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那個舊信封
2003年，我剛滿二十歲，在城里一家汽修店當學徒。
那天下著大雨，我幫一位搬家的獨居婆婆扛了行李。
她顫巍巍地塞給我一個泛黃的舊信封，說：
“我大女兒在市財政局上班，叫周敏。你以后要是遇到難處，就拿著這個去找她！
我把信封隨手塞進枕頭套里，幾乎忘了這件事。
直到五年后，我被騙光了所有積蓄，走投無路。
我翻出那個信封，找到財政局，卻被告知——
“周敏？她三個月前被帶走了，紀委的案子！
而那個婆婆，也早在兩年前就去世了。
我以為這是一條死路，卻沒想到，這才是真正的開始。
二〇〇三年的夏天，悶得像一口倒扣的鍋。
我在城南“老梁汽修”當學徒，月薪三百，包吃不包住。所謂的“包吃”，就是午飯和晚飯跟著老板老梁吃，他吃啥我吃啥——通常是盒飯，運氣好的時候能加個鹵蛋。住的地方是我自己在城中村租的，一間隔斷房，每月八十塊，窗戶開在天花板上，下雨的時候能躺在床上下雨。
我叫趙小軍，這一年二十歲。
十八歲那年從四川老家出來，先是在東莞的電子廠干了三個月，手指頭被流水線磨得全是倒刺；后來跟著一個老鄉跑到浙江的工地搬磚，干了兩個月，包工頭跑了；再后來輾轉到了省城，在洗車店、快餐店、五金店都打過零工，最后落到了老梁的汽修店里。
老梁收我的那天，上下打量了我一眼，說：“瘦得像根竹竿，能擰得動螺絲嗎？”
我說：“能！
他讓我擰一個輪胎上的螺絲，我咬著牙擰了，臉漲得通紅，胳膊上的青筋一根一根地暴起來，螺絲紋絲不動。
老梁笑了，露出一嘴被煙熏黃的牙：“行，留下吧，會擰螺絲是早晚的事，肯使勁的人不多。”
我就在老梁的店里安頓了下來。說是汽修店，其實就是兩個門面打通了，地上永遠是一層黑黢黢的機油，空氣里彌漫著橡膠和汽油的味道。老梁四十多歲，離了婚，一個人住在店后面的小房間里，除了修車就是喝酒，喝了酒就罵前妻，罵完了就趴在桌子上睡。
我修車的技術學得不算快，但我肯干。洗車、拖地、搬輪胎、給師傅遞工具，什么活都搶著做。店里的另一個師傅姓孫，四十不到，因為小時候得過小兒麻痹癥，走路有點跛，大家都叫他“孫瘸子”。他當面不介意，背地里卻沒人敢叫——我叫他孫哥。孫哥技術好，尤其是發動機，閉著眼睛能聽出是哪個缸的火花塞出了問題。他對我也還算照顧，偶爾會多買一包煙，抽出一根遞給我：“小子，來一根！
我不抽煙，但還是接過來，夾在耳朵上，等他不注意的時候再偷偷塞回他煙盒里。
那年八月的最后一天，我記得很清楚。
那天下了一整天的雨，不是那種淅淅瀝瀝的小雨，是瓢潑似的往下倒。店里的生意冷清了一整天，沒有一輛車開進來。老梁躺在躺椅上打呼嚕，孫哥蹲在角落里拆一個舊變速箱，我坐在門口看著雨水順著屋檐往下淌，像一掛永遠流不完的簾子。
快五點的時候，雨小了一些，但天色暗得像夜里七八點。我正準備收拾工具關門，突然聽見有人在外面喊。
是從隔壁副食店的方向傳來的。
我探頭去看，看見一個老太太撐著傘，彎著腰，正費力地把一個蛇皮袋從三輪車上往下搬。雨太大了，她的傘被風吹得翻了過去，露出一頭花白的頭發，像一蓬被雨打濕的枯草。三輪車旁邊散落著幾個紙箱，已經被雨水泡軟了，搖搖欲墜。
我本來沒打算多管閑事。說實話，在城里待了兩年，我學會了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多管閑事。剛來的時候，我幫一個提不動箱子的大姐拎了行李上臺階，結果她箱子里的化妝品瓶子碎了，硬說是摔的，拽著我不讓走，最后賠了兩百塊錢。兩百塊錢，我半個月的工資。
但我看見那個老太太彎下腰去撿紙箱的時候，身體晃了一下，差點摔倒。
