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一、雨夜路旁的老人
我記得特別清楚，那是1974年秋天，10月18號，星期五。
下午四點多，天就陰得跟鍋底似的。我剛從縣城的機械廠下班，騎著那輛永久牌自行車往十里外的村里趕。風刮得路邊的楊樹嘩嘩響，枯葉子打著旋兒往前卷。我使勁蹬著車子，心里盤算著明天休息，得把自留地的白菜收了。
就在出城三里地的老槐樹坡那兒，我看見路邊有個黑影。
開始以為是堆破衣服，近了才看清是個人。我把車剎住，單腳支地。那是個老太太，側躺在泥地上，穿著件洗得發白的藍布衫，黑褲子補著補丁，腳上是雙開了口的布鞋。她頭發全白了，凌亂地貼在臉上，臉上一點血色都沒有。
“大娘？”我喊了一聲。
沒動靜。
我下了車，蹲下身探她的鼻息。手指挨到嘴邊，只有一絲若有若無的熱氣。她的眼皮動了動，但沒睜開。
那時候我才二十三歲，在機械廠當學徒工第三年。一個月工資二十八塊五，吃食堂住宿舍，每星期回村一次。我還沒見過這種陣仗，腦子有點懵。
“大娘，您能聽見我說話嗎？”我提高了聲音。
她的嘴唇動了動，我湊近了才聽清幾個字：“水……渴……”
我趕緊翻自行車后座的帆布包，里頭有個軍用水壺，早上灌的涼白開還剩半壺。我擰開蓋子，小心地往她嘴邊倒。水流進她嘴里，她喉嚨動了動，咽下去幾口。
“您家住哪兒？我送您回去。”我問。
她搖了搖頭，眼睛還是沒睜開，只說：“沒家了……走不動了……”
雨點開始往下掉，一顆顆砸在地上濺起土腥味。我看看天，又看看她。這條路是縣城通往我們村的唯一大路，平時也有些行人車輛，但今天這天氣，眼看要下大雨，路上已經沒人了。
把她扔在這兒肯定不行。可我能怎么辦？帶回村里？我家里就兩間土坯房，我和我爹住。我娘在我十歲那年就病死了。
“我背您去衛生院吧？”我說。
她又搖頭，這次說了句完整的話：“不用了……我走到哪兒是哪兒……小伙子，你心好……趕緊回吧……”
雨下大了，噼里啪啦砸下來。我把她扶起來一點，讓她靠在我腿上，脫下自己的勞動布外套披在她身上。她身上瘦得就剩一把骨頭，隔著衣服都能摸到硌人的肩胛骨。
“您這樣不行，得看大夫。”我說。
她突然抓住我的手腕，那手瘦得跟雞爪似的，力氣卻出奇地大。“我真沒地方去了……你要是可憐我，等我死了……給我卷張席子……”
我心里咯噔一下。
雨越下越大，天快黑了。我一咬牙，把她扶起來，半背半架地弄到自行車后座。她輕得嚇人，我幾乎感覺不到多少重量。我讓她扶著車座，我在前面推著車走。
雨夜里，一輛自行車，一個快要死的老太太，一個二十三歲的愣頭青。現在想想，那畫面真夠狼狽的。
走了大概一里地，她突然說：“停下……”
我停下，回頭看她。她眼睛睜開了，在雨夜里亮得嚇人！拔摇恍辛恕瓦@兒吧……”
“您別瞎說，馬上到村里了，村東頭有個赤腳醫生……”
“我是餓的……病是裝的……”她聲音很輕，但每個字都很清楚，“我不想連累人……你把我放這兒……自己走……”
我愣在那兒，不知道她說的是真是假。
“口袋里……有東西……”她說。
我摸進她的衣兜，里面有個手帕包著的小布包。打開一看，是兩塊銀元，還有一張折疊得很仔細的紙。
“銀元……給你……買張席子……”她喘著氣說，“紙……等我死了……再看……”
說完這句話，她的頭就垂下去了。
我嚇壞了，趕緊探她鼻息。這次，真的沒氣了。
