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山竹

出品 | 鋅產業

在全球AI競賽進入白熱化狀態的這個春天，《華爾街日報》近日的一篇報道，在大洋彼岸掀起軒然大波。

這篇報道的主角是人工智能領域（曾經）的絕對霸主，OpenAI。

《華爾街日報》報道稱，OpenAI首席財務官Sarah Friar在內部指出：

ChatGPT未能實現到2025年底周活躍用戶達到10億的目標，2026年也多次未能達到月度收入目標；

與此同時，還在努力應對用戶流失的問題（在編碼與企業市場被Anthropic爭搶用戶，在消費市場被谷歌爭搶用戶）。

盡管這份報道隨后被Sam Altman和Sarah Friar聯合指責“荒謬”，但并未能消除其所帶來的影響，這一消息公布后，“OpenAI概念股”應聲大跌。

與之截然相反的是，Anthropic近日交出了一組亮眼的經營數據：

Anthropic年化營收運行率（ARR）已達到300億美元，超越OpenAI的240-250億美元區間。

私募交易平臺Forge Global首席執行官Kelly Rodriques此前更是透露了另一組數據——在該平臺上，Anthropic的估值已經達到1萬億美元，而OpenAI徘徊在8800億美元左右。

這些數據密集披露的時間，恰逢OpenAI和Anthropic籌備IPO上市的關鍵時期，而面對這樣的兩極反轉，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躍然紙面：

Anthropic已經顛覆OpenAI了嗎？

01 大模型之爭的緣起之地

OpenAI與Anthropic的故事，本質上是運營鬼才和技術天才的一次理念分裂。

2015年12月，OpenAI在美國舊金山成立，11位創始成員沒有一個平庸之輩，有來自頭部創業加速器YC的Sam Altman，有師從美國人工智能教父Hilton的Ilya Sutskever，甚至有那位科技狂人Elon Musk。

這家公司最初以非營利組織形式運營，以“最有利于全人類的方式開發通用人工智能（AGI）”來標榜自己，也因此在美國科技領域吸引了不少天賦異稟的技術人才，這其中就包括Dario Amodei和Daniela Amodei姐弟倆。

Dario Amodei是在2016年加入的OpenAI，并很快升到了研究副總裁，深度參與了后來的GPT-2、GPT-3等項目的研究，而他的姐姐Daniela Amodei則在OpenAI擔任安全與政策相關的高管，并與Jared Kaplan、Jack Clark、Chris Olah、Tom Brown等，共同組成了OpenAI安全與Scaling研究的核心力量。

然而，這姐弟倆與OpenAI的矛盾隨著團隊在人工智能領域的深入研究不斷加深，他們信奉的是，在Scaling之外要投入足夠資源進行“alignment and safety”（對齊與安全），不能僅靠更多算力來自然解決價值觀問題。

這樣的理念與當時正值高速發展的OpenAI，尤其是OpenAI實際掌權者Sam Altman的理念相悖。

于是，Dario Amodei和Daniela Amodei在2020年底離職，并基于他們信奉的理念籌備創業，與他們一同離職的還有多位OpenAI安全團隊的核心員工。

2021年，一家由多位OpenAI核心高管和前員工組成的公司正式成立，并取名為Anthropic。

Anthropic定位為公共利益公司（Public Benefit Corporation），明確提出“有用、誠實、無害”（“helpful，honest，and harmless”，簡稱3H）的模型訓練原則，并提出了Constitutional AI訓練方法——通過可解釋的“憲法”原則指導模型行為。

這也為他們后來在商業化道路上與美國國防部產生沖突，埋下了一顆種子。

與OpenAI早期的“明星云集、多元背景”不同，Anthropic的核心團隊是由Dario Amodei在OpenAI內部精心挑選的隊員組成，更像一個價值觀高度一致的“精英研究小組”，這讓他們有了OpenAI無法比擬的凝聚力和穩定性。

而這樣穩定的核心團隊，為Anthropic后續技術研發和應對商業化過程中的沖擊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不過，也正是對于安全的執念和謹慎，他們錯過了大模型在消費市場的第一波風口。

Dario Amodei在一次采訪中曾透露：“2022年，我們已經有了Claude 1的早期版本，這是在ChatGPT發布之前，但我們選擇不發布，因為擔心這會引發軍備競賽，沒有足夠時間安全地構建系統。”