我罵了自己一句，抄起門口的大傘沖了出去。
“婆婆，我來幫你！
老太太抬起頭看我，雨水順著她臉上的皺紋往下淌，她的眼睛很渾濁，但眼神里有一種說不上來的東西，不是感激，也不是警惕，而是一種很平靜的審視。她看了我兩秒鐘，說了一句讓我印象深刻的話。
她說：“小伙子，你留了這么多汗，衣服都濕了。”
那是雨水，不是汗。但她好像分不清了。
我接過她手里的蛇皮袋，才知道有多重。里面裝的不知道是什么東西，少說有七八十斤。我扛上肩，問她：“搬到哪？”
她指了指旁邊一棟老居民樓，六層紅磚房，沒有電梯，外墻上爬滿了藤蔓植物，像一棟被綠色侵蝕的廢墟。
“六樓！彼f，聲音不大，但說得很清楚，“六樓，六〇三。”
我扛著蛇皮袋上了樓，紙箱由她慢慢搬。六樓，沒有電梯，樓梯又窄又陡，轉角的地方堆著好幾戶人家的雜物。我喘著粗氣爬到六樓，把蛇皮袋放在六〇三門口，轉身下去接著搬。
來來回回跑了三趟，跑完第四趟的時候，我的腿已經在發抖了。老太太抱著最后一個紙箱，慢慢地上到六樓，從兜里掏出一串鑰匙，開了好半天才把門打開。
門開了，我愣住了。
這是一套一室一廳的老房子，客廳很小，但收拾得很干凈？繅Ψ胖粋老式的木頭茶幾，上面鋪著白色的鉤花桌布，一個搪瓷茶盤里倒扣著四個杯子。墻上掛著幾張照片，最大的一張是一個全家福，老太太坐在中間，旁邊站著一個穿西裝的男人和一個穿干部制服的女人，前面蹲著兩個小孩，笑得眼睛彎彎的。
但讓我愣住的不是這些。
是地上的紙箱子。
客廳靠窗的那面墻，已經堆了幾十個紙箱子，碼得整整齊齊，上面都用黑色記號筆寫著編號。我幫忙搬上來的那幾個蛇皮袋和紙箱，放在最外面。
“婆婆，你這是……剛搬家？”
老太太把雨傘靠在門外走廊上瀝水，用袖子擦了一把臉，慢慢坐在沙發上。她喘了好一會兒，才說：“不是搬家，是清東西！
“清東西？”
“老房子要拆了，”她說，聲音很平淡，像在說別人的事情，“住了三十八年，東西太多了，搬不完。能拿的就拿過來，拿不動的就算了！
“你一個人搬？家里人呢？”
話一出口我就覺得問多了。在城里這些日子，我早就知道有些問題不能問，有些人的痛處一碰就會碎。
老太太沒有回答。
她站起來，走到茶幾旁邊，拿起暖壺倒了杯水，遞給我。我接過來，水是溫的，搪瓷杯上印著一朵紅色的牡丹花，杯口的瓷釉已經磕掉了一塊，露出黑色的鐵。
“坐。”她指了指沙發對面的木椅子。
我本來想放下杯子就走，但不知道為什么，我在那張木椅子上坐了下來？赡苁怯晏罅，反正也回不去；可能是她那句“坐”說得太自然了，像我媽的語氣。
老太太從兜里掏出一塊手帕，慢慢地擦臉上的雨水。她的手指很細很長，骨節突出，指甲剪得禿禿的，右手食指和中指之間有很深的繭子。我注意到她的手在微微發抖，不像是冷的，更像是某種說不清楚的震顫。
“杯子放著就行。”她見我看她，笑了笑。
她的笑讓我心里酸了一下。那是一種很溫柔的笑，像秋天的陽光，但笑過之后，整張臉又沉下去了，沉得比之前更深。
“婆婆，你一個人住在這里啊？”我又問了一遍，這次問得很輕。
她沉默了一會兒，然后說：“老伴走了三年了！
這話她說得很平，但我在那個“走了”的后面，聽到了一道深深的縫，縫里夾著很多東西，她沒說。
我沒再問了。
我覺得口渴，把杯子里的水喝了。她看了，起身又給我倒了一杯，我說“夠了夠了”，她已經倒了。
窗外的雨慢慢變小了，天邊開始透出一層灰白的光。我看了眼時間，快六點了，再不走天就黑了。城中村那段路沒有路燈，到處都是坑，上次我踩進一個水坑里，鞋子撿回來一只，另一只到現在還沒找到。
“婆婆，那我走了！蔽艺酒饋怼
“等一下！崩咸舱玖似饋，走到里屋去了。
