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結婚第九年的紀念日，我沒有提。
他照常出門，照?；貋恚堊郎险粘栁遥?今晚吃什么？"
我說："隨便。"
他說好，打開外賣軟件，點了一份黃燜雞，一份酸辣粉，沒有問我想吃哪個。
我坐在餐桌邊，看著他盯著手機的側臉，忽然意識到，這是我最后一次回答他這個問題了。
不是因為憤怒，不是因為某一件事壓垮了我。
是因為那一刻，我終于真的，一點都不在乎了。
我叫林夏，嫁給程遠是二〇一五年的秋天。
那年我二十八歲，他三十歲，認識了三年，沒有什么轟轟烈烈的故事，就是普通的相識、相處、結婚，一切順著生活的慣性往前走，走著走著就到了婚禮那天。
婚禮是在一個周六，天氣很好，我穿著白裙子站在他旁邊，他西裝筆挺，看著我笑，那個笑是真實的，我記得清楚。
我也笑了，笑得很用力，那時候我覺得，這就夠了，穩穩當當的，就夠了。
最初那幾年，我們的生活算不上熱烈，但也算平靜。
他做工程造價，經常加班，我在一家出版社做編輯，有時候截稿期一到，我也是深夜才到家，兩個人有時候相互照應，有時候各顧各的，日子過得不緊不慢。
第一個結婚紀念日，我提前一周就在想去哪里吃飯。
那天早上我等著他說點什么，他起床，刷牙，喝了杯水，出門前說了句"我今天可能加班"，門就關上了。
晚上他回來，手里提著一袋水果，往桌上一放，換鞋，進臥室，全程沒有提任何關于紀念日的事。
我站在客廳里，盯著那袋水果看了一會兒，問他："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嗎？"
他想了一下，說："哦，紀念日，對不起，我忘了，明天我們出去吃？"
我說："算了，下次吧。"
下次，是一句多么溫柔而危險的話。
第二年紀念日，我沒有等，提前三天提醒他，他說記住了。
那天他回來，正常時間，沒有帶花，沒有帶禮物，說了句"走，出去吃"，帶我去了樓下的湘菜館，那家店我們去過不下二十次，是日常解決晚餐的地方，不是不好，只是普通，就像一個再平常不過的周三晚上。
我們坐下來，他點了剁椒魚頭，點了炒臘肉，問我還要什么，我說這樣就好。
飯吃了二十分鐘，他接了個電話，出去站了一會兒，回來說工地那邊出了點問題，可能明天要去一趟。
我說哦，知道了。
我們把剩下的菜打了包，回家，各自洗澡睡覺。
第三年紀念日，我提前一天提醒了他，他說嗯，第二天該怎樣還是怎樣，什么都沒有發生。
那天晚上他問我吃什么，我說隨便，他點了外賣，飯來了我們各自盛了碗，邊看電視邊吃，他中途接了個電話出去，回來的時候飯已經涼了，他端著碗站在廚房邊打電話邊吃，我坐在客廳，把電視調小了一格。
第四年，第五年，我停止了提醒。
我想知道，如果我不說，他會不會自己記得。
他沒有。
一次都沒有。
九年九次紀念日，我提過的，他忘了；我不提的，他更想不起來；我等過的，什么都沒有等到。
這件事本身不是最讓我難受的，最讓我難受的是，我曾經試圖告訴他這件事對我意味著什么。
那是第五年，我忍不住，某天晚上在床上跟他說，我說你知道嗎，紀念日對我來說不是非得多隆重，只是需要你記得，記得這一天是我們結婚的日子，記得這件事對我有意義。
他聽完，沉默了一下，說："我這個人不太在意這些形式的東西，感情好不好不在于記不記得哪天，我對你好，你難道感覺不到？"
我沒有接話。
感覺不到，不是感覺不到他有某種情感，是感覺不到他在乎的那個對象是不是我，是不是這段具體的婚姻，還是只是一個叫做"妻子"的模糊的存在。
但那晚我什么都沒說，翻了個身，把燈關了。
程遠這個人，不壞。
這是我想了很久得出的結論，他不壞，他不出軌，不賭博，不對我動手，按時回家，偶爾買東西，工資大部分交給家里，從外部標準來衡量，他是一個合格的丈夫。
但合格，是一個多么冷的詞。
我在這段婚姻里的感受，慢慢變成了一種持續的、低溫的麻木，不是劇烈的疼痛，是那種你把手放在冰水里太久之后的失去知覺，不疼，但也不暖，什么都感覺不到了。
婚后第六年，我媽來住了一段時間。
有一天我媽在廚房做飯，我陪著她，她問我，你們過得怎么樣，我說還好，她沒說話，往鍋里放了把蔥，說，還好就好。
那三個字說出來，我眼眶莫名有點熱，"還好"是什么，還好是沒什么可說的，還好是說不出哪里不對，還好是一切都在正常運轉，只是那個運轉的機器里，有什么東西很久以前就停了。
我媽離開前的那天晚上，我們坐在陽臺上，她說："夏，你小時候笑起來聲音很大，現在笑少了。"
我說："年紀大了，沉穩了。"
她看了我一眼，沒有說話。
那一眼里有很多東西，我看得懂，但我沒有接。
我不是沒有爭取過。
第七年，我列過一張清單，寫下了那些我覺得這段婚姻里缺失的東西：共同的計劃，偶爾的驚喜，被記得的重要日子，被認真看見的情緒，被當成一個具體的人而不是家庭功能的某個組件。
我把那張清單給他看了。
他看了很久，然后說："這些要求，有點高。"
我問他："你覺得哪條高了？"
他說："整體吧，你想太多了，婚姻就是柴米油鹽，你總想著什么驚喜什么被看見，這些是談戀愛的事，不是過日子的事。"
我把那張紙疊起來，放進抽屜里，再也沒有拿出來。
他說得不是沒有道理，但他的道理是一把刀，把某種可能性切斷了，然后告訴我，這很正常，大家都這樣。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這樣，我只知道，那把刀落下來之后，我開始慢慢地、悄悄地，從這段婚姻里往后退。
不是憤怒的離開，是那種潮水退去的感覺，一點一點，露出下面的沙灘，然后是礁石，然后什么都看清楚了。
第八年，我開始做一些只屬于我的事。
我重新撿起了以前喜歡但婚后慢慢丟掉的東西，買了畫材，開始畫水彩，周末去公園寫生，有時候一個人坐半個下午，畫一棵樹，畫一片水，畫光打在葉子上的樣子。
我開始讀更多的書，開始約老朋友吃飯，開始把那些曾經因為覺得"要顧家"而壓縮掉的時間，一塊一塊重新收回來。
程遠注意到了一些變化，有一天問我："你最近怎么老往外跑？"
我說："出去畫畫，見朋友。"
他說："哦。"
就這一個字，然后重新低下頭去看他的手機。
那個"哦"是我們之間某種狀態的縮影，不是冷漠，甚至不是不關心，是一種更深的不在意，那種在意一件事的能力，在他這里，好像本來就沒有被裝進來。
第九年的紀念日，我很早就知道他不會記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