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院子外頭，一輛滿載著木薯和雜貨的二手皮卡轟隆隆地停下，揚起漫天紅土。車門推開，我的大老婆阿米娜跳下車，扯著大嗓門指揮搬運工卸貨；二老婆法圖頭上頂著個碩大的塑料盆，盆里裝滿剛從河邊洗好的衣物，正扭著腰肢走進來；三老婆祖里最年輕，此時正坐在堂屋的陰影里，低著頭噼里啪啦地按著計算器，盤算著這個月的流水。
我抿了一口茶，把腳邊那條黃狗踢遠了點。來非洲十二年了，從最初連一句斯瓦西里語都聽不懂的中國包工頭，變成了現在這個在村里整天喝茶、帶娃、不管事的“大老爺”。在國內，男人要是像我這樣，靠三個女人養活，自己一天到晚連個重活都不干，脊梁骨早就被鄉親們戳斷了。但在我們這個位于東非邊緣、離首都還有四五個小時車程的偏僻村落里，我是最受人尊敬的標準男人。
事情是怎么變成這樣的，有時候連我自己回想起來，都覺得像是一場荒誕又寫實的夢。
二零一二年，我跟著一波出國淘金的熱潮來到了這里。那時候年輕氣盛，總覺得只要敢拼，遍地都是黃金。我湊了幾十萬，跟個同鄉合伙承包了個修路的小工程。最初的半年確實賺了點錢，但好景不長，同鄉在城里染上了賭博，把工程款卷得干干凈凈，跑路了。我被幾十個當地工人圍在工棚里要債，連護照都被扣了。
錢沒了，人也垮了。偏偏那時候，我染上了惡性瘧疾。
那種感覺我到現在都記得，骨頭縫里像是結了冰，外面卻蓋著三床厚被子，燒得整個人都在打擺子。工人們看我不行了，怕死在工棚里惹麻煩，把我抬到了村子邊緣的一個廢棄土屋里，由著我自生自滅。
我以為自己死定了。就在我連睜眼的力氣都沒有，覺得呼吸已經快要停止的時候，我的嘴里被人灌進了一口苦澀到讓人作嘔的草藥汁。
那是阿米娜。
她那時候是個在集市上賣烤玉米的寡婦，丈夫早年死于礦難。她懂一點當地的土方子，看我可憐，每天收攤后就熬了草藥來喂我。我燒得神志不清，只知道有個黑胖的女人，每天用粗糙的手捏開我的嘴，硬灌那些綠油油的汁水。后來我又開始拉肚子，拉得下不了床，她就弄些木薯糊糊，一點點喂給我。
我這條命，硬是被她從閻王爺手里搶了回來。
病好之后，我想過回國，但是當時我身無分文，連回國的機票錢都買不起，最后是阿米娜收留了我。一開始，我幫她在集市上烤玉米。國內男人的骨子里，總覺得吃軟飯是件丟人的事，于是我拼命找活干，想去扛麻袋、去搬磚。結果沒干兩天，腰就閃了。
阿米娜把我拽回家，用她那蹩腳的英語加上手語，連比劃帶說地沖我吼。大概意思是：你是個體面的男人，不應該干這些下等活，你坐著，我來。
我當時很不理解。后來在村里待久了才發現，這地方的傳統就是如此。女人們像是永遠不知疲倦的機器，種地、賣貨、做飯、帶孩子，全都包攬。而男人們呢？絕大多數就坐在村口的大樹下，喝著劣質的咖啡，抽著煙，聊著哪家的牛丟了。在他們的觀念里，男人是用來“做重大決定”和“繁衍后代”的，體力勞動和賺錢，那是女人的本分。
后來我和阿米娜湊合著過在了一起。沒有婚禮，只是我按當地規矩，找村長借了兩只羊和幾匹花布，送到了她娘家。
跟她結婚的前兩年，我心里極度內疚。每天看著她天不亮就頂著大盆去進貨，晚上回來累得倒頭就睡，我就覺得自己是個廢物。我嘗試著在院子里開荒種菜，想改善一下伙食，結果種子剛發芽就被幾場暴雨沖得一干二凈；我試著用廢舊零件組裝收音機去賣，結果那地方連買電池的錢都不舍得花。
阿米娜每次看我折騰，都會發出那種只有非洲女人才會發出的、長長的“嘖”聲。她覺得我在胡鬧，覺得我剝奪了她養家的成就感。
“你，坐在這里！庇幸淮，她給我買了一把紅色的塑料椅，按著我的肩膀讓我坐下，然后鄭重其事地說，“你是我的丈夫，你白白胖胖的，我就有面子。你出去干活，別人會笑話我阿米娜沒本事，養不起男人！
我看著她那雙黑白分明的眼睛里認真的神色，第一次感到一種巨大的文化沖擊。從那以后，我開始慢慢學著妥協，學著融入這種讓我曾經感到羞恥的生活方式。
法圖的到來，是在我來這里的第五年。
法圖是阿米娜的表妹，她之前結過婚，但是后來他的丈夫，被毒蛇咬傷，沒扛過去死了。
按照當地的習俗，寡婦是要由丈夫的兄弟或者親戚接手的。她丈夫的兄弟是個酒鬼，經常打老婆，法圖要是跟了他，這輩子就算毀了。
那天晚上，村里剛剛辦完穆薩的喪事，四周全是蟲鳴聲。阿米娜坐在蚊帳里，突然對我開腔了。
“把法圖娶過來吧。”她語氣平靜得像是在說一件買白菜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