我在門口等了一會兒，聽見里面窸窸窣窣的聲響。她出來的時候，手里拿著一個信封。
信封是舊的，米白色，邊角已經泛黃了，上面貼著一張四分的郵票，但沒蓋郵戳。信封的右下角，用藍色鋼筆寫著一行字，字跡很工整，一看就是練過書法的：省城財政局周敏收。
她把信封遞給我。
我下意識地接過來，翻來覆去看了看，信封里什么都沒有，就是空的。
“婆婆，這是……”
“我大女兒，”老太太說，聲音忽然變得很正經，像在交代一件大事，“在市財政局上班，坐辦公室的，還是個科長！
我哦了一聲，一時搞不懂她給我一個空信封是什么意思。
“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
“趙小軍。”
“趙小軍，”她把這個名字念了一遍，好像在記住它，“你今天幫我搬了這么多東西，我沒什么給你的。這個你拿著，以后要是遇到難處了，就到財政局去找我大女兒，把這個信封給她看，她就知道了。”
“婆婆，不用不用，舉手之勞的事，說不上什么幫忙！蔽野研欧馔剡f。
她沒有接。
“拿著！彼f，“我一個老太婆，沒什么本事，就這一樣東西能給你。你收著，不管用不用得上，收著就行。”
她的手按在我的手上，手指涼涼的，像冰塊。她的手比我的手大，骨節比我粗，我摸著那些繭子，忽然想起我媽的手。我媽的手上也有這樣的繭子，是踩縫紉機踩出來的。
我不知道怎么拒絕，只好把信封揣進了褲兜里。
“謝謝婆婆！蔽艺f。
“別謝我，我謝你才對！彼α诵Γ@一次的笑和剛才不一樣，剛才的笑像是水面上的漣漪，散開了就沒有了；這一次的笑是沉下去的，嘴角動了動，眼睛里有一點光，但很快就熄了。
我從樓上下來的時候，雨已經徹底停了？諝饫锶菨衲嗪颓嗖莸奈兜，天邊露出一小塊晚霞，橘紅色的，像一個熟透的橘子被擠破在灰藍色的桌布上。
我騎著自行車往城中村去，雨衣沒來得及穿就晴了，風吹在身上涼颼颼的。褲兜里那個信封硌著我的大腿，我伸手摸了摸，紙質的邊角已經被雨淋濕了一點，變得軟塌塌的。
回到出租屋，我把信封隨手扔在枕頭套里。
“省城財政局，科長”，我躺在床上，天花板上的小窗外是一片灰蒙蒙的天，我心里想，“跟我有什么關系呢？”
一個修車的學徒，一輩子都不一定進一次財政局的門。就算進去了，人家一個科長能見我？拿出一個空信封，說“你媽讓我來找你”？不把我當騙子打出去才怪。
我翻了個身，枕頭上有一股潮濕的霉味，城中村的老房子，哪間不是這樣。
很快我就睡著了，做了個夢，夢見自己在一片汪洋里游泳，游了好久好久，怎么也游不到岸。水里有很多紙箱子飄著，上面寫著編號，我伸手去抓，一個浪打過來，箱子全散了。
那年我才二十歲，覺得人生還很長，覺得所有的東西都可以往后推——反正有的是時間。
我不知道的是，這個舊信封會在五年后，在我一無所有的時候，從枕頭套里掉出來，砸在我的臉上，像一記遲到的耳光。
而那個安靜的老太太，那個連名字都沒來得及告訴我的婆婆，她留給我的不只是一個信封。
她留給我的是一把鑰匙。
一把打開一道大門的鑰匙，門后的世界，我連做夢都想不到。
信封裝在枕頭套里，一裝就是五年。
這五年里，我的人生像一列慢吞吞的綠皮火車，不快，但一直往前開，偶爾停站，偶爾晚點，但沒翻過車。
老梁的汽修店在二〇〇五年關了。不是生意不好，是老梁查出了肝硬化，醫生說再喝酒就是找死。老梁聽了，沉默了三秒鐘，然后打開一瓶二鍋頭，咕咚咕咚灌了半瓶，說：“反正也是個死，不如喝夠了再死。”
孫哥和我把老梁送進醫院，從急診室出來的時候，孫哥點了根煙，深吸一口，吐出來，煙霧在路燈下散成一團灰色的云。
“小軍，咱倆散了吧！彼f，“我媳婦在南邊開了個店，讓我過去幫忙。這汽修店的事，我也不想干了，干了一輩子，膝蓋蹲廢了，腰也廢了，掙的錢還不夠換兩個關節的！
