臭名昭著的二戰日本大佐，犯下多少戰爭罪行？

來源：【人民日報中央廚房-博古知今工作室】

4月25日，央視新聞援引日本《讀賣新聞》報道稱，日本政府已敲定修改自衛隊“官階”名稱的方案，并計劃于本年度內向國會提交相關修訂草案，擬將陸上、海上及航空自衛隊各自的最高長官——幕僚長對應的將官等級改稱為“大將”，其余將官統一為“中將”；將“一佐”改為“大佐”。

本應隨同舊日本軍隊一同作古的“大佐”如今沉渣泛起，顯然是在觸動曾經遭受日本侵略的各國人民最為敏感的歷史記憶。

4月19日，人們在位于日本東京的國會議事堂周圍參加抗議活動，呼吁守護和平憲法。攝/新華社記者賈浩成

大佐軍銜起源于日本近代軍事改革。明治維新時期，日本照搬軍制，建立了征兵制并重建了軍隊內的等級秩序，大佐軍銜由此產生。在外，大佐通常擔任陸軍聯隊級或海軍艦隊的參謀、指揮職務，能夠直接調動3000多人規模的陸軍軍隊；在內，大佐多在軍令、軍政系統中的要害部門擔任領導職務，能夠直接參與重大軍事決策。至日本昭和時期，大佐多畢業于陸軍士官學校，少數精英陸軍大佐出身陸軍大學，經歷了嚴格的選拔與精英式培養。因此，處于校級軍官頂點的大佐是日軍體系中的中堅力量。而大佐軍銜之所以臭名昭著，與大佐級軍官在侵略戰爭中扮演的角色密不可分，尤其以日本陸軍最為突出。

據《軍制綱領》（1875）制作（引自[日]戶部良一《近代化的異化：日本陸軍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

縱觀軍國主義日本對外侵略的歷史，這些大佐們在狂熱的軍國主義思想渲染下，把策劃侵略當作實現國家擴張和個人晉升的捷徑，最終不僅給被侵略各國帶去了深重的災難，也將日本拖入了萬劫不復的侵略戰爭。

在日本侵華戰爭中，大佐級軍官扮演了推波助瀾的角色。戰后東京審判中被認定為高級戰犯的眾多日本高級軍官，都曾在大佐軍銜時期通過策劃發動侵略戰爭“因功受賞”，并迅速躋身軍隊高層，變本加厲地推動對外侵略?！按笞簟辈粌H僅是在戰場上執行軍事行動的中高層指揮官，更是積極策劃對外侵略，發動侵略戰爭的野心家。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日本軍部震懾于總體戰的威力，開始建設服務于長期總體戰的國家總動員體系。長期存在于日本軍隊教育中的軍國主義思想，同一切服務于軍事需要的國家總動員體制深度捆綁。日本軍國主義者們很早就將奪取中國資源視作實現“國防自給”、發動長期戰爭的重要目標，其代表人物是永田鐵山。1921年在德國巴登巴登，尚在擔任駐外武官的永田鐵山同小畑敏四郎、岡村寧次約定回國后共同“改革軍制，建立總動員”。后來，當永田鐵山晉升大佐、擔任動員課課長，仍然沒忘記當年的國家總動員戰略。永田認為，總動員體系的關鍵在于保障戰略物資的獲取。他在《主要軍需短缺資源與中國資源關系一覽表》中提出必要時將中國“強行據為己有”以保證日本進行長期戰爭的需要。在永田的規劃中，中國東北、華北與華中都是日本必須確保的資源產地。