雨還在下，嘩啦啦的。我站在路邊，背著一個剛斷氣的老太太，腦子里一片空白。
那天，我沒能把她送到任何地方。最后，我把她背到老槐樹坡后面的一片荒地里，用樹枝和石頭做了標記。雨停后，我回村找了我爹和隔壁的王叔，三個人連夜挖了個坑，用我攢著準備做柜子的木板釘了口薄棺，把她埋了。
埋她的時候，我爹問我：“這誰？”
我說：“不認識，路上碰見的，死了。”
我爹看了我一眼，沒再問。王叔抽著煙袋說：“唉，這年頭，苦命人。”
下葬前，我按她說的看了那張紙。紙上用鉛筆寫著幾行字，字跡歪歪扭扭：
“我叫劉玉蘭，六十二歲。無兒無女，從南邊逃荒來的。身上沒病，是餓的。這兩塊銀元是嫁妝，留了五十年。誰埋我，就給誰。不用立碑，燒張紙就行。謝謝你，好心人！
紙的最下面，還寫了個日期：1974年10月。
我把銀元收好，那張紙也小心折起來放進里兜。埋完人，已經后半夜了。我跪在墳前磕了三個頭，心里說：大娘，您走好。以后每年今天，我來給您燒紙。
我沒想到，這個承諾，我守了十六年。
二、十六年，十六次祭拜
第二年10月18號，我買了一刀黃紙，一捆香，下班后直接去了老槐樹坡。
墳還在那兒，經過一年的雨打風吹，土堆矮了些，上面長了草。我爹說得對，這地方背風向陽，是塊好地。我把墳頭的草拔了，添了新土，燒了紙，點了香。
蹲在墳前，我看著紙錢一點點燒成灰，被風卷起來，打著旋兒往天上飄。我想起一年前那個雨夜，她躺在我腿上，喝了我壺里的水，說了最后幾句話。一個陌生人，死在陌生地方，被我這個陌生人埋了。
“大娘，”我對著墳說，“今天整一年了。我叫陳建國，在縣機械廠上班。您放心，以后每年我都來。”
那天我在墳前蹲了半個鐘頭，說了些廠里的事，村里的事。說我轉正了，工資漲到三十二塊。說我爹身體還行，就是老寒腿。說夠了，起身拍拍土，騎車回家。
第三年，我又來了。這次墳頭的草長得更密了，我又拔草添土。燒紙的時候，我跟她說我評上先進生產者了，獎了個搪瓷缸子。
第四年，我帶了幾個蘋果當供品。那年我結婚了，媳婦是隔壁村的，叫秀英。我在墳前說：“大娘，我成家了。秀英人挺好，勤快，能干活！
第七年，我兒子出生了。我去上墳時帶了紅雞蛋，在墳前擺了一個！按竽，我有兒子了，取名叫志強。等他大了，我帶他來給您磕頭！
第十年，機械廠分了房子，我搬進了縣城的兩間平房。我去上墳時說：“大娘，我住縣城了。以后來更方便了！
第十三年，我爹走了。我跪在爹墳前哭了一場，又來到老槐樹坡，蹲在劉玉蘭的墳前！按竽，我爹去找您了。您要是見著他，替我跟他說，我不孝，沒能讓他享幾天福。”
每一年，都是10月18號。每一年，都是下班后，買一刀紙一捆香，有時帶個蘋果，有時帶塊點心。蹲在墳前，燒紙，說話。說完起身，騎車回家。
媳婦秀英問過我：“那墳里到底是誰？親戚？”
我說：“不是親戚，就是個可憐的老太太，當年死在路邊，我埋的！
“那你可真夠意思，”秀英說，“一個陌生人，能記這么多年。”
我沒解釋。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么非要年年去？赡芤驗槟鞘俏业谝淮斡H眼看著一個人死，第一次親手埋一個人。也可能因為那兩塊銀元——我一直留著，用紅布包著放在箱子底。那是她全部的家當，給了我一個陌生人。