老梁的店關了以后，我揣著攢下來的兩千三百塊錢，在城北找了個新活——一家叫“順達”的汽車服務中心，店面比老梁的大了三倍，有四個工位，兩個舉升機，還有一個專門的噴漆房。老板姓廖，四十出頭，原來在機關單位開車，后來下海做汽配生意，掙了錢開了這家店。
廖老板人不錯，說話客氣，給的工資也比老梁高——底薪八百，加提成。我干了三個月，熟悉了店里的流程，又過了半年，技術也上來了，開始能獨立接活了。
二〇〇六年，我二十二歲，在順達當上了班組長，手底下管著三個學徒。每個月到手的錢有兩千多塊，雖然還是租房子住，但換了一個單間，有獨立衛生間和廚房，窗戶開在墻上，不是開在天花板上了。
二〇〇七年初，我談了個女朋友，叫李小曼。
小曼在順達隔壁的美容美發店上班，洗頭的。她來順達借過一次打氣泵，給我的第一印象是——這姑娘膽子大。那天店里忙得要死，我滿手是機油，她站在門口喊了一聲：“誰有空？”三個學徒都抬起頭來看她，目光齊刷刷地落在她臉上。她沒躲，一個一個地看回去，最后目光落在我身上：“師傅，能借一下打氣泵嗎？”
我借了。
后來她就經常來借，有時候借打氣泵，有時候借扳手，有時候什么都不借，就站在門口往里面看一眼，看我在不在，不在就走。在就笑一下，露出兩顆小虎牙。
是小曼先捅破的窗戶紙。
那天晚上下了班，她站在店門口等我，手里拿著一根冰棍，見我出來，把冰棍遞給我，說：“趙小軍，你人挺好的，能不能當我男朋友？”
我愣在原地，冰棍都快化了才接過來。
“你——你認真的？”
“認真的。”她說，眼睛亮亮地看著我，“你要是不愿意就算了，但我覺得你人挺好的，又勤快，又不抽煙不喝酒，長得也不丑，跟我挺合適的。”
我吃著那根快化完的冰棍，說：“好！
就這么簡單。沒有鮮花，沒有燭光晚餐，沒有浪漫的告白，就一根五毛錢的冰棍，我趙小軍的人生里就有了第一個女朋友。
小曼比我小一歲，老家在河南南陽，十五歲就出來打工了。她在很多地方干過——飯店、超市、服裝店、電子廠，最后落腳在了美容美發行業。她說她不喜歡洗頭，手整天泡在水里，指甲縫永遠軟塌塌的，冬天一裂就是十幾個口子，疼得睡不著覺。
“那你怎么不換個行當？”我問她。
“換什么？我啥也不會。初中都沒念完，除了洗頭還能干啥？”她說這話的時候語氣很輕松，像在說今天的天氣不錯。
但我看到她手上的時候，心里還是緊了一下。她的手比我這個修車的還糙，指節粗大，指甲剪得很短很短，指甲蓋下面全是黑色的小裂紋。她的大拇指上有一道很深的疤，她說是有一次給客人洗頭，那人的手鏈刮的。
“疼不疼？”
“當時疼，后來就不疼了！彼f，把手縮回去，塞進褲兜里，“你別老看我的手，你手上的繭子比我還多呢。”
我們在一起的日子很簡單，甚至可以說是寒酸。休息的時候，我們就去逛公園，不要錢的那種。有時候去逛商場，只看不買，小曼試衣服的時候會讓我看，我說好看，她就照照鏡子，說“算了，顏色不太對”，然后把衣服放回去。我知道她不是真的覺得顏色不對，是看了吊牌上的數字之后覺得“不對”。
我們都窮，但窮得很快樂。
那兩年是我這輩子最像正常人的兩年。每天早上去上班，晚上下班回出租屋，小曼有時候來做飯，她做的手搟面特別好吃，面揉得很硬，搟得很薄，切得細細的，下到鍋里像一朵一朵的小花。她看我吃得滿頭大汗，就笑，說：“慢點吃，又沒人跟你搶。”
有一次她在我枕頭套里摸到了那個信封，拿起來看了看，問我：“這是什么？”
我差點都忘了這個東西了。
“一個老太太給的，好幾年了！蔽野旬斈陰鸵粋獨居婆婆搬家的事跟小曼說了。
小曼翻來覆去地看了看信封，說：“省城財政局，周敏。你去找過沒有？”
“找什么找，人家一個大科長，我去找人家干什么？”
