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是中國近代史上極具特殊性的一年。這一年，日俄戰爭落幕，沙俄戰敗，日薄西山的清政府寄望“以夷制夷”，將“立憲強國”視為救命稻草，數月后便派遣端方、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紹英五大臣，赴西方國家考察憲政制度。

是的， 五年前，慈禧掌權下的清政府還發動了“戊戌政變”，剿滅了維新派的變法，僅僅五年以后，他們居然主動開始了“新政”。

也是這一年，中國留日學生在東京正式成立同盟會，“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十六字綱領隨之確立。

仍然是這一年的9月2日，清廷頒布上諭：“著即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

自隋煬帝大業元年（605年）開創進士科以來，延續整整1300年的科舉選官制度，也走到了歷史終點。光緒朝前后三十一年間的十三位狀元，也因此成了中國歷史上最后一屆“天子門生”。

這十三位狀元的命運，因時代巨變各不相同：

第一位，光緒二年（1876年）恩科狀元曹鴻勛，初授翰林院修撰。光緒十三年（1887年），入值上書房。年初調補湖南布政使，隨后升任陜西巡撫。

曹鴻勛前半生循規蹈矩，期間僅因勸諫修建頤和園被外放，仕途算是比較順利。任職陜西巡撫期間，恰逢清廷推行預備立憲。作為科舉出身的高級官員，曹鴻勛在地方改革中發揮重要作用，其中最具開創意義的，便是開采陜北延長的延長油礦。

延長油礦早在漢代便已聞名，《漢書·地理志》記載：“上郡高奴縣（今膚施以東延長等境，即古高奴，董瞿王所都也）有洧水（今延長志載，洧水即延河），肥，可燃。”

但在此之前，延長石油的利用方式僅限于熏衣制墨、燃燈照明、敷瘡療癬，年利用量不過幾百斤。有人感嘆：“地實蘊蓄千古莫泄，詎不可惜，獨是中國科學幼稚，人鮮究研，不知探取提煉以供民生之需。”

曹鴻勛上任時，延長石油資源已引起西方列強覬覦，局勢不利，且國內護路保礦斗爭正酣。受此影響，他決定自行開辦石油礦井，于當年十月上奏清廷并獲許可。

1907年3月，第一部石油鉆機在延長縣城西門外油苗露頭處安裝，6月開工鑿井，9月鑿至81米處完工，日產原油1至1.5噸，這便是被譽為“中國第一口油井”的“延一井”。

1906年，曹鴻勛被調京侯置，隨即協理開辦資政院事務，同年卒于任上。

第二位，光緒三年（1877年）狀元王仁堪，福建福州人，祖父是道光朝兩廣總督王慶云，清流黨成員，清史稿中記載的最后一名清官。

1891年任鎮江知府。1893年三年任期滿，經考核，其政績為江蘇省第一，隨即被調任蘇州知府。蘇州人得到消息無不拍手稱快。不幸的是，王仁堪到任三月有余，年秋十月二十日病重難返，卒于任上，享年四十五歲。

王仁堪雖然早逝，無緣見證后來的歷史進程，但他的后人卻又十余人成為新中國化工、核醫、文化教育、文物、建筑等領域的專家人物。

其孫子王世真，生于1916年，后來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生物化學家、核醫學家，2016年以百歲壽辰逝世。這個家族實在是群星閃耀，似乎王仁堪早逝的遺憾都被他的后人所彌補。大家有興趣的話我改天專門寫一篇介紹。

第三位，光緒六年（1880年）狀元黃思永，字慎之，號亦瓢，安徽人，出生于江寧（今南京），官至國子監祭酒，是京師大學堂發起人之一。

1842年，黃思永出生于江寧，十二歲那年，太平軍攻入南京，黃思永父母死于兵亂，此后由其行過聘禮的金氏的父親撫養長大。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黃思永上書奏請開辦商辦鐵路，提議由商人集股修筑津鎮鐵路，試圖打破洋行對鐵路修筑權的壟斷。獲批后，他奔走南北聯絡商人、籌集股金，雖因列強干涉與清廷內部矛盾，計劃最終流產，卻并未氣餒。