不過，他的前東家，OpenAI并不會這么想。

實際上，OpenAI正是在探得Anthropic已經醞釀出一款聊天機器人后，迅速于2022年11月推出了那個改變全球人工智能產業格局的ChatGPT。

隨后的故事人盡皆知，ChatGPT一夜爆火，大模型大行其道，OpenAI隨后在品牌、用戶規模和資本市場上取得了壓倒性勝利，成為全世界矚目的大模型一哥。

Anthropic直到2023年3月才正式推出Claude第一個版本，雖然踐行了自己的初心和團隊的理念，但卻慢了這關鍵一步。

正是這一步之慢，讓Anthropic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至少在全球的新聞報道中，成了OpenAI的配角。

也正是這一步之慢，讓Anthropic想清楚了自己的商業化路徑——避開消費市場的紅海，轉向企業市場，強調安全性、長上下文、復雜推理和可靠輸出。

在隨后幾年里，Anthropic不斷打磨Claude的編碼質量、文檔分析和專業任務執行能力，而遠離風暴中心的他們，在模型能力和品牌口碑上卻悄悄成長起來，尤其受到重視合規的大型企業和開發者的青睞。

Dario Amodei在回顧時表示：“我們確實在消費者市場讓出了先機，但我們相信，長期來看，企業需要的是可信賴、可控的AI，而非只是有趣的聊天工具。”

這樣的戰略定位，也讓Anthropic在大模型燒錢大戰后的商業模型建立上的優勢建立，埋下了伏筆。

02 王冠之下的內憂外患

ChatGPT的全球爆火不僅讓OpenAI公司估值火箭式上升，更將大模型推向了大眾視野，大眾自然是喜歡“懶人”式AI服務的，但全球用戶數億用戶的涌入，進一步加速了OpenAI對算力的需求，以及對資金的需求。

實際上，早在模型訓練之際，OpenAI就已經感受到了大模型的燒錢速度，尤其對算力的需求，引入一位“有錢、有算力”的投資人，就成了OpenAI的一個迫切需求。

于是，Sam Altman在2019年多次往返西雅圖，向微軟尋求幫助，微軟在這一年向OpenAI注資10億美元，成為了OpenAI的獨家云計算供應商。

在這之后，是一段OpenAI與微軟的蜜月期，微軟先后向OpenAI投資超過130億美元，OpenAI則將自己的技術集成到了微軟的搜索、云計算等產品體系中，微軟也借著這次機會，又與谷歌在搜索這一戰場，展開了一次激烈的較量。

OpenAI+微軟的組合，當時也確實給谷歌嚇的不輕，至于微軟后來為什么沒能顛覆谷歌，那是另一個故事。

憑借ChatGPT打下來的江山，以及隨后在大模型領域不斷燒錢迭代，OpenAI在大模型消費市場站穩了腳跟，尤其是2024年與蘋果的合作，進一步鞏固了OpenAI的江湖地位。

2024年，本就在云計算領域沒有深厚家底的蘋果，幾經折騰也沒能整出一個像樣的“ChatGPT”后，最終選擇接入OpenAI的ChatGPT。

OpenAI的模型和技術由此被集成到了蘋果的Apple Intelligence和Siri中，用戶可選擇調用ChatGPT輔助復雜查詢，這讓OpenAI進一步觸達了更廣泛的消費主力軍，為OpenAI的商業計劃打下了基礎。

不過，就在OpenAI全軍出擊之時，大模型在全球迎來了研究熱潮。

首先是Meta、谷歌等美國本土科技巨頭開始加強對大模型的自研，Meta走了一條開源的“野路子”，志在另辟蹊徑，后來這條路也福澤了不少國內大模型團隊，本就是transformer架構原創署名團隊的谷歌，則整合了谷歌大腦和deepmind團隊，加強了對Gemini的開發。

后來，谷歌成了OpenAI在消費市場最大的敵人，甚至好不容爭取到的蘋果，后來也選擇與谷歌來了個世界和解——蘋果手機用上了谷歌的Gemini模型。

與此同時，OpenAI內部在2023年底，更是上演了驚心動魄的宮斗戲——在OpenAI首席科學家Ilya Sutskever等人的策劃下，OpenAI董事會集體罷免了Sam Altman，理由是“他在與董事會的溝通中不夠一貫坦誠”，這一事件震驚行業。

盡管在隨后員工大規模請愿下，Sam Altman迅速回歸，但隨后，OpenAI面臨的是核心人才迅速流失，尤其是最初的11位創始成員，已有8人選擇離開：

Ilya Sutskever在2024年5月離職并創辦了Safe Superintelligence (SSI)，Andrej Karpathy同年離職創辦了Eureka Labs，同年離職的還有John Schulman，他則是選擇加入到了當時已經成長為OpenAI另一個無法忽視的勁敵。Anthropic的陣營。

John Schulman在離職聲明中表示：“我希望深化對AI對齊的研究，回歸一線技術工作。”

