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浩大戰小紅書，誰有理？

文 | 定焦One，作者 | 李夢冉，編輯 | 魏佳

一個百億級科技公司的創始人，把矛頭對準了月活3.5億的小紅書。

4月26日，追覓科技創始人俞浩連發數條微博，稱小紅書“非常非常爛”，價值觀和盈利模式“非常有毒”。隨后幾天，他又陸續點名小紅書的算法、評價體系和momo匿名賬號，質問平臺是否在“鼓勵作惡”。

這出戲劇注定不缺觀眾。俞浩和追覓多次沖上熱搜，傳播效果拉滿；小紅書那邊，則至今以沉默應對。

針對此事，「定焦One」分別聯系了追覓和小紅書。截至發稿，雙方均未作出官方回應。

但有時候，沉默也是一種態度。

俞浩的指控，哪些有道理，哪些站不住腳？他為什么選在追覓硅谷發布會前夕把矛盾公開化？這背后是維權無門的無奈，還是一場打著維權旗號的營銷？至于小紅書，虛假種草、惡意避雷貼屢禁不止，平臺到底是不想管，還是管不了？

這些問題，我們試圖尋找答案。

俞浩的火，燒對了幾處？

俞浩對小紅書的批評可以歸納為三點：一是算法不公，“把壞的往前推”；二是評價系統不可信，“不會把上面的任何反饋信息當參考”；三是momo匿名賬號盛行是平臺在鼓勵作惡。

我們根據公開信息和從業者反饋逐條來看，這里面哪些是真實的痛點，哪些是經不起推敲的指控。

首先，算法是否會專門推差評？

4月28日，俞浩發文將批評重點指向小紅書算法?！拔規状未蜷_小紅書，發現第一條都是置頂的差評……你說這是算法推薦的，怎么別的平臺的推薦都是有好有壞，就你的算法，專門把壞的往前推？”

根據小紅書官方（@電商課代表）說法，小紅書的流量主要來自推薦流量和搜索流量，推薦流量來自于算法對筆記的打分，即CES評分體系。

CES評分體系會參考筆記的關注、點贊、收藏、評論、分享等數據，平臺會根據這五個指標數據對筆記進行相應積分，其中評論和分享屬于“高門檻互動指標”，對應積分較高。CES分數越高，平臺推薦的流量也越多。

平臺的本意是看重互動，但一個客觀事實是，爭議性和情緒化的內容往往更容易引發評論和分享，如果算法認為這類內容有高互動潛力，將它推向更大的流量池，確實有可能放大負面內容的聲量。

俞浩描述的現象或許真實存在，但“專門推壞的”說法證據不足。某品牌小紅書頭部廣告代理告訴「定焦One」，平臺自有的算法會揀選大批量的詞作為熱搜，這個機制不存在專門針對某家品牌的情況。真正決定品牌在小紅書處境的，是它構建和運營內容的能力?！付ń筄ne」在小紅書搜索一些品牌發現，并非所有品牌的搜索結果都以差評開頭，客觀內容排在前面的依然是多數。

北京至普律師事務所主任李圣律師告訴「定焦One」，這里有一個值得關注的法律邊界：如果算法的設計邏輯本身就傾向于推薦高互動內容，而平臺明知負面爭議內容更容易獲得高互動、卻仍然維持這套機制且不做任何矯正，在法律上就有可能被認定為“應知”。一旦平臺收到品牌方的有效通知后仍不處理，就很可能觸發連帶責任。

第二個問題是，小紅書上的評價到底能不能信。俞浩說“任何在小紅書上評論追覓產品的，基本都不要信”。

這一指控，確實戳中了內容社區“真實性”的軟肋，只是“基本都不要信”的表述有些絕對。

一方面，小紅書對水軍的管控并非形同虛設。上述廣告代理告訴「定焦One」，大量且重復的好評或差評很容易被系統識別，觸發警告甚至直接封號，平臺在這方面的審核機制比外界想象的要嚴格。