次年，他在北京創辦北京工藝商局，推廣新式工藝技術、培養實業人才，引進西方先進機器、聘請外國技師，生產玻璃、肥皂、火柴等日用商品，以抵制洋貨、挽回利權。

黃思永書畫作品

甲午戰敗后，清廷被迫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賠償軍費2億兩白銀，這筆巨額賠款相當于清政府兩年財政收入，令本就拮據的國庫雪上加霜。在支付第四期賠款后，光緒帝深感財政壓力，下詔令群臣“籌劃開源之計以償付賠款”。

黃思永隨即上書，提出以發行“股票”方式籌集賠款，建議以田賦、鹽稅為擔保，募集庫平銀1億兩，年息5厘，分20年償還，并提議將股票命名為“自強股票”。

其方案得到戶部侍郎張蔭桓支持，更名為“昭信股票”（取“昭示國家信用”之意），于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正式發行。但“昭信股票”因發行時強行攤派激起民憤，不久后被中止，黃思永也因此被牽連罷官入獄。

1900年因八國聯軍入侵而出獄，此后開始興辦實業，與光緒二十年（1894年）恩科狀元張謇南北呼應，攜手推動實業救國；兩人在1903年被特聘為大清農工商部頭等顧問。

兩人并稱“商部兩狀元”，成為大清實業的核心力量。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以后，黃思永定居上海，1914年病逝，對了，他還有另一個意義非凡的身份——是我國收集整理甲骨文的第一人。

第四位，光緒九年（1883年）狀元陳冕，祖籍濟南，生于北京，24歲考取狀元，是清朝最年輕的狀元之一，官至湖南鄉試主考官。此人樂善好施，多次變賣家產賑濟災民，以至于家財散盡，奈何天不假年，陳冕于1893年因過度勞累英年早逝，時年34歲，歸葬時沿途十里百姓自發送葬。

濟南陳冕故居

第五位，光緒十二年（1886年）狀元趙以炯，貴州第一位文科舉狀元（貴州歷史上唯一一位武狀元是康熙年間的曹維城），出仕以后主要任學政和科舉考官，1903年丁憂三年期滿，入京復職，同年因感慨仕途坎坷而辭官回鄉講學。

1906年趙以炯病逝。

第六位，光緒十五年（1889年）狀元張建勛，此時任云南學政、云南鄉試主考官。他和光緒十六年（1890年）狀元吳魯，此刻在云南全力興辦邊疆教育。

1906年張建勛調任黑龍江提學使，在黑龍江創辦學校，興辦教育，辛亥革命爆發后去職，1913年病逝。

清代宮廷畫家徐揚《姑蘇繁華圖》關于蘇州鄉試的盛況

第七位，光緒十六年（1890年）狀元吳魯，字肅堂，號且園，福建泉州人，祖上三代均為平民。他也是歷史上福建最后一位狀元。

吳魯和張建勛的經歷很相似，都是長期從事于教育行業，張建勛在云南任學政，吳魯任督學，1906張建勛調任黑龍江提學使，吳魯則被調往吉林任提學使，在任期間政績頗豐，2年后離職赴京，吉林百姓為其立德政碑。

1911年六月，吳魯辭官返鄉。先是旅居上海，后寓居廈門鼓浪嶼林家“菽莊花園”半年。1912年二月，返回老家晉江同年八月二十八病逝，終年68歲。

第八位，光緒十八年（1892年）狀元劉福姚，廣西歷史上最后一位狀元，歷任多屆鄉試考官，因性格剛正仕途不暢，加上支持維新而被慈禧冷落。晚年定居上海以賣字畫為生，境遇頗為凄涼。卒年不詳。