第十六年的春天，1990年3月，村里傳來消息：老槐樹坡那一帶要修公路，沿線的墳都得遷走。
村委會發了通知，讓有墳的家屬在一個月內辦理遷墳手續，每座墳補助五十塊錢遷墳費。沒人認領的墳，由村里統一處理。
我知道消息后，一晚上沒睡著。
第二天我去找村主任。村主任姓趙，比我大十來歲，知道我家的事。
“趙主任，老槐樹坡后頭那座孤墳，是我一個遠房親戚的！蔽艺f，“我負責遷。”
趙主任在筆記本上記下來：“叫啥名？”
“劉玉蘭！
“哪兒的人？”
“南邊逃荒來的，具體哪兒不清楚。”
“死亡證明有嗎？”
“沒有。1974年死的，那會兒也沒人開證明！
趙主任抬頭看我：“建國，不是我不信你。但遷墳補助得憑證明領，你這啥也沒有，我不好辦啊！
“我不要補助，”我說，“我就想把墳遷了，找個妥善地方！
趙主任想了想：“行吧，你寫個保證書，說明情況，簽字按手印。不過我得提醒你，遷墳得按規矩來，得找先生看日子，得重新置辦棺木，花費不小！
“我知道。”
回到家，我跟秀英說了要遷墳的事。秀英在紡織廠上班，正摘菜準備做飯。
“真要遷？”她問。
“嗯，要修路，不遷不行！
“遷哪兒去？”
“西山公墓，我問了，一個穴位八十塊，能用二十年！
秀英沒說話，繼續摘菜。過了好一會兒才說：“花這錢，值得嗎？又不是咱家親人！
“十六年了，年年去，跟親人也差不多了！蔽艺f。
“行吧，”秀英嘆了口氣，“你看著辦。錢在柜子里，你自己拿！
3月28號，我請了一天假，找了專門遷墳的李師傅。李師傅五十多歲，干這行二十幾年了，懂規矩。
“得準備新棺材，裝骨殖的陶罐，紅布，白酒，香燭紙錢！崩顜煾嫡f，“還得找兩個人幫忙，你、我，再加兩個壯勞力。最好有個親戚在場！
“沒親戚，”我說，“就我一個。我再找兩個朋友。”
“那也行。時辰呢？看日子沒？”
“看了，明天上午十點，是吉時！
“行，明天九點，老槐樹坡見！
那天晚上，我又拿出那兩塊銀元看了看。銀元在燈光下泛著柔潤的光，上面是袁世凱的頭像，下面寫著“中華民國三年”。十六年了，我用紅布包著，放在箱子最底層，從來沒動過。
還有那張紙，紙已經黃了，鉛筆字有些模糊，但還能看清。我小心地撫平折痕，又折好收起來。
我想，等明天起出骨殖，重新安葬后，我就把銀元隨葬放回去。那是她的東西，該陪著她。
三、挖開墳的瞬間
第二天，1990年3月29號，星期四。
早上八點半，我就到了老槐樹坡。李師傅九點準時到，騎著三輪車，車上裝著新打的薄棺、陶罐、工具。我找的兩個朋友，大劉和建軍，也前后腳到了。
大劉是我機械廠的同事，建軍是村里一起長大的朋友。兩人都知道我年年給這座孤墳上墳的事。
“建國，你真講究。”大劉說，“一個陌生人，能做到這份上，不容易！
建軍遞給我一支煙：“今天完事了，以后還來上墳嗎？”
“來，”我點著煙，“就是換個地方！
李師傅在墳前擺開香燭供品，點了三炷香，對著墳作了個揖：“老人家，今日吉時，給您挪個新家。打擾了，您多包涵。”
我們四個也輪流上了香。
九點半，開始動土。
十六年的墳，土已經板結了。我們四個人輪流挖，鐵鍬碰到土，發出悶響。正是三月天，不算熱，但我很快就出了一身汗。
挖了大概半個鐘頭，鐵鍬碰到了木頭。
“到棺材了！崩顜煾嫡f。
我們小心地清理棺材周圍的土。十六年前那口薄棺，是我用攢的木板釘的，木板只有一指厚，沒上漆，現在應該早就爛透了。
可當棺材完全露出來時，我們都愣了。
