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設安徽省，其名字取安慶和徽州兩府首字，為何甘肅省也有徽州

1667年夏日，康熙皇帝的敕令自紫禁城傳往江南，江南省自此分置江蘇、安徽兩省。那一年距離明朝滅亡不過23年，原本隸屬南直隸的安慶府與徽州府被同時寫進新省名中，一個“安”字，一個“徽”字，標志著安徽的正式誕生。此后兩百余年，“安徽”二字幾乎從未引起歧義，直到有人翻開輿圖，驚訝地發現甘肅隴南也赫然有座“徽州”，疑竇自此生出——兩地相距千里，為何同名？

先看東部的徽州。北宋宣和三年，朝廷改歙州為徽州，取“徽”之本義“美好”寄望地方興盛。此后七百余年，徽州區域大體穩定，黃山群峰阻隔了外部兵火，也捂熱了徽商與徽文化。到清末民初，“廢府存縣”削去了府署，但“徽”字早已融進皖南山川與族人姓氏里，街巷祠堂皆留“徽”音。

再把地圖向西推。秦嶺南麓、白龍江北岸，群峰間蜿蜒一條古道，漢唐時稱陳倉道，宋元以后叫褒斜棧。這里歷來是關中平原出隴中的門戶，兵家、商旅、驛使往來不絕。1264年，元廷在南鳳州境內改設徽州，緣由并不復雜：境內有一座徽山，山下有徽山驛，官府索性以山為州名。此處“徽”指山名，非徙自東南。換言之，東西兩徽州在語源上毫無瓜葛，只是同用了古漢語里的“徽”字，各安一方。

元朝的省制推行得頗急。中書省統轄天下，陜西行中書省下設鳳州路，鳳州路又細分若干州縣?；罩莸某霈F一舉將鳳州的戰略要地固定在白龍江畔，同時也讓“徽”字第一次踏進關隴。雍正七年，清廷在大規模厘定地名時，將西徽州降格為徽縣，理由是“地狹民寡，難以承當州治”。這番折格其實無關動蕩，只是財政與行政需求縮減。就這樣，西徽州從1729年起穩居縣列，名號一直延續到現在。

有意思的是，乾隆年間，一位自皖南經漢中入隴的徽商在徽縣驛站歇腳，見驛牌寫著“徽縣”三字，大笑道：“老夫自徽來，又入徽中！”驛丞回答：“徽山在前，非君之故里?！倍潭虄删?，點破同字異源的尷尬，也留下了地方志筆記里的趣談。

追索字義可見端倪?！盎铡弊钤缫娪凇墩f文解字》，釋義“美也，善也”。周代禮器多刻此字，用于贊美功德。漢唐以后，山川、私氏、里坊開始借“徽”表雅致。東徽之得名，帶文化寄托；西徽之得名，則屬自然標志。兩條路徑自宋元交匯于紙上的“徽州”，卻走出了完全不同的行政命運——一個因商賈鼎盛聲名大噪，一個因地處偏隅始終低調。

時間線再往前撥。唐貞觀年間，隴南地區屬武都郡河池縣；隋開皇三年改設鳳州；宋元易代依舊稱鳳州路。每一輪改制都伴隨驛站修補、軍寨更替。徽山處于險要峽口，元廷設驛、筑倉、布軍，便捷了關中與巴蜀的糧道。于是，一個以山為名的徽州順理成章地亮相。在那段調兵遣將的歲月里，官員更看重“驛站能否按時供給”而非“地名是否重疊”，同名不構成困擾。

再說皖南。明清時期，徽商“無徽不成鎮”，鹽、茶、木、典當四大支柱撐起繁榮。府治歙縣聚攏青磚黛瓦、商號票號，遠比官方建制更具吸引力?？滴趿杲戏质?，新省必須選標志性府名，“安慶富庶、徽州名重”這一幕被筆錄進《清實錄》。安徽藉此在清代版圖中站穩腳跟，省名光鮮背后，也無形中鞏固了“徽＝皖”的公共認知。

然而公共認知與現實地名并非總能重疊。等到近代測繪熱潮興起，地圖學家發現西北角落還有另一個徽縣時，不少讀者誤以為刊刻出了錯。翻查史料后才明白，兩地各有淵源。東徽州因府置較早，文化輸出強大；西徽州因山驛命名，知名度自然遜色。若非地圖揭示，普通人甚至不會意識到這對“同名異地”的存在。

試想一下，如果雍正年間沒有降州為縣，而是保留西徽州的州治，或許民國政府在調整省界時，會面對兩個“徽州府”并存的格局，那時的安徽省名稱是否仍取“徽”字就難講了。歷史沒給這種假設留下試驗田，真實進程是：安徽繼續以“徽”自豪，甘肅則讓“徽”沉淀在隴南山谷里，安靜且低調。

今天再談東西兩徽，意義已不僅在于辨名。它提醒人們——行政區劃的變更往往遵循現實考量：地理環境、經濟重心、軍防需求與交通節點。一個簡短的同名，從皖南羊腸古道延伸到隴南峽谷，背后是元明清三朝對陌生山河的不斷編織與修補，也是紙面政區與山水人情之間的博弈。晦澀的地名史，恰恰為后人保存了時代的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