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被打出經驗：兩伊戰爭教會他們鉆山洞造導彈，美以都攔不住

伊朗對美以沖突的應對策略，深深根植于上世紀80年代兩伊戰爭的歷史遺產中。這場沖突不僅塑造了伊朗當今的政治版圖，也奠定了其軍事體制的基石。

1980年代初兩伊戰爭期間的伊朗士兵，包括現任議會議長穆罕默德·巴吉爾·卡利巴夫和圣城軍指揮官伊斯梅爾·卡尼，1980年9月，薩達姆·侯賽因下令對伊朗發動全面的陸空聯合打擊，企圖速戰速決。他當時向伊拉克民眾承諾，將在數周內攻克德黑蘭。這場戰爭最終持續了近八年之久，導致超過100萬人喪生。

拋開戰爭帶來的巨大破壞不談，這場沖突在很大程度上將伊朗伊斯蘭塑造成了如今的體制形態。

戰爭爆發時，伊朗仍深陷1979年伊斯蘭革命后的動蕩之中。那場革命推翻了巴列維王朝，而后者曾是美國和以色列在中東地區的核心盟友。當時，革命后的伊朗軍隊正處于分崩離析的邊緣。民族主義者、左翼陣營乃至溫和派宗教團體，正在與伊朗首任最高領袖阿亞圖拉·魯霍拉·霍梅尼領導的極端保守派神職人員展開激烈的權力角逐。

薩達姆·侯賽因的入侵不僅未能顛覆霍梅尼的統治，反而陰差陽錯地起到了鞏固作用。這場戰爭為伊朗新領導層提供了契機，使其得以全面收緊管控、清除反對派勢力，并進一步強化了國家權力和機構運作。

在那段戰火紛飛的歲月里，伊朗各大城市的墻壁上隨處可見一句據稱出自霍梅尼之手的標語：“戰爭是一種恩賜。”

旅居巴黎的伊朗反對派人士、同時也是近期美以對伊沖突批評者的貝赫魯茲·法拉哈尼指出，這句標語實際上是霍梅尼鐵腕手段的遮羞布。他表示：“對于專制政權而言，戰爭無疑是最佳的恩賜。在戰爭的幌子下，任何異見聲音都可以被名正言順地噤聲，集權統治的根基也借此得以夯實。”

兩伊戰爭于1988年宣告結束。次年，霍梅尼逝世，伊朗的戰后重建工作全面鋪開。伊朗第二任最高領袖阿亞圖拉·阿里·哈梅內伊的權力也日益穩固。

隨著時間推移，墻上那些引用霍梅尼語錄的涂鴉逐漸斑駁褪色，取而代之的是哈梅內伊的標語。伊朗統治階層從那場戰爭中汲取的經驗教訓，至今仍深刻影響著該國應對政治與軍事危機的行為邏輯。

在過去幾十年中，主導伊朗政治和軍事版圖的眾多核心人物，大多是在兩伊戰爭期間嶄露頭角的。

現任伊朗外交部長阿巴斯·阿拉格奇在1980年代兩伊戰爭期間的留影。這些人物中包括已故的伊斯蘭革命衛隊圣城軍指揮官卡西姆·蘇萊曼尼，他的繼任者伊斯梅爾·卡尼，以及于3月17日遭以色列暗殺的前高級安全官員阿里·拉里賈尼。

甚至目前負責與美國進行談判的官員，也同樣屬于被那場戰爭深刻塑造的一代人。伊朗現任外交部長阿巴斯·阿拉格奇在投身外交領域之前，就曾在兩伊戰爭期間服役于伊斯蘭革命衛隊。

此外，當今伊朗最具影響力的政治人物之一、議會議長穆罕默德·巴吉爾·卡利巴夫，在戰后多年仍留在軍中任職，直到后來才脫下軍裝步入政壇。

分析人士指出，面對2月28日爆發的美以沖突，當這些領導人及其他高層試圖進一步鞏固統治時，他們或許也會在心中默念霍梅尼那句“戰爭是恩賜”的箴言。

伊朗伊斯蘭從兩伊戰爭中汲取的首要教訓之一是：在革命后的國際環境中，該國在國際舞臺上幾乎沒有真正的選擇余地。1979年之后塑造伊朗政治體制的意識形態，使得新政權在國際上幾乎找不到盟友。