棺材完好無損。
不是沒爛，是根本不像埋了十六年的樣子。木頭是新的，而且不是普通木板，是刷了黑漆的柏木棺材，棺材蓋上還有雕花。
“建國，”李師傅看著我，“這棺材……你確定是十六年前埋的？”
我腦子嗡嗡響：“是……是啊，我親手釘的棺材，就是普通松木板，沒上漆。”
“那這是咋回事？”大劉說，“這棺材看著最多埋了三年。”
建軍蹲下身，用手摸了摸棺材：“真是柏木的，好料子。這雕工，不便宜。”
我渾身發冷，一種說不出的恐懼從腳底往上冒。我跳下墳坑，仔細看那棺材。沒錯，全新的柏木棺材，黑漆在陽光下泛著光，雕著簡單的祥云圖案。這絕對不是我當年釘的那口薄棺。
“開……開棺。”我聽見自己的聲音在發抖。
李師傅臉色也變了：“建國，這不對勁。要不算了，原樣埋回去？”
“開棺！蔽抑貜土艘槐。
李師傅看看我，又看看棺材，最后點了點頭。他從工具袋里拿出撬棍，我們四個人，一人一角，把撬棍插進棺材蓋的縫隙。
“一、二、三——起！”
棺材蓋被撬開了。
我們都探頭往里看。
然后，我腿一軟，要不是大劉扶住，我就直接坐地上了。
棺材是空的。
不，不是完全空。里面整整齊齊疊放著一套衣服——藍色的確良上衣，黑色滌綸褲子，一雙嶄新的布鞋。衣服上面，放著一封信，信封是白色的，上面用毛筆寫著四個字：陳建國收。
“這……這怎么回事？”建軍的聲音都變了調。
大劉直接跳出了墳坑：“見鬼了這是！”
李師傅還算鎮定，但他臉色也發白。他伸手拿出那封信，遞給我。
我的手抖得厲害，差點沒拿住。信封沒封口，我抽出里面的信紙。信紙有兩張，上面是工工整整的鋼筆字。
“建國：
看到這封信的時候，應該是1990年了吧。我是劉玉蘭，就是1974年你埋在路邊的那個老太太。
對不起，騙了你十六年。
我沒死。那天是裝的。
我是個唱戲的，從小在戲班子里長大，最拿手的就是裝死。那口氣說咽就咽，身子說硬就硬，脈搏都能憋沒了。戲班里叫‘龜息功’，師傅說這是保命的本事，沒想到真用上了。
1974年，我六十二歲，但看起來像七十多。那十年，我挨過批斗，掛牌子游街，說我是封建余孽。戲班子散了，師父死了，師兄師弟不知去向。我東躲西藏，最后實在沒地方去了，想著找個地方安靜地死。
遇到你那天，我是真的不想活了。餓了好幾天，走不動了，躺在路邊等死。可你來了，給我水喝，要背我去醫院。你身上那件勞動布外套，有股機油味，和我兒子以前身上的味道一樣。
是，我有兒子。他要是活著，也該有你這么大了。
他死在1968年，武斗的時候，才十九歲。我抱著他的尸體哭了三天，后來就不會哭了。唱戲的人，眼淚是值錢的，流干了，就沒了。
你把我背到自行車上，推著走。雨打在你臉上，你也不擦。我突然就不想死了。不是怕死，是覺得對不起你。你要是真把我埋了，以后知道真相，該多難受。
可我也不能跟你坦白。坦白什么？說我是個裝死的戲子？那你肯定送我去派出所。
所以我想了這個法子。我把兩塊銀元給你，那真是我嫁妝，留了五十年。我給你那張紙條，讓你以為我死了。等你走后，我自己從土里爬出來。
是，你埋得不深，土是濕的，我用手刨，用樹枝撬，半夜爬出來了。然后我又回去，在原來的墳坑里放了這口棺材。棺材是我早就準備好的，用所有積蓄打的柏木材，放在一個山洞里。我給自己辦了場葬禮，把我最好的衣服放進去，寫了這封信。