“萬一哪天真用得著呢？”
“萬一哪天真用不著！蔽艺f，“用不著才是好事，說明我沒遇到難處。你難道希望我有難處啊？”
小曼把信封重新塞回枕頭套里，笑著說：“那倒也不是。但你這個人就是太倔了，什么事情都自己扛，有路子也不知道走。你想想，人家老太太特意給你這個信封，肯定是把你當自己人了。你以后要是真有個什么事，去找她，她不一定不幫！
“算了吧，”我把枕頭翻了個面，躺下去，“這輩子我都不會進財政局的門的。”
這話說出去不到一年，我就被生活狠狠扇了一巴掌。
二〇〇八年的春天，整個世界都不太對勁。
先是過完年回來，廖老板的臉色就不太好看。那段時間來修車的人明顯少了，以前門口排隊停不下的車，現在稀稀拉拉趴著兩三輛。廖老板開始裁人，先是裁了兩個學徒，后來連前臺的小姑娘也走了。
廖老板找到我，一臉為難地說：“小軍，你是技術骨干，我肯定不想讓你走。但工資可能要暫緩發一下，等形勢好起來，我連本帶利補給你！
廖老板這個人對我確實不錯，我也沒多想，就答應了。
然后形勢沒有好起來，反而越來越差。順達的客人一天比一天少，廖老板開始欠供應商的錢，欠房租，欠水電費。我的工資從三月開始就沒發過，到了五月，已經欠了三個月的。
“廖哥，要不我先出去找點活干？”我跟廖老板提了。
廖老板坐在椅子上，半包煙快抽完了，煙灰缸里堆著小山一樣的煙頭。他的臉在煙霧后面忽明忽暗，像一張正在褪色的照片。
“小軍，再等等，再等等行不行？我這邊在想辦法，有個朋友說要投錢進來，等資金到位了，第一個就給你把工資補齊！
“還要多久？”
“快了，就這半個月！
我沒有等半個月。
小曼先撐不住了。她上班的那家美容美發店也關了，老板跑路之前把店里的設備和產品全拉走了，連飲水機都沒留下。小曼兩個月的工資也沒拿到，欲哭無淚。
我們兩個人加起來被欠了將近八千塊錢。
一萬塊錢在二〇〇八年是個不小的數目。我算過一筆賬，按照我當時正常工資兩千塊來算，八千塊是我四個月的收入。而我和小曼每個月的房租加吃飯要花掉將近一千塊，也就是說，我手頭的那點積蓄，最多撐兩個月。
“小軍，我們得想想辦法。”那天晚上，小曼坐在床邊，膝蓋上攤著一本翻爛了的賬本，上面密密麻麻地記著我們每一筆開銷。她的眉頭皺得很緊，我從來沒見過她這個表情。
“什么辦法？”
“去找那個什么科長，”小曼從枕頭套里抽出那個信封，在我面前晃了晃，“周敏，省城財政局的。你放在這里四年了，該用上了。”
我看著那個信封，沉默了很久。
四年了，信封比我當初放進去的時候更黃了，邊角皺皺巴巴的，郵票上那張四分的面值被磨得幾乎看不清了。我忽然想起那個雨天的下午，想起那個婆婆把信封遞給我的樣子，想起她說“你要是遇到難處了，就去找她”時的語氣。
那時候我覺得自己這輩子都不會有這個“難處”。
我錯了。
“行，”我說，“明天我去看看！
第二天一早，我換了一件還算干凈的外套，把信封揣在貼身的口袋里，坐上了去市區的公交車。
省城財政局在人民路和建設路交叉口，一棟灰白色的高層建筑，樓頂上豎著四個紅色大字：財政大廈。我從公交車下來，站在馬路對面仰頭看著這棟樓，忽然覺得很荒謬。
我穿著三十塊錢一件的外套，口袋里裝著八十七塊錢現金和一張欠條，口袋里還有一個皺巴巴的舊信封，要去找一個素未謀面的財政局科長，告訴她：四年前你媽讓我來找你。
這像不像一個天大的笑話？
我在財政大廈門口站了十分鐘，抽了三根煙。門衛看我的眼神不太對，我假裝沒看見，掐滅了煙，朝大門走過去。
“找誰？”門衛是個五十來歲的大叔，穿著保安制服，帽檐壓得很低，但目光從帽檐底下射出來，像探照燈一樣把我從頭到腳掃了一遍。
“找周敏科長。”我說。
“有預約嗎？”
