去那種作為新聞人、黨內領袖、國會議員的鋒芒，必須讓位于更加“迂回”、更可持續的表達形式。圖里監獄的痛苦與折磨讓葛蘭西懂得，在審查與監禁之下，思想要“活下去”，就必須找到新的傳播方式與書寫體裁。然而，理論上的迂回，是為了更準確地回應當下的挑戰。這或許是讓法西斯審查者相信“我只關心文化”的自我偽裝，但偽裝背后是葛蘭西更堅定的承諾——以哲學研究處理所處時代的政治問題。比如，他在獄中對比較語言學的持續興趣，就不僅是學術偏好，更是對社會主義在蘇聯的發展道路以及社會主義在西歐不同國家如何被“翻譯”、被“適配”的反思。也正因此，《獄中札記》才成為他為“永恒”留下的精神遺產。藉由寫作，葛蘭西在理論上實現了自我救贖，也為后來者留下了一套可以不斷被重新啟用的思想工具。

或許，葛蘭西留給后世最深刻的遺產，并非一套封閉的學說，而是一種在危機中思考與實踐的“方法”。他畢生關注的核心問題——一種新的集體意志如何從工廠車間、報紙專欄乃至日常語言的肌理中緩慢凝結——迫使后來的思考者必須進入具體的歷史地形。這也解釋了為何其思想始終在不同時代被重新激活：諾貝托·博比奧在《葛蘭西與市民社會概念》中，將其“領導權”理論哲學化為現代政治分析的基石；路易·阿爾都塞則沿著這條路徑，在《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將領導權的運作機制，深化為對意識形態物質性結構的精密剖析。及至拉克勞與墨菲在《霸權與社會主義的策略》中，將其發展為超越階級的、基于“話語鏈接”的普遍政治理論，葛蘭西的思想已然成為理解身份政治與激進民主的語法。與此同時，羅伯特·考克斯在《生產、權力和世界秩序》中將其應用于全球層面，剖析物質力量、觀念與制度如何共塑國際秩序；而佩里·安德森在《葛蘭西的二律背反》中的工作，則始終將我們拉回歷史的具體性，提醒我們葛蘭西思想中那份連接哲學與實踐的、沉甸甸的戰略質感。這條交織的學術譜系共同印證了一點：葛蘭西早已成為我們時代分析權力、社會與主體性無法繞過的坐標。也因此，在共識于信息洪流中碎裂、權力在平臺算法中彌散的今天，從“文化領導權”到“陣地戰”的概念，方能被不斷激活，用以診斷數字時代的認同塑造與治理邏輯。回到葛蘭西，最終是為了獲得一種在復雜現實中辨析方位的視野——一種在歷史必然與主體意志之間、在宏大結構與微觀實踐之間保持張力并具體思考的能力。在這個意義上，那顆曾被命令“停止運轉二十年”的頭腦，其思考的深沉節奏，依然在與我們時代的紛繁脈搏共振。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原標題：《報館、工廠與監獄之間的葛蘭西——寫在葛蘭西被捕一百年后》

欄目主編：楊逸淇

文字編輯：陳韶旭

本文作者：王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