但另一方面，小紅書上也確實存在虛假種草和惡意避雷的問題?！付ń筄ne」此前發布的《“避雷”難倒小紅書》一文中，記錄過不少商家因為同行競爭或者消費者惡意“白嫖”，在小紅書上被“惡意避雷”而損失嚴重的案例。小紅書的治理效率在提升，但離理想狀態還有差距。

第三個問題，指向的是小紅書上的momo們。

4月29日，俞浩連發三條微博喊話小紅書CEO，將議題轉向平臺責任。

他問道：“momo是誰？為什么那么多momo？momo發表了不實的虛假信息，對我們造成了負面影響，我該找誰？”并在后續博文中提出，小紅書上有大量使用“momo”名稱的匿名賬號，這種機制“不是鼓勵作惡是什么？”

這里有一個基本的誤解需要解釋。momo并非平臺刻意設計的匿名賬號，它最初是部分新用戶通過微信授權登錄小紅書時，系統自動生成的默認昵稱和頭像——粉色小恐龍的圖案配上“momo”這個名字。很多用戶選擇保留這個默認身份，形成了一種社區文化。

當然，momo文化客觀上確實給了部分用戶一種“穿了馬甲”的心理暗示，讓他們在吐槽、評價時更肆無忌憚。這個現象是真實存在的。

不過，使用momo并不等同于能夠免責。按照“后臺實名、前臺自愿”原則，平臺允許用戶保留momo昵稱，但momo用戶同樣需要為自己發布的內容承擔法律責任，平臺也保留通過技術手段追溯發言者的能力。說“momo盛行是鼓勵作惡”，多少有點偷換概念。

整體來看，俞浩的三項指控——負面內容被優先推送、評價體系不可信、momo機制助長作惡，每一條都不算無中生有，但用上了激烈的語氣，讓問題被不同程度夸大。

那么問題來了，一個百億級公司的創始人，為什么在這個時間點選擇這種方式，把話說到這個程度？

俞浩的“正義”，追覓的“生意”

追覓與小紅書的“梁子”，其實去年就結下了。

2025年6月，追覓法務部發布聲明，稱公司遭遇大量不實負面信息攻擊，“斷指計劃”“三倍薪資挖人”“竊取商業機密后開除”“對賭失敗”等謠言在多平臺累積超過萬篇，在被點名的平臺中，小紅書排第一。同年8月，俞浩開通了小紅書賬號。發動態、曬自拍、和網友互動，被外界解讀為試圖用創始人IP在輿論場里扳回局面。

今年1月，俞浩在小紅書發文《在小紅書上班是一種什么體驗》試圖測試平臺容忍度，稱“XHS上好像都是罵在大廠上班的體驗的。我想試試底下評論全是罵小紅書上班體驗的，能不能發得出來。”

到了3月，“廉潔追覓”發聲明稱公司在多個平臺遭遇有組織水軍攻擊，這一次并未指名道姓。

根據追覓此前公布的信息，它確實遭受了有組織的水軍攻擊，維權訴求真實存在。但事情的另一面也擺在那里：俞浩一邊痛批小紅書“非常爛”，一邊繼續活躍在小紅書，追覓官方賬號粉絲超過10萬人，俞浩個人號粉絲也超9萬人，品牌仍在小紅書直播帶貨。

再看時間線，就更難說是純粹的維權沖動了。

4月26日俞浩微博開火，追覓則正在為一場聲勢浩大的活動做著最后的準備。美國時間4月27日，以“DREAME NEXT”為主題的追覓硅谷發布會周正式啟幕。這是硅谷首次迎來由中國企業主辦的“發布會周”。

而且俞浩自己也沒有掩飾這兩件事之間的關聯。他在炮轟小紅書的同一條微博里，也提到了這場發布會。

如果這只是頭一次，或許能歸為偶然，但翻翻俞浩過往的操作，大概會發現這是他一貫的風格。

從2025年下半年到今年年初，俞浩密集進行了一系列令人熱議的操作。他曾在年會上放話：“我要把追覓生態做到一百萬億美金量級”，折算下來約等于23個英偉達、25個蘋果、280個阿里巴巴。事后他解釋說：“我說的是未來，不是一年，做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百萬億美金公司，確實是我的目標”。