第九位，光緒二十年（1894年）恩科狀元張謇，字季直，號嗇庵，江蘇通州（今南通）人。

作為十三位狀元中名氣最大、成就最突出者，他投身實業的決心比學長黃思永更為堅定。

中狀元次年，他因父喪回鄉守制，隨后在張之洞支持下，與同治十三年（1874年）狀元陸潤庠分別在南通、蘇州創辦大生紗廠與蘇綸紗廠。

創辦大生紗廠時，張謇創新性采用“官招商辦”模式，即官方（張之洞）以設備作價入股，商人（張謇等人）負責募集資金并自主經營，形成官商合營、政企分開的新型企業制度。

這一模式一經實踐就遭遇重大挑戰。

由于是初次募集，缺乏足夠的社會信任，導致商股募集艱難，直到1897年才勉強集齊所需資金。張謇曾回憶：“幾乎無人敢應，百計勸說，應者寥寥?！弊罾щy時，他甚至靠賣字維持籌辦處運轉。經過四年籌備，大生紗廠于1899年正式投產，成為中國近代民族紡織工業的重要里程碑。

期間，張謇丁憂期滿回京履職，老師翁同龢協助光緒帝變法，遭慈禧忌恨被解職，1898年七月，張謇在送別老師以后，也請假南歸，正式開始“實業救國”。

1903年，張謇與黃思永同被聘為農工商部顧問，志同道合的二人攜手頒布諸多獎勵新辦鐵路、礦務公司及商會的章程。

其中，張謇因創辦紗廠的艱難經歷，重點關注現代企業制度建設；黃思永則憑借北京工藝商局的運營經驗，著力推動手工業改良與技術創新。二人共同起草的《獎勵公司章程》《商會簡明章程》等文件，構建了中國最早的工商業制度框架。

在二人努力下，1904至1908年間，全國新設工礦企業達400余家，民族資本迎來首個發展高潮。《申報》曾評價：“以狀元之才行商賈之事，以翰墨之手繪實業之圖，此千古未有之奇也。”

不僅如此，張謇還是清末有名的立憲派首領，1906年九月，張謇和、鄭孝胥、湯壽潛等立憲派發起成立“預備立憲公會”，為清末立憲發起輿論宣傳，該公會多次發起“國會請愿行動”，敦促清政府推進立憲，速開國會。結果1911年5月，“皇族內閣”出臺，立憲派大失所望，轉而尋求支持革命派。

皇族內閣成員（共13人，其中7人為皇族）

立憲派的立場轉換，也是辛亥革命爆發以后，各地立憲派紛紛響應以至于形成各省宣布獨立局面的一個重要原因。

民國元年，清宣統皇帝宣布退位，退位詔書就是張謇起草的，此后張謇追隨袁世凱，任民國初年實業總長（后改任北洋農商總長兼全國水利總長），只是1916年袁世凱和日本人簽訂“二十一條”，張謇大失所望，再次辭職。

1926年八月二十四日，張謇在南通去世，享年73歲。

第十位，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狀元駱成驤，殿試中因一句“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感動光緒帝，被欽點為第一，也是四川在清朝的唯一一位科舉狀元。官至山西提學使、京師大學堂（北大前身）首席提調。1906年，清廷推行預備立憲，駱成驤受命赴日本考察憲政，深入研究各國政治制度。

1900年的京師大學堂老師正在傳授基督教

在日期間，他與留日同僚合作編譯《憲法議院法淵鑒》，收錄美、英、法、德、日等十六國憲法及議院法規，并親自作序，強調立憲政治“無損于君權，而有益于國”，敦促清廷早日施行憲政。此書進呈朝廷后，成為清末立憲運動的重要參考文獻。

民國元年，駱成驤以立憲派元老的身份，先后出任四川省議會議長，四川高等學校（今四川大學前身）校長等職務，長期在從事教育行業，頗受川軍閥敬重。梁橋超評價他“狀元公教書有癮”。