“沒有，但我有東西要給她！蔽覐目诖锾统瞿莻信封，給門衛看了一眼。
門衛拿起電話撥了個分機號，說了幾句，放下電話對我說：“周科長今天不在。”
“那什么時候在？”
“不知道！
我站在門衛室外面，忽然不知道該怎么辦了。來都來了，總不能就這么回去。我看了眼手表，上午十點一刻，這個時候應該剛上班不久，周敏要是真不在，那就是不在。
“那我進去等她行嗎？”
“不行，沒有工作證不能進。”
我在財政大廈門口站到了中午十二點，看見穿西裝和干部夾克的人們三三兩兩地從大樓里走出來，有說有笑地去吃飯。我盯著每一張臉，想在這些人里認出周敏——但我根本不認識她，我只見過她媽。
十二點半，一個穿深藍色夾克的中年男人從樓里出來，看見我一直站在門口，多看了我兩眼。
“找誰？”
“周敏科長。”
他皺了皺眉，表情有點奇怪。他沒有立刻說話，而是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然后說了一句讓我愣住的話。
“周敏？她三個月前就被帶走了。”
“帶走了？帶走哪了？”
“紀委的案子，你不知道？”他壓低聲音，像是怕隔墻有耳，“據說跟一家汽修連鎖企業的專項資金有關，具體的不清楚。你是她什么人？”
我的心跳忽然加速了。汽修連鎖企業？我忽然想到了什么，一陣冷意從腳底板竄上來。廖老板那個“朋友”說要投錢進來，會不會……？不，不可能的，這是個巨大的巧合。
“我是她……”我張了張嘴，不知道該說自己是她的什么人，“她媽讓我來找她的！
中年男人的表情更奇怪了，他欲言又止，最后還是說了：“她媽也走了，今年年初的事，癌癥，發現的時候就是晚期，前后不到兩個月！
這句話砸在我頭上，像一記悶雷。
那個婆婆，死了？
我想起那天她遞給我信封的樣子，想起她那句“以后要是遇到難處了，就去找她”。原來那時候她就已經在交代后事了？她給了我這個信封的時候，是不是已經知道自己得了什么？她拉著我的手說“你收著，不管用不用得上，收著就行”，是因為她知道，她自己可能用不上了？
我在財政大廈門口的臺階上坐了下來，大腦一片空白。
不是因為我失去了一個可能幫我的門路。說實話，我對周敏本來就沒有抱太大的希望，一個素不相識的科長，憑什么幫我這個修車的？
是因為那個婆婆。
那個安靜的老太太，那個在雨里彎著腰撿紙箱的老人，那個在我喝完一杯水之后又默默給我倒上一杯的婆婆，死了。而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她給我留下的東西，在枕頭套里躺了四年，等我終于想用的時候，已經什么都晚了。
我在臺階上坐了不知道多久，腿都麻了。手機響了兩次，是小曼打來的，我沒接。
第三次響的時候，門衛從值班室里探出頭來看了我一眼，大概是覺得我蹲在門口太礙事了，起身走過來。
“小伙子，你沒事吧？”
“沒事！蔽艺酒饋恚纫卉，差點又坐下去。門衛扶了我一把，他的手很有力氣，攥著我的胳膊，把從臺階上拉了起來。
“你要是找周科長，就別找了。那案子不小，據說還牽扯到下面縣里的一些老板。具體情況我也不清楚，但你一個外頭的人，最好不要摻和進來！
我點了點頭，把那個信封重新揣進口袋，轉身走了。
公交車還沒到站，小曼的電話又打來了。
“小軍，怎么樣了？見到人了嗎？”
我靠在車窗上，看著窗外的街景一幀一幀地往后退，說了一句當時覺得再正常不過的話。
“沒見到，人家不在！
我不知道的是，周敏的案子，遠比那個中年男人說的要復雜得多。而那些躲在暗處的人，已經注意到我了——
從我在財政大廈門口問出“周敏”這兩個字的那一刻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