戰爭爆發之初，不僅西方大國普遍支薩達姆·侯賽因，中東地區的大多數阿拉伯國家除敘利亞及偶爾表態支持的利比亞外也都站在了伊朗的對立面。

隨著伊拉克軍隊迅速展現出軍事優勢，伊朗在戰爭初期便將石油資源豐富的胡澤斯坦省部分地區拱手讓給了入侵部隊。

盡管面臨國際孤立、國內動蕩以及武器獲取困難等多重困境，伊朗仍在大約一年后成功將伊拉克軍隊擊退。

這種在面對強大對手時展現出的戰略韌性，在近期爆發的最新沖突中再次得到了印證。

他解釋道：“在遭到伊拉克攻擊時，伊朗統治階層清醒地認識到，他們不可能獲得任何外部援助，因此只能依靠自己。”“那場戰爭帶來的直接經驗是發展導彈技術。他們通過逆向工程進行研發并不斷改良。今天我們看到了這一戰略的成果，無論是伊朗的無人機還是導彈技術，都對那些試圖攻擊伊朗的勢力造成了實質性的威懾與打擊。”

貝赫魯茲還強調了兩伊戰爭留下的另一個關鍵教訓：將核心軍事行動轉入地下。

1988年戰爭結束后，伊朗開始在深山中建造導彈和無人機設施，并將部分核計劃轉移至地下設施中。

外界分析指出，這種戰略轉移正是過去幾周內，美國和以色列未能有效阻止伊朗向以色列及海灣阿拉伯國家發射導彈的重要原因之一。

自力更生的理念并未局限于軍事領域。它同樣成為了伊朗政治路線的核心基石。

弗吉尼亞州威廉與瑪麗學院教授、伊朗歷史學家佩曼·賈法里指出，兩伊戰爭迫使德黑蘭在各個領域走向獨立自主。在1979年之前，該國在軍事和民用領域都嚴重依賴西方大國，尤其是美國。這種依附關系在兩伊戰爭期間及戰后發生了根本性的逆轉。

賈法里解釋說：“伊朗統治階層意識到，國家必須保持獨立，并盡可能地依靠自身資源。”“在軍事、工業、情報及所有其他領域，依靠自身的主動性并在這一框架內制定戰略政策，對他們而言變得至關重要。”

貝赫魯茲指出，1980年美國大使館人質危機與薩達姆·侯賽因的入侵在時間上存在重疊。在伊斯蘭革命期間，美國在伊朗公眾中的聲譽已經跌至谷底，這主要歸咎于美國中央情報局曾參與1953年的政變，那場政變推翻了民選總理，并將權力重新交還給巴列維國王。

1979年，當數十名美國外交官和公民在使館內被扣押時，這種反美情緒進一步高漲。貝赫魯茲指出，緊接著薩達姆·侯賽因便發動了入侵，“隨后，一場全面戰爭便擺在了面前”。

他解釋道：“伊朗政權巧妙地利用了這兩起事件來凝聚民眾支持，并借此全面鞏固了自身權力。”

1981年之后，伊朗統治階層加快了清除主要政治對手的步伐，首當其沖的便是核心反對派組織“人民圣戰者組織”。親霍梅尼派系不斷升級打壓行動，他們迫使革命后首任總統阿伯爾哈桑·巴尼薩德爾下臺，對庫爾德武裝組織展開軍事打擊，并全面瓦解了左翼和民族主義陣營。

這些舉措深刻重塑了革命后的伊朗社會。盡管有許多人選擇擁護新秩序，但也有不少人選擇退居幕后，持觀望態度。

貝赫魯茲表示：“政權確實擁有相當規模的民眾支持，但也存在大量旁觀者：他們選擇退讓，冷眼旁觀局勢發展，等待最終的勝者。”

外界觀察到，在近期美以對伊朗發動打擊后，類似的社會動態再次顯現。伊朗政府借此次沖突激發了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在一定程度上修復了其在公眾心目中的受損形象。此前，由于在1月份嚴厲鎮壓全國性的反體制抗議活動，政府的公信力曾遭受重創。

事實上，即便在兩伊戰爭期間，公眾對霍梅尼及其追隨者的不滿情緒也一直存在。但在當時，統治階層擁有更為廣泛的社會支持基礎，在壓制異見時面臨的阻力也較小。如今，這種力量平衡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轉移，權力圈子日益狹窄，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鴻溝也在不斷加深。

貝赫魯茲對此解釋道：“在任何國家，當執政者忽視民眾福祉時，必然會引發不滿。在民主國家，民眾可以通過選票將你趕下臺。而在非民主國家，傾聽基層聲音的能力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喪失；隨著高壓手段的加劇，理解底層真實訴求將變得愈發不可能。”

伊朗伊斯蘭未能汲取的一個深刻教訓是：單靠高壓手段永遠無法真正消除民眾的不滿情緒，因為隨著時間推移，這種壓制只會讓矛盾更加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