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全班40人僅2黑人，如今窮人過半黑人翻5倍，精英慌了

這位教師在帖子中寫道：“這是機場還是長途客運站？”她同時標注了里約熱內盧圣杜蒙特機場的定位。下方的評論同樣充斥著對底層人群的排斥，有人甚至留言稱“這里的‘格調’已經蕩然無存”。

被稱為“客運站先生”的男子。

這種不適感在作家達努扎·萊昂2012年撰寫的專欄《成為特殊的存在》中有著著名的體現。她當時質問道：“如果所有人都能通過支付微薄的月供來獲取一切，我們又該如何將自己與大眾區分開來？去紐約看百老匯音樂劇曾經是一件有格調的事，但如果大樓門衛每個月花50雷亞爾也能去，那還有什么意思呢？”

如今，時間跨過十余年，我們來到了2026年，卻又看到了一段充斥著肉毒桿菌和所謂道德優越感的視頻。視頻中，前足球運動員圖利奧·馬拉維利亞與妻子克里斯蒂安妮以及女兒圖莉安妮一同出鏡。

這名年輕女孩此前已被里約熱內盧聯邦大學營養學專業和里約熱內盧州立大學牙醫學專業錄取。然而她卻在視頻中聲稱，出于對“價值觀”的考量，父母決定讓她就讀一所私立大學。

他們斬釘截鐵地表示，絕不會把孩子送到公立大學，因為那里“全是左翼分子”。我當時便意識到，問題的核心根本不在于教學質量本身，而在于意識形態的立場。

自那以后，我徹底看清了這背后的邏輯。在巴西部分精英階層和中產階級的話語體系中，公立大學已經淪為新的“長途客運站”。

如果說在紐約遇到自家門衛令人掃興，那么讓自己的孩子與來自帕拉州貝倫市或伯南布哥州卡魯阿魯市邊緣街區的學生坐在同一個教室里學醫，同樣讓他們感到如芒在背。所謂“價值觀”的托辭，不過是為了掩飾他們內心的不適感。畢竟，他們曾經獨占這些精英機構的鐵律已被打破，昔日的特權感正在消散。

將機場與公立大學聯系起來是一個頗具意味的現象，這兩個地方曾經都是大多數巴西人眼中的“黃金國”。我還記得，早年的機場僅僅是極少數人的專屬領地。

少女時期的一個星期天，我甚至專門跑到累西腓市的瓜拉拉皮斯機場，只為了看飛機起降。我和朋友們湊了些零錢，買了一瓶汽水，站在那里注視著人們的離去與歸來。那時的我不僅是飛機的旁觀者，更是富人生活的旁觀者。

我同樣記得，在20世紀90年代上半葉，我考入了伯南布哥聯邦大學的新聞系。在全班40名學生中，我是僅有的兩名黑人學生之一，而這竟然發生在黑人人口眾多的巴西東北部。

當我認識了一位開著父親贈送的最新款轎車的同學時，內心受到了極大的震撼。要知道，在我的家里，我們甚至連一輛二手的甲殼蟲汽車都買不起。

同學們談論著那些看似極其普遍、但我卻完全無法參與的生活習慣。他們在家族的海濱別墅里度假，就讀于同樣的那五六所貴族學校，甚至僅憑姓氏就能互相認出彼此。

作為一個姓著最普通姓氏“席爾瓦”的女孩，我在那里深刻地學到了關于種族和階級的殘酷一課。正因如此，我們無需費力就能理解當今社會某些階層對公立大學所產生的蔑視。畢竟，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公立大學的生態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2002年，巴西全國共有45所聯邦大學，而如今這一數字已增至69所。這些機構覆蓋的市鎮數量從2003年的114個增加到目前的300多個，進一步鞏固了高等教育向內陸延伸的進程。

聯邦大學的年度招生名額也實現翻番，從2003年的約109000個增加到最近一次全國統一招生系統中的274000個。阿尼西奧·特謝拉國家教育研究機構發布的高等教育普查報告中還披露了更多相關數據。

如果說過去低收入家庭的學生在校園里只是少數群體，那么2019年發布的一項研究則表明，到了2018年，他們已經成為聯邦大學中的多數派。巴西國家地理與統計局去年發布的全國住戶抽樣調查教育數據顯示，完全依靠公立學校教育背景進入大學的學生比例，已從2016年的67．8％躍升至2024年的72．6％。

這意味著，公立學校的基石終于延伸到了高等教育的殿堂。當我們把目光投向教育體系的更高階層——研究生階段時，這種群體結構的變遷顯得更為強勁。在擁有公立教育背景的碩士和博士群體中，這一比例從52．2％攀升至59．3％。

過去，來自公立學校的學生僅占大學名額的三分之一多一點，而如今這一比例已超過半數�；蛟S更具指標意義的是，根據巴西國家地理與統計局的普查數據，全國擁有高等學歷的黑人數量增長了五倍。

這些數據既讓人感到欣慰，也讓某些人如坐針氈。在2000年至2022年間，25歲及以上擁有完整高等學歷的純黑人比例增長了5．8倍。在混血黑人群體中，這一比例增長了5．2倍。

2002年在一所公立大學率先試點、并于2012年正式確立的《配額法》，在這一增長過程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簡而言之：生源的郵政編碼變了，姓氏變了，膚色也變了。正是這種深層結構的改變，引發了部分階層被“價值觀”外衣所掩蓋的強烈不適。

一份題為《聯邦大學擴招及其對市鎮指標的短期影響》的研究報告指出，新校區的建設有效降低了當地貧困人口的比例。

直到20世紀90年代末，巴西的高等教育資源仍主要被白人以及中高階層學生所壟斷，但如今的圖景已截然不同。2021年，黑人、混血黑人及原住民學生在公立大學的注冊人數占比已達52．4％，相較于2001年的31．5％實現了大幅跨越。

在同一時期，來自低收入階層的學生比例也翻了一番多，從20％躍升至52％，這進一步印證了這場變革在經濟層面的深遠影響。

因此，如果說與窮人同乘一架飛機剝奪了富人所珍視的專屬感，那么如今在大學校園里發生的一切也是同樣的道理。今天的高等教育體系中，出現了越來越多姓“席爾瓦”的普通人。正如魯保羅所言，難道這不值得我們歡呼一聲“阿門”嗎？

此外，教職員工和技術人員的工作條件也亟需資金支持。在過去15年里，他們的崗位保障不斷被削弱。作為一所聯邦大學的教授和研究員，我對此深有體會。

更重要的是，僅僅擴大招生規模是遠遠不夠的，必須確保學生能夠順利完成學業。數據顯示，黑人群體的輟學率恰恰是最高的。

這些問題絕不能成為攻擊公立大學的借口。相反，它們是呼吁社會各界行動起來的號角。這才是我們應當傾注精力的地方。

正因如此，我們必須為提升學生、教師和技術人員的待遇而抗爭，為重視學術研究和大學推廣項目而奔走。我們的批評應當旨在完善公立大學，而不是將其摧毀。

不要被表象所迷惑。分析人士指出，許多肆意抹黑公立高等教育的人，根本不希望看到社會的變革，他們只想維持現狀，固化現有的不平等。

許多攻擊公立大學的人，骨子里其實是在抗拒社會平等的理念。那些一味批評卻無視公立教育重要性的人，往往更希望看到一個只有極少數人才能掌握知識、掌控未來的國家。

他們在網頁上散布這樣的論調：公立大學過于理論化且效率低下，而私立大學則是進入市場、保持敏捷性和確保就業的保障。令人諷刺的是，這所機構本身卻在接受政府撥款，以維持其“全民大學計劃”的運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