至于這個目標是否能實現，似乎不重要，反正話題度足了。

那為什么是現在？

根據公開信息，追覓的業務已經擴張至汽車、手機、AI家電、個人穿戴設備，幾乎全線鋪開，正處于品牌升級的關鍵期。這個節骨眼上，最頭疼的問題就是“品牌認知”，很多人還是把追覓當成一家做掃地機器人的公司。硅谷發布會是一次重要的亮相機會，需要足夠大的聲量配合。

炮轟一個擁有數億用戶、本身就存在一定爭議的平臺，自帶關注度，成本遠低于同等體量的廣告投放。

所以這次炮轟是純粹的維權嗎？恐怕不完全是。更準確的描述是：追覓有真實的維權訴求，俞浩選擇了一種能同時實現維權和傳播效果最大化的方式。

只是這種玩法有它的代價。這些流量更多聚集在沖突本身而非追覓的產品或者技術創新上，聲量能不能變成銷量，答案并不明確。

需要警惕還有“狼來了”效應，如果用戶發現每一個“驚天控訴”后面都追著一場發布會，追覓還能否長期贏得他們對品牌的信任，將是一個考驗。

在小紅書，品牌又愛又恨

另一端的小紅書，至今保持沉默。但沉默回避不了問題。

俞浩的指控有夸大，但他踩到的那個痛點是真實存在的：品牌或個人經營者在小紅書上遇到問題，維權成本極高。

前不久，某視頻平臺上有云南攝影館商家公開控訴，稱店鋪在小紅書遭遇惡意避雷，導致店鋪訂單銳減，甚至有已經付了定金的訂單要求退單。此前也有旅拍寫真館負責人向「定焦One」控訴這一現象，雖然最后已經通過法律途徑成功維權，但過程耗費大量時間精力，甚至影響店鋪口碑和生意。

發布一條筆記只需要幾分鐘，但品牌方從發現侵權到等來判決，輿情早已過去，損失已經造成。這中間的時間差，是品牌方最大的憤怒來源。

平臺不是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今年1月，小紅書上線《社區公約2.0》，主要圍繞“反對制造對立”規范社區環境，2025年以來，也加大對虛假內容處置力度。

但一位MCN機構負責人告訴「定焦One」：“平臺打得最狠的是那些明顯的機器水軍。如果是真人賬號、模仿真實用戶口吻發的惡意差評，平臺也分不清，要是用戶能拿出真實消費記錄，就更難判斷，平臺也不敢亂刪?！?/p>

圖源 / 小紅書APP端申訴流程

這就是小紅書真正的兩難：它不能沒有差評，因為差評是真實性的證明；它也不能隨意刪除差評，因為那會讓內容生態徹底失去公信力。

這個兩難之所以難解，根源在于小紅書的商業模式從一開始就建立在“真實性”這個地基上。它的理想邏輯是，用戶分享真實體驗-其他人被“種草”-品牌獲益-品牌投流-平臺賺錢。

這套邏輯讓小紅書成長為一個有獨特價值的平臺，但也埋下了一個隱患：既然好評可以花錢買，差評也可以花錢制造。一旦“種草”和“避雷”都可以操作，社區信任就開始一點點流失。用戶不再相信滿屏的“太好用”，也開始懷疑那些“千萬別買”背后是不是有金主；品牌疲于奔命地控評、投流、道歉、澄清；平臺則陷入兩頭為難：治理嚴了，用戶不滿；治理松了，品牌也不樂意。

任何一個以UGC為核心的平臺，都會遇到真實性與商業化的沖突，這不是小紅書獨有的困境。盡管兩難，但法律層面的責任并不因此消失。

李圣律師告訴「定焦One」，平臺并非對所有內容承擔事前審核義務，但依法負有合理的內容治理責任。若平臺長期對投訴不回應、對明顯違規內容放任傳播，可能被認定未盡到應盡管理義務，面臨行政監管部門的約談、整改要求，情節嚴重的，還可能被處以行政處罰，甚至因為監管缺位被追究民事責任。

俞浩的炮轟會過去，追覓的硅谷大會也會結束，但品牌與平臺之間的這道裂縫，還將長期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