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董狐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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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代縣水峪村原支書任某平,在眾目睽睽之下,特別是在帽子叔叔的眼皮子底下,竟然開著鏟車,把一名同村村民埋進了土里。
這樣的情形,在很多“城巴佬”看來,簡直匪夷所思。
但老董我生在農村,長在農村,對這樣的事情早就司空見慣,并不覺得有什么大驚小怪。
01
村級干部是打出來的-----至少在十年以前,村干部打罵村民的事,在我們這里比比皆是。
村干部喝醉酒,在大喇叭里滿口臟土話,從中午吼到天黑,上到九十老翁,下到幼兒園孩子,挨個點名罵,我聽過。
村干部在大庭廣眾之下,對著不聽話的村民連扇幾十個耳光,我看過。
村干部帶人連夜圍追堵截,把懷孕不久的婦女拿繩子捆起來,送到鄉里“結扎”,我見過。
村干部利用手中小小的權力,對壯年的勞動力軟磨硬泡,對稍有姿色的農婦上下其手,更是屢見不鮮。
還有一些情況,已經無法在這里詳細描述了。
只是因為當時沒有手機,沒有抖音,所以這些事都沒有拍下來,沒有廣而告之。
或者說即便有手機,有抖音,在當時那樣的空氣中,也根本沒有人敢拍,沒有人敢上傳。
說句實話,這些能夠聽見,看見,知道的事情,只不過是曾經村干部對付農民手段的冰山一角。
背后用彎彎繞繞算計人,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上,逼迫村民就范,更讓村民們防不勝防。
02
農村干部敢打村民背后,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
在很長一個歷史時期,農民普遍文化水平比較低,對社會發展的參與度也相應較低。
在決策層面,很多政策制定的時候,并沒有真正的農民參與,也就實際上忽略了農民的利益,難以顧及農民的切身感受。
而到了執行層面,這些“出發點很好,站位很高”的東西,也就自然會遭到很多農民的不配合。
于是,敢于對農民“下手”的村干部,也就應運而生。
一方面,基層鄉干需要臉厚心黑手狠的村干部,推動工作執行,自覺給他們當“雨傘”。
另一方面,臉厚心黑手狠的村干部,也愿意趁此機會,借公權謀私利,自覺給鄉干當“手套”。
有這種潛在的規則保護,有這種黑色的土壤,才會孕育出像代縣任某平這樣,習慣用“動手”解決問題的“老支書”。
03
近十年來,隨著法治社會的推進建設,隨著農民法治意識的提高,隨著互聯網的普及,敢打村民的村干部,的確已經不多了。
許多有民憤,有丑事,甚至有案底人,逐漸退出了農村干部的崗位。
然而,他們的人是已經退出了,但是培植的勢力還在,仍然在農村的方方面面,掌握著很多村里的資源,拿捏著村民們的軟肋。
隨便找一個村問問,都能發現,許多村支書發展的組織成員,都是他們的七大姑八大姨,而村里真正有理想有能力的年輕人,沒有關系休想加入。
我曾見過一個因為在參軍期間立功,而在部隊加入組織的朋友,后來轉業回村,想把組織關系轉到村里,卻被百般阻撓。他們一家都是老實巴交的農民,平時也和村支書并沒有矛盾,只是因為他不是支書的自己人,所以人家就害怕他回去“奪權”。
很多有能力的年輕人,在村里根本沒有用武之地,只好到城里謀發展,時間長了也就不回村里了。
就這樣,村支書們利用親朋好友繁育組織成員的伎倆,悄無聲息地在村里,完成了劣幣驅逐良幣的過程。
他們霸占了農村的資源,卻只善坐享其成,不善發展。
指望這樣一群人發展農村,振興農業,無疑是癡人說夢。
04
好在代縣的任某平,早在11年以前,就已經從水峪村的支書位置上卸任。
這是他本人的幸運,也是水峪村的幸運,更是組織的幸運。
不把這些害群之馬和他們的裙帶勢力,連根拔起,村民們的腦袋上永遠都會懸著一把把刀子,而且一給機會就又要胡作非為。
不怕今天鬧得歡,就怕將來拉清單。
是時候依法依規,好好翻一翻這些不法農村干部的老黑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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