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文學并不等于宣傳,但文學與宣傳有著不解之緣,不能完全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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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古時期,人們沒有知識和文化,有的只是和自然搏斗的經驗和其他生存的經驗,就要傳授下去,通過口耳相傳的模式,一代一代往下傳,當然這種模式本身就是文學的模式,也是宣傳的模式。倘若人們只是講神話故事,就算傳播文學,但有著內在的宣傳作用。倘若人們都傳說部落中的某個人是英雄,未來有可能成為領袖,還編造了關于他的很多神話故事,那么這樣的文學就算是宣傳的東西。后代的皇帝們都利用這種宣傳,總是神化自己。不是把自己說成龍的兒子,就說成神仙轉世,愚弄很多人,實際皇帝也是靈肉結合體,是普通的人,只不過坐在了皇帝的寶座上而已。文學本身是無功利的,后來有了強烈的功利屬性。統治階級大多有知識、有文化,而被統治階級大多是農民,不讀書,不識字,只能聽統治階級的指揮。古代的知識和文化成了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間不可逾越的鴻溝,雖然有書生可以博覽群書,可以通過科舉考試做官,也可以以統治階級的官員自居,但書生并不是官員,并不具備修齊治平的能力,只是在宣揚統治階級的好處,或者喜歡唱贊歌,卻并沒有鼓動農民造反。皇帝和官員設置了科舉考試制度,說是選拔民間的知識精英,其實是耗費天下讀書人的精力,不讓他們看到社會矛盾,也不讓他們鼓動農民造反。一切都是為了維護社會的穩定,其實就是為了維護現有的等級秩序,而不是讓被統治階級翻身得解放。
文學大多要為統治階級服務,或者說統治階級的人大多都是有知識、有文化的人,會搞文學創作。他們不但自己寫詩文,而且要和別人互相酬唱,其實就是互相吹捧。文學起了一定的宣傳作用,就是宣傳統治階級的理念,宣傳知足常樂的思想,甚至會搞迷信宣傳。雖然這樣的宣傳并不是強制的,有著潛移默化的作用,但很多書生都自覺宣傳,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而他們本身不一定是統治階級的官員。書生很容易被所謂的圣賢書洗腦,要搞文學創作,不管寫詩作詞還是寫文章,都會寫歌功頌德的作品,或者寫一寫個人的小情緒,卻不會暴露社會矛盾。當然也有一些官員能看到民生疾苦,能同情底層老百姓,也能寫詩詞展現這種狀況,但并不被統治階級喜歡,他們不能鼓動農民造反,不能讓農民過上好日子,甚至不能提出合理化的改革建議。在集權統治下,弄文學的書生大多不敢寫了,不是鉆到故紙堆里訓練考據癖,就是封筆不寫,怕因言獲罪。而在社會風氣開放的時代,很多詩人不但寫詩作詞,而且寫小說。文學呈現繁榮的狀態,尤其到了明清時期,小說比較繁榮,但“文字獄”興起之后,很多詩人都閉口不言了。文學成了吟風弄月的工具,也成了宣傳統治階級策略的工具,卻偏偏不是寫真性情的工具,不是發現社會矛盾并提出改革建議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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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革命時期,文學就成了宣傳的東西,即便是一篇小說,也仍然被很多評論家尋出宣傳的味道。有的作家分出了左中右,有的作家無黨派,不喜歡站隊,但偏偏被分類,而這種分類對于文學的損害是極大的。給作家和作品分類之后,就會按照左中右來劃分,其實就是按照階級分析的觀點來評價作家和作品,本身有損藝術真實的表達。作家在創作之初,并沒有考慮所謂的階級,寫出來的作品沒有按照所謂的階級分析法修改,不然就會弄成十七年的文學創作,寫出來的都是高大全的英雄人物,藝術特色乏善可陳。有人試圖給魯迅劃黨派,給郁達夫劃黨派,給朱自清劃黨派,給老舍劃黨派。如果只是評價作家和作品,就沒必要劃黨派,沒必要按照左中右的角度來看,而應該按照藝術評價的標準來看,看作家有沒有反映社會真實,有沒有用文學筆法展現自己的思想,有沒有成為思想家。文學講究個性,偉大的作家都有極強的文學個性,起碼可以通過文字展現出來,倘若都塑造高大全式的人物,都站在所謂絕對正確的角度來寫作,那么文學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因為那樣的創作會弄出很多雷同的作品,不管是內容雷同,還是感情雷同,亦或是結構風格雷同,大多沒有存在的必要,只需要弄一部就行了。
文學有著宣傳的功能。倘若統治階級認為文學可以作為宣傳的傳聲筒,那么文學就真的被當成了傳聲筒。就像文革期間郭沫若寫的詩一樣,喊出來是口號,貼在墻上是標語,卻偏偏不是詩,沒有《鳳凰涅槃》那樣的力量和韻味。其實文學有宣傳的作用,但不等于宣傳,不能被當成宣傳的工具。文學有自己內在的規律,無論從創作還是從閱讀方面來看,都有內在的規律,也都分著層次和等級,不是一個簡單的階級分析法就能完全套用的。作家用文字構建起了美麗的世界,對身邊的事物審美,同時也能審丑,給人們展現了生活的橫斷面,甚至展現了別樣的歷史與人生。有的作家用作品重新闡釋歷史,用作品探索人生,無不具備鮮明的個性和哲理。倘若把一些偉大作家劃分為資產階級作家,說他們在宣傳資產階級思想,就要打倒他們,那么現在絕大多數作家都會被打倒,因為他們的作品里都有一些資產階級情調。幸虧現在不搞階級斗爭了,被打倒的資產階級和地主老財都翻身得解放了,重新成了人上人,那么文學也就不具備那么鮮明的宣傳屬性了,也不具備太多批判的屬性,只是描寫紙醉金迷的生活,一味討好讀者,就像涂脂抹粉的特殊職業婦女,坐在門前招搖,倚門賣笑。或許文學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從最猛烈的宣傳,走向了最軟弱的倚門賣笑,這是作家們始料未及的,也是讀者不愿意看到的,可是偏偏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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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完全失去了宣傳的功能,或者說有內在宣傳的能力,但不會被強調,也就不具備宣傳的能力,甚至一些作家寫了作品之后,發表了沒人看,簡直是一種創作的悲哀。忽略文學宣傳的作用,實際是統治階級不愿意讓文學攪亂人心,而是要維持現有的和諧與穩定,其實就是維持現有的等級秩序不變,哪怕出現了特權階級胡作非為的現象,也仍然要維持現有的穩定,維持現有的等級秩序。如此來看,文學的宣傳作用被弱化了,甚至消失殆盡,整個文學系統也就被邊緣化了。這種現象意味著人性的泯滅以及個性的消失,甚至個體完全不被重視。畢竟文學等于人學,文學在反映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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