做完這些，我就走了。去了南方，在一個小縣城落戶，在縣劇團教孩子唱戲。現在寫信的日期是1975年3月，我已經安頓下來了，身體還好，每天還能唱兩段。
建國，你是個好孩子。這十六年，如果我猜得沒錯，你應該每年都來給我上墳吧？別怪我用這種方式騙你。對我來說，1974年路邊那個劉玉蘭確實死了；钕聛淼氖橇硪粋人，一個在南方教戲的老太太。
那兩塊銀元，你留著。不是報酬，是緣分。這輩子咱們娘倆的緣分，就值這兩塊大洋。
如果將來有一天，你看到這封信，別生氣，也別找我。我在南方很好，有幾個學戲的孩子陪著，不孤單。
好好過日子，好好對你爹，對你媳婦孩子。人要活著，就得往前看。過去的就過去了，就當我真是1974年死在路邊，你埋了，年年祭拜，這樣挺好。
最后說聲謝謝。謝謝你那半壺水，謝謝你那件外套，謝謝你給我一個安身之處——雖然是墳，但對我來說，那是重生之地。
劉玉蘭
1975年3月 絕筆”
信從我手里滑落，飄進墳坑，落在棺材里那套衣服上。
我呆呆地站著，腦子里一片空白。十六年的記憶，十六年的祭拜，十六年的傾訴，在這一刻全部崩塌、重組。
她沒死。
她裝死。
我每年跪在一座空墳前，跟一套衣服說話。
“建國，建國？”大劉推了推我。
我回過神來，發現自己滿臉是淚。
“信上說什么？”建軍問。
我張了張嘴，發不出聲音。李師傅撿起信，快速看了一遍，然后也呆住了。
“我的天……”他喃喃道。
大劉拿過信，和建軍一起看？赐旰，兩人都沉默了。
春風從老槐樹坡上吹過，帶著泥土和青草的味道。遠處傳來推土機的轟鳴聲，修路的工程已經開始了。
我蹲下身，看著墳坑里那口嶄新的棺材，里面整齊的衣服，還有那封信。十六年，五千八百四十天，我每年都來，風雨無阻。我以為我在祭奠一個可憐的老人，結果她在南方好好地活著，教孩子唱戲。
“現在……怎么辦？”建軍問。
李師傅抽了口煙：“棺材是新的，衣服是新的，信也看了。這墳……還遷嗎？”
我站起來，拍了拍腿上的土：“遷。把棺材重新蓋上，原樣抬出來，拉到西山公墓，埋了。”
“可這是空墳啊，”大劉說，“埋個空棺材，有意義嗎？”
“有意義！蔽艺f，“她說了，1974年路邊那個劉玉蘭死了。那我祭拜的，就是那個死了的她。棺材里的衣服，是她的‘遺物’，這墳是她的‘衣冠冢’。該遷還得遷！
我們重新蓋好棺材蓋，用繩子捆好，四個人抬出墳坑。棺材不重，畢竟里面只有衣服。
抬棺材的時候，我忽然想起十六年前那個雨夜。她那么輕，我背著她都沒覺得多重，F在這口棺材，也這么輕。
送到西山公墓，挖了新墳穴，下葬，填土，立碑。碑文是我現場想的：“先妣劉母玉蘭之墓 子陳建國立 一九九零年三月二十九日重修”。
李師傅說：“這不合規矩，她不是你娘。”
我說：“十六年的香火情，不是親娘，勝似親娘。”
一切辦完，已經下午四點。我給李師傅和兩個朋友結了工錢，又單獨請他們吃了頓飯。飯桌上，大家都沉默，不知道說什么。
最后還是大劉開口：“建國，這事兒……你也別太往心里去。老太太沒死，是好事！
“我知道。”我說，“就是覺得……十六年，像一場夢。”
“那以后還去上墳嗎？”建軍問。
“去！蔽艺f，“空墳也是墳，衣冠冢也是冢。我祭拜的不是那個在南方教戲的老太太，是1974年死在路邊、被我埋了的那個劉玉蘭。她在我心里，確實死了，F在葬在西山公墓，挺好。”
那天晚上回家，秀英問我遷墳順利嗎。我說順利，都辦妥了。
