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德斌
近日,有韓媒報道稱,隨著兩國出現政策分歧,美國縮減了與韓國的情報共享規模;同時,韓國試圖推動的《非軍事區法》立法方案也引起美方反對。加上此前美方曾公開指責韓方在中東問題上對其“毫無幫助”,多重事件疊加,韓美之間出現的“異常氣流”難以忽視,韓美同盟關系的“情感基礎”與“信任基礎”明顯受損。
韓美之間類似的摩擦并非首次出現,而是韓國執政周期轉換導致的結構性現象。從盧武鉉、文在寅,再到當前李在明政府,只要韓國在對朝政策、對華關系等關鍵議題上試圖擴大自主空間,韓美之間便不可避免地產生張力。其根源在于,美國難以容忍韓國偏離其既定戰略軌道。每當韓國政府展現一定程度的政策獨立性時,美方往往通過安全議題施壓,并借助輿論將其政策“標簽化”。與此同時,韓國國內保守勢力傾向于借助外部壓力牽制進步政府,形成內外呼應。因此,韓美同盟的爭吵,往往是特定政治周期與國內政治結構共同作用的結果。
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次韓美間的摩擦疊加了華盛頓“美國優先”的政策變量。在這一邏輯下,美國并未將朝鮮半島置于其戰略中的優先位置,而是更傾向以成本收益衡量同盟關系。從要求韓國承擔更高防衛費、以經貿手段施壓韓國投資3500億美元等手段可看出,美方對韓美關系的看法明顯“工具化”。這種做法在韓國社會內部引發不滿,尤其是在中東局勢升級背景下,部分韓國輿論開始質疑美國安全承諾的可靠性。當同盟關系逐漸演變為交易關系,溝通和互信的紐帶自然隨之松動。
在韓國政治周期性結構與美國戰略轉變因素的雙重作用下,韓美同盟的基礎確實正在發生變化。一方面,美國戰略話語出現調整,對“延伸威懾”的強調有所弱化,甚至有美方戰略界人士公開質疑美方是否應該為保衛首爾承擔風險。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資深研究員克里斯托弗·奇維斯就在《美國需要對同盟進行審計》一文中明確表示,如果不加審慎地“重新擁抱舊盟友”,美國自身實力可能會被削弱,“甚至被拖入戰爭”。奇維斯認為,在軍事層面,與韓國結盟所帶來的風險正在上升。為降低美國遭受攻擊的風險,華盛頓“應該縮減在韓國的駐軍規模”。
另一方面,在實際操作中,美國日益以自身全球戰略需求為標尺:其他地區需要資源時便從東北亞抽調軍事資產,“印太”區域需要盟友配合時則對韓國施壓。這種“戰略靈活性”,也意味著駐韓美軍某種程度上正由所謂“保護韓國的力量”轉向服務美國全球戰略的“機動資產”。
需要注意的是,韓美的“情感基礎”和“信任基礎”確已明顯松動,但其制度基礎依然存在。《韓美相互防衛條約》依然有效,約2.8萬駐韓美軍仍在,軍事溝通機制運轉正常。換言之,韓美同盟關系目前出現的裂痕還未觸及根本。
當前,韓美同盟關系正從基于“共同價值觀”與長期承諾的聯盟,逐步轉向以利益計算為核心的交易性關系。在此背景下,韓國政府面臨的關鍵問題在于如何應對不斷上升的不確定性。韓國并不缺乏自主防衛的能力,其國防預算充足、軍工體系完善,常規軍力居世界前列,安全并非完全依賴美國。若韓方能以當前摩擦為契機,設法完善自主國防和安全體系,并拓展更具彈性的外交空間,那么這場“同盟波動”未嘗不是一次戰略機遇。反之,若繼續依賴美國的安全供給而缺乏戰略重塑,韓方則可能繼續在未來反復受制。
?總體而言,韓美同盟正處于一個調整階段:其情感與信任基礎已明顯動搖,關系邏輯正由價值認同轉向利益計算。這既體現了美國盟友政策的調整,也反映出韓國戰略選擇的內在矛盾。韓美關系的未來走向,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美國政策是否具有延續性,以及韓國的自主能力是否能夠提升。對韓國而言,關鍵不在于等待美國變化,而在于能否擺脫“既依賴又受制”的結構性困境。(作者是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朝鮮半島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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