當然，在那段時間里，從OpenAI轉投Anthropic的科學家，遠不止這一位。

此外，OpenAI還長期存在另一個外憂，早年間離職的Elon Musk一直指責OpenAI不道德，背離開源和非盈利初心，并對OpenAI展開了長期訴訟。

就在OpenAI處于內憂外患之際，Anthropic卻得到了充分發展，一邊接收自OpenAI陣營轉投而來的頂級AI人才，一邊與亞馬遜形成戰略同盟。

早在2023年，Anthropic與亞馬遜展開合作，合作內容包括Anthropic使用AWS Trainium芯片訓練和部署其AI模型，并合作打造擁有近50萬顆Trainium2芯片的算力集群，此外，亞馬遜陸續向Anthropic真金白銀投了80億美元。

更為重要的是，目前已經有超過10萬家客戶在AWS上運行Anthropic Claude模型，由此帶來的商業化價值，相較于在消費市場步履艱難的OpenAI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2026年初，Sam Altman終于妥協，計劃在免費和低價版ChatGPT中引入廣告，以支持其基礎設施支出并維持普惠。

這一舉動在業界引起了廣泛討論，也給了Anthropic嘲笑OpenAI的機會。

03 誰能笑到最后？

在2026年2月8日開幕的第六十屆超級碗（Super Bowl）賽場上，充斥著人工智能贊助商的廣告，其中最有趣的是Anthropic打出的廣告：

"Ads are coming to AI. But not to Claude. Keep thinking."

Anthropic斥資數百萬美元在美國全民賽事上投放的諸如此類廣告，目標直指OpenAI的廣告計劃——毫不留情地直接嘲諷OpenAI計劃在ChatGPT免費中引入廣告的行為。

OpenAI的Sam Altman自然不是那種吃啞巴虧的人，他回應稱廣告“有趣但明顯不誠實”，并指責Anthropic“authoritarian”（專制），強調OpenAI的目標是讓AI惠及“數十億無法支付訂閱費的人”，而Anthropic“只為富人提供昂貴產品”。

這一公開互懟，實質上是雙方商業模式根本分歧的體現。

OpenAI的路數更接近互聯網時代的“搜索引擎”：通過ChatGPT積累海量用戶，再轉化為生態與多層次變現，追求規模效應與普惠敘事，互聯網廣告收入必然是其商業模式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優勢在于品牌影響力、微軟生態整合與多模態體驗，但面臨高額基礎設施成本與盈利路徑壓力。

實際上，OpenAI的廣告路數也確實卓有成效，廣告試點項目僅僅兩個月就拿到了1億美元營收。

基于此，OpenAI向他們的投資者做了一個廣告收入的預期數據：

預計2026年達到25億美元，2027年達到110億美元，2028年達到250億美元，2029年達到530億美元，并于2030年最終達到1000億美元。

Anthropic則更像互聯網時代的“云服務提供商”：聚焦企業級可靠性和安全性，通過Constitutional AI降低采用風險，獲取高價值、穩定合同。其單位經濟性更好，毛利率更高，在編碼和代理工具領域增長迅猛。

盡管二者商業化路徑看似有一定差異，但誰又都不服誰，都想將對方干趴下。

所以當時間來到2026年后，我們看到OpenAI與Anthropic之間的競爭變得越來越激烈，二者不僅都在緊急籌備IPO上市，爭奪美國大模型第一股的權重位置，還在年初同一天（2026年2月5日）發布了新模型（Claude Opus 4.6/GPT-5.3-Codex）。

不過，對于大多數專業用戶而言，或許并不是非A即B，由于GPT優于執行速度、Claude強于智能體協作和長上下文處理，不少用戶在將二者搭配應用，采用“GPT快速生成 + Claude深度審查”的混合工作流。

回過頭再來看這兩個“冤家”，早已經沒有了早些年遙不可及的差距，Anthropic不僅追平了二者之間的差距，甚至在由OpenClaw掀起的智能體應用爆發的這一年里，Claude在智能體協作和長上下文處理上的優勢被不斷放大，有了顛覆OpenAI江湖地位的意思。

當然，變量依然存在，就在近日，兩邊下注的亞馬遜再次與OpenAI加強合作關系，旗下AI平臺Bedrock接入了OpenAI最新大模型、代碼生成工具Codex等一系列產品。

實際上，不只是亞馬遜在兩邊下注，OpenAI曾經的盟友微軟也在2025年年底聯手英偉達，150億美元投資了Anthropic。

這一次，輪到備受增速放緩、人才流失、巨額成本支出壓力的OpenAI來思考，如何在AI商業化最為關鍵的這一年，守住自己前半程打下的大好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