我沒告訴她真相。不是想瞞她，是不知道從何說起。難道說：我祭拜了十六年的老太太其實沒死，現在在南方唱戲？
太荒謬了，荒謬到像編的故事。
我從箱底拿出那兩塊銀元，在燈下看。銀元冰涼，上面的袁世凱頭像似笑非笑。我想起她信里的話：“這輩子咱們娘倆的緣分，就值這兩塊大洋。”
我把銀元重新包好，放回箱底。這次，我決定永遠留著。
四、尋找與重逢
1990年之后，我依然每年去西山公墓上墳。只是心情不一樣了。以前是祭奠，現在是懷念。懷念那個雨夜，懷念那半壺水，懷念那段奇特的緣分。
1995年，機械廠改制，我下崗了。四十多歲的人，突然沒了工作，心里慌。我去上墳時，坐在墓碑前說了很久。說找工作難，說兒子要上初中了，花錢的地方多，說心里沒著沒落。
說完了，心里松快了些。走的時候，我對墓碑說：“大娘，您要在天有靈，保佑我找條活路。”
一個月后，朋友介紹我去一家私營機械廠當技術指導，工資是原來的兩倍。我不知道是不是她在保佑我，但我心里是感激的。
2000年，兒子考上大學。我帶他去上墳，告訴他這里面埋的是誰。兒子磕了頭，說：“爸，您真重情義。”
我沒解釋。
2005年，我五十歲。人生過半，很多事看開了。我去上墳時，不再說煩心事，就說些日常。說秀英退休了，天天去跳廣場舞。說兒子在省城工作，談對象了。說我身體還行，就是血壓有點高。
2010年，我五十六歲。清明節，我去上墳，發現墓碑前放了一束花。新鮮的百合，用玻璃紙包著，還帶著水珠。
我愣住了。除了我，沒人知道這座墳，沒人會來祭拜。
我四下張望，公墓里人不多，遠處有幾個掃墓的人，看不出是誰放的花。我問公墓管理員，管理員說沒注意。
那之后，每年清明，墓碑前都會有一束花。有時候是百合，有時候是菊花，有時候是康乃馨。花上沒卡片，沒名字。
我開始想，會不會是她？劉玉蘭？如果1974年她六十二歲，那2010年她就九十八歲了。九十八歲的老人，還能從南方過來上墳嗎？
但除了她，還能有誰？
我想找她。這個念頭一旦生出來，就壓不下去了。
我問了很多人，查了很多資料。1974年，南方，小縣城，縣劇團，教孩子唱戲的老太太。線索太少，像大海撈針。
2012年，兒子給我買了電腦，教我用網絡。我開始在網上搜索，在各地的戲曲論壇發帖，描述當年的情況，問有沒有人認識一個叫劉玉蘭的老太太，以前是唱戲的，1975年左右在南方某縣劇團教戲。
大部分石沉大海，偶爾有人回復，都說不知道。
2015年，我六十一歲。清明節，我又去上墳。這次，墓碑前不僅有一束花，還有一個鐵皮盒子。
盒子是舊的，銹跡斑斑，但能看出原本是紅色的。我打開盒子，里面是一盤磁帶，還有一張紙條。紙條上寫著：“給建國。錄音機聽！
我的手又開始抖，和二十五年前在墳坑前一樣抖。
我回家翻出兒子以前學英語用的錄音機，裝電池，放磁帶，按下播放鍵。
先是沙沙的電流聲，然后是一個蒼老、但依然清亮的女聲，帶著南方口音的普通話：
“建國，你好。我是劉玉蘭。如果你聽到這盤磁帶，說明我還活著。2015年，我一百零三歲了。沒想到能活這么長，可能是戲班里練的功夫，吊著一口氣。
首先說聲對不起。1974年騙了你，1990年又騙了你。那封信里，我說我在南方教戲，是假的。我沒去南方，就在咱們省，在另外一個縣城落了腳。為什么騙你？怕你找我。那時候風聲還緊，我怕連累你。
