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警告：美國破壞欲正失去約束，汽油漲價只是風暴前的小浪花

盡管數周過去，伊朗政權依然屹立不倒，但特朗普的言行已經對全球經濟和中東地區的和平造成了嚴重破壞。

特朗普向戰時姿態的轉變固然引人注目，但也并非完全出人意料。他在第二任期內的行事風格表明，無論是在美國國內還是國際舞臺，他正日益將早年對“顛覆”的偏好，推向徹頭徹尾的“破壞”。

他如今的日常做派似乎基于一種信念：任何膽敢阻撓其計劃的人，都理應受到這種帝王般總統權力所能施加的最嚴厲懲罰。

特朗普的行事邏輯并非無源之水，而是深深植根于美國數百年的歷史經驗之中。美國長期以來一直潛藏著一種傾向于報復與破壞的沖動。

早在對伊戰爭爆發之前，特朗普的“焦土政策”傾向便已顯露無疑。2021年1月6日對美國國會大廈及總統繼任憲法程序的沖擊，便是最初的警告。到了2025年，類似的大膽舉動再次上演。

在全球范圍內，特朗普一直在動用軍事和政治雙重武器，試圖掃除多國領導人、政權以及多邊體系。

例如，美軍特種部隊對委內瑞拉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實施了強行帶離行動；此外，美方還在加勒比海和東太平洋地區，對涉嫌走私毒品的漁船發動了非法打擊。據統計，此類毀滅性打擊已超過50次，造成163人死亡。

在國際舞臺上的肆意破壞，已成為“特朗普2．0時代”的顯著標志。他不僅拆解了高度一體化的全球貿易網絡，還迫使加拿大和丹麥格陵蘭等盟國激增征兵人數，并公開譴責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這種破壞同樣蔓延到了美國國內。例如，埃隆·馬斯克領導的“政府效率部”大刀闊斧地削減了國會授權的機構和資金，受波及的包括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以及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5800個研究項目。

打著“反覺醒”旗號的特朗普政府，已經徹底掏空了政府、私營部門和學術界中關于多元、平等和包容的項目。

特朗普甚至從字面意義上動用推土機，推平了白宮東翼。美國數百年的歷史，早已為特朗普的破壞性戰略埋下伏筆。這些歷史先例之所以錯綜復雜，主要基于兩個原因。

首先，美國人的個人與國家利益，往往將令人欽佩的目標與對財富和權力的原始渴望交織在一起。他們對民主、公民自由的真誠追求，以及對社會福利和社區建設的抱負，常常與一些不那么高尚的沖動混雜共存。

盡管歷史舞臺不斷變換，這種破壞性與悲劇性爆發的相似模式卻在反復上演。

在無數的案例中，最深刻的教訓莫過于對原住民的對待方式。白人殖民者對土地和資源的貪婪，始終伴隨著談判與鎮壓的交替使用。當他們認為強迫遷徙和設立“保留地”仍不足以滿足胃口時，便會利用武器優勢發動種族滅絕式的屠殺。

那些殘酷屠殺的名字，如同疤痕般布滿美國歷史：1704年佛羅里達州的阿巴拉契大屠殺、1864年科羅拉多州的沙溪大屠殺、1890年南達科他州的傷膝河大屠殺，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據估計，在1492年，后來成為美國領土的這片土地上生活著500萬原住民，而到了1900年，這一數字已銳減至30萬。

盡管加拿大、墨西哥以及更廣泛的拉丁美洲歷史上也充斥著類似的悲劇，但有清晰的證據表明，特朗普身上那種惡毒的破壞沖動，有著深厚且特有的美國根源。

美國黑人的歷史，是美國制造殺戮能力的又一個令人發指的例證。黑奴及其后代的經歷可謂浸透了鮮血。

在美國內戰爆發前，據估算，動產奴隸制的殘暴使得黑人的預期壽命僅為白人的一半21歲對43歲。即便后來獲得了自由，他們的生活依然充滿危險，暴力手段成為了“吉姆·克勞”種族隔離法的殘酷補充。

黑人的家園和企業屢遭焚毀。例如在1921年的塔爾薩大屠殺中，多達35個街區的黑人商業區和住宅區被夷為平地。

從19世紀80年代的重建后時期一直到1968年，用于私刑的獵槍和絞刑繩索奪走了無數黑人的生命。

少數族裔是美國那種追求徹底破壞的欲望最常見的受害者，但并非唯一的受害者。美國內戰至今仍是世界歷史上最具災難性的沖突之一，目前估計聯邦軍和邦聯軍的陣亡總人數高達69．8萬人。

進入20世紀，隨著美國國力的增強，這種破壞性沖動開始周期性地向海外釋放，其中一些事件至今仍留在人們的記憶中。

分析人士指出，典型的例子包括：在1899年至1902年間，西奧多·羅斯福試圖鎮壓新近占領的菲律賓的叛亂。美國當時投入了12萬兵力，導致4300名美軍和2萬名“起義者”陣亡，同時造成多達20萬平民喪生。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區域轟炸”行動造成了巨大破壞。該行動旨在通過打擊工業和民用目標來瓦解敵方士氣。這一戰略在1945年升級為對德累斯頓和東京等城市的“燃燒彈”襲擊，并最終演變為對廣島和長崎投擲原子彈。

20世紀60年代，美軍在越南噴灑“橙劑”引發了嚴重的生態災難，而美萊村大屠殺則展現了微觀層面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

伊拉克戰爭的傷亡數據同樣觸目驚心：4492名美國軍人陣亡，同時有20萬伊拉克平民失去生命。

客觀而言，美國歷史上這些肆意破壞的插曲，也是更廣泛的全球歷史的一部分，許多國家和群體都曾留下過殘酷的印記。

美國的領導人和民眾也經常受到一些制衡性理念的引導——即便未能被完全約束。這些理念包括對人權的尊重、對戰爭法的遵守，以及對和平所帶來的安全與機遇的渴望。

到了2026年，這些約束力量還有多強大？在特朗普令人不寒而栗的言辭與行動面前，那些來之不易的倫理與政治規范又顯得何等脆弱？

外界擔憂，特別是考慮到共和黨在美國國會的行事方式，以及最高法院對總統權力限制的削弱，這種脆弱性正被無限放大。

相比之下，不斷上漲的汽油價格，或許已經是這場風暴中最微不足道的后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