1926年，四川軍閥劉成勛舉行文官考試，邀請駱成驤前往雅安出任主考官，考試結束以后不就，駱成驤在成都病逝，享年61歲。

第十一位，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狀元夏同龢，貴州第二位也是最后一位狀元，1904年初，奏請自費出國留學（歷史上第一位出國留學的狀元），入日本法政大學研究憲政改革。此刻剛完成學業回國，年底由兩廣總督岑春煊奏請，出任廣東法政學堂校長。

這所學校大家未必熟悉，但從中走出來的朱執信、陳炯明、鄒魯等人，卻是廣州黃花崗起義的重要領導人之一。

注意，廣東法政學堂1924并入國立廣東大學成為該校法學院，而后者則是今中山大學前身。

辛亥革命爆發以后，夏同龢作為貴州代表當選民國眾議院議員，遂前往北京任職，期間營救因得罪袁世凱被捕的貴州同鄉、保定軍校學生王天培。后者正是北伐軍中黔軍代表、北伐名將（后因支持國共合作，被蔣介石殺害）。

1925年，夏同龢因心臟病突發， 病逝于北京。

第十二位，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狀元王壽彭，山東濰坊人，這一年正隨載澤、端方等五大臣赴日本，考察政治、教育與實業。1910年任湖北提學使，代理湖北巡撫。武昌起義爆發后，王壽彭拒絕和革命軍合作，暗中抵達山東，后任北洋政府山東教育司司長、北京總統府秘書。1925年出任山東教育廳廳長，創辦省立山東大學（季羨林母校）。

年輕時候的季羨林

1929年，王壽彭病逝于天津。

第十三位，光緒三十年（1904年）恩科狀元劉春霖，我國科舉歷史上最后一位狀元，這一年被官派至日本政法大學留學。

1907年回國以后，劉春霖先后任諮議局（相當于省議會）議員、資政院（相當于國會）議員，辛亥革命爆發后一度隱居。

此人人生中有兩大污點，一是作為直隸代表“勸進”袁世凱稱帝，結果被袁世凱任命為北京農事試驗場（即今北京動物園）場長。雖然也是培養了不少農科學生，但因為大家畢業以后都沒有工作，導致劉春霖逐漸心灰意冷。

其二，張勛復辟，劉春霖作為清末遺老之一，再次穿上他的四品朝服，跑到故宮太和殿參拜溥儀，結果幾天以后，溥儀再次宣布退位。

十五年以后，“偽滿洲國”成立，已經成年的溥儀多次派人找到他，勸他去東北做官，劉春霖均裝病拒絕，他有句話是這樣說的，“我因一時之錯，參加了張勛復辟，深感自疚。現在又要我在日本扶植下的宣統皇帝前任職，我是不去參加的，不能一錯再錯?！?/p>

不僅如此，后來“偽滿洲國”總理、他的昔日同僚鄭孝胥親自到北京請他，他仍然嚴詞拒絕，并留下了那句頗為經典的名言：

“君非昔日之君，臣亦非昔日之臣，豈能隨汝而毀我之譽。”

所以我們說一個人的性格和格局，是多面復雜且變化發展的，作為清末最后一名狀元，劉春霖對大清總比常人多了一些念想，但隨著民主觀念的深入人心，他又能及時醒悟，保住自己最后的晚節。

北京西城區劉春霖故居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北平淪陷以后，日本人派王揖唐邀請劉春霖出任北平市長，劉春霖以“寧做華丐，不當漢奸”嚴詞拒絕，日本人惱羞成怒，居然將劉春霖家洗劫一空。劉春霖后被宋哲元專車接走，安置在天津，1942年1月17日平靜去世。

對于此人我是懷揣敬意的，作為帝制時代的最后一位科舉狀元，劉春霖到底也沒給中國人丟臉。

清朝最后的十三位狀元，既有傳統士大夫，也有投機分子，更有在自己領域深耕發展的愛國人士和知識精英。他們更像是一面鏡子，照出了終生在那個亂世中的復雜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