這些年，我一直在關注你。知道你下崗了，又找到新工作。知道你兒子有出息。知道你每年都來上墳。那些花是我托人放的，一個遠房親戚的孩子，每年清明替我來一趟。
今年我身體不行了，躺床上起不來。想想有些話，得跟你說。就錄了這盤磁帶，讓那孩子連同盒子一起放在墳前。我知道你每年清明都去，一定能看到。
說說我的事吧。我真名叫劉玉蘭，這沒騙你。但不是逃荒的，是省京劇團的角兒，唱青衣的。1966年，團里解散，我被打成‘戲霸’，批斗，關牛棚。我兒子，就是信里說的那個，確實死了，但不是武斗，是批斗時從臺上推下來，頭撞在臺階上，沒救過來。
我受不了，逃了。東躲西藏好幾年，1974年實在走投無路，想死。遇到你，是命。你把我當人看，給我水喝，要送我上醫院，還埋我。那一瞬間，我不想死了。我得活下去，活得久久的，才對得起你那半壺水。
我裝死，你埋我。半夜我爬出來，換了棺材，留了信。然后我走了，去了鄰縣，在一個街道小廠看大門，隱姓埋名過了幾十年。改革開放后，我又開始唱戲，在縣文化館教業余的，直到八十歲才徹底不唱了。
我沒結婚，兒子死了就一個人。但我有不少學生，他們對我好，給我養老，F在住在養老院，有吃有喝，有人照顧，挺好。
那兩塊銀元，你肯定還留著吧？留著好，是個念想。但我得告訴你，那銀元是假的。真的我早賣了換糧票了。假的是戲班子里的道具，演《金玉奴》時打的。沒想到，道具銀元，換了條命。
建國，我這輩子，唱過戲，紅過，也挨過批，受過罪。最苦的時候想死，是你讓我想活，F在活到一百零三，夠本了。我沒什么遺憾，就是覺得對不起你，騙了你兩次。
如果還有機會見面，我想當面給你唱一段。我最拿手的是《貴妃醉酒》，‘海島冰輪初轉騰，見玉兔，玉兔又早東升’……唱不動了，氣不夠了。
就說到這兒吧。你聽到這磁帶時，我可能已經不在了。但沒關系，人都有這一天。你好好活著，健健康康的，多享幾年福。
最后，再說聲謝謝。謝謝1974年秋天的雨夜，謝謝你的水，你的外套，你的善心。
劉玉蘭
2015年3月 于病榻”
磁帶到這里，沙沙聲繼續，然后沒了。
我坐在椅子上，很久沒動。秀英進來問我怎么了，我說沒事，就是累了。
我沒告訴她磁帶的事。有些事，只能自己消化。
五、最后的尋找
2015年秋天，我開始認真尋找劉玉蘭。
磁帶里她說在鄰縣，那就是我們市下屬的其他縣。我在網上查了所有縣的養老院，一個個打電話問，有沒有一個叫劉玉蘭的老人，一百零三歲，以前唱過戲。
打了二十幾個電話，都說沒有。
我想起磁帶里說她在街道小廠看大門，在縣文化館教戲。我就在各縣的貼吧、論壇發帖，描述一個叫劉玉蘭的老太太，唱青衣的，1975年左右在縣文化館教過戲。
兩個月后，一個回帖引起了我的注意。發帖人說，他姥姥以前是縣文化館的業余京劇愛好者，跟一個劉老師學過戲。劉老師是省京劇團下來的，唱得可好了，八十年代還在文化館教過一段時間。但劉老師不叫劉玉蘭，叫劉玉梅。
我馬上私信聯系，要了電話號碼打過去。接電話的是個中年女人，聲音很熱情。
“對對，劉玉梅老師，我姥姥跟她學過戲。唱得可好了，聽說以前是省團的角兒。后來就不教了，聽說去了外地！
“她是不是一百零三歲？”我問。
“喲，這我可不知道。我姥姥都去世十多年了。劉老師要是在世，也得九十多了吧。一百零三？有可能！
“您知道她現在在哪兒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