在永田的煽動下，越來越多的同輩軍官加入到日本軍國主義隊伍中。日軍本就對中國東北地區豐富的自然資源垂涎三尺，近代以來部署在中國東北的軍事力量也最多，疊加之下，中國東北地區無疑是大佐們實現野心的絕佳場所。為徹底控制中國東北，攫取利益，日本關東軍策劃了炸死奉系軍閥張作霖的皇姑屯事件。該事件的主謀是時任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作大佐。以河本大佐為首的關東軍試圖制造混亂趁機占領東北。事后，日本政府僅對河本做出行政處罰，無異于為陸軍大佐們肆意謀劃侵略戰爭大開綠燈，比如甲級戰犯板垣征四郎是在關東軍高級參謀任上策劃并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他當時的軍銜正是大佐。板垣此前熱衷于煽動武力占領中國東北，事變中更是全面負責并直接指揮關東軍的軍事行動。隨后，板垣與其重要同謀石原莞爾（時任關東軍作戰主任參謀、中佐軍銜）等人提出了建立偽滿洲國的《滿蒙問題解決策案》。

負責業務執行的大佐們為配合關東軍的行動，迅速拿出了準備多時的各項方案。時任作戰課課長、大佐軍銜的今村均身處參謀本部作戰課長這一關鍵位置，參加陸軍中央對滿洲事變的處置行動。九一八事變后，陸軍中央在不擴大方針、關東軍既成事實和內部強硬派壓力之間反復搖擺。掌握實務的課長級軍官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了推動作用，使中央的約束不斷失效。

在發動九一八事變、成立偽滿洲國的活動中，無論是在東北負責軍事行動的板垣征四郎、石原莞爾等人，還是在中央扮演重要角色的永田等人，他們非但沒有受到懲處反而得到晉升，永田進階為少將軍務局長，石原也晉升為作戰課長進入陸軍的權力核心，板垣此后更是一路做到陸軍大臣。前人私自進行軍事冒險未受懲處，反而獲得獎賞與晉升，這刺激著接替他們職位的新一批大佐們采取的計劃愈發激進。

柳條湖事件時的日本陸軍中央。來源/[日]川田稔《日本陸軍的軌跡(1931—1945)》，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將侵略的矛頭對準了華北地區。日后的甲級戰犯武藤章攜其起草的《對北支那政策》就此登場。武藤章深受永田鐵山影響，是統制派的資深成員。他所起草的《對北支那政策》力圖分裂華北五省，施行所謂華北五省“自治”，其目的在于獲取華北資源，變華北為日本的勢力范圍，從而形成由日本、東北與華北組成的經濟圈，使其服務于日本未來的長期戰爭。盧溝橋事變爆發之初，日軍內部堅決主張趁機擴大戰事，進行全面侵華，同樣以大佐級軍官為主。以作戰課課長武藤章大佐與軍事課課長田中新一大佐為首的局、課長雖然在級別上處于中層，但他們人數眾多且在陸軍要害部門掌握實權，使得發動對華全面戰爭的意見在陸軍決策中樞形成了壓倒性的多數。

全面抗戰爆發后，許多身處作戰一線的大佐更是犯下了駭人聽聞的罪行。田島彥太郎大佐在擔任第41師團參謀長期間，在晉南、晉中地區執行三光政策，對敵后根據地進行了殘酷掃蕩。后來調任至菲律賓期間，他不改殘忍本性，縱容下屬虐待、殘殺戰俘。戰后他被軍事法庭判處死刑，于1946年4月3日處刑。

鈴木啟久大佐在擔任步兵第67聯隊長時，曾下令實施細菌戰，并還多次在部隊駐地設置慰安所，強掠眾多中國婦女及朝鮮婦女做慰安婦。其本人供述殺害了多達5470名中國人，燒毀和破壞中國房屋18229戶。

然而，相較于親自實施暴行的底層官兵，以及被盟軍重點清算的高級將領，大佐作為中層將校，其戰爭罪責容易遭到忽視。除了如田島彥太郎一般明確掌握其刻意縱容暴行相關證據，即便大佐們指揮的部隊參與、實施了各種暴行，也難以對其本人進行定罪，譬如鷹森孝大佐，其所部步兵第68聯隊在入侵南京期間負責攻占通濟門和武定門，隨后參與了南京大屠殺。而鷹森孝卻在戰后并未受到追責。參加南京大屠殺的日軍主要部隊之一第16師團，擔任其參謀的中澤三夫也沒有受到戰爭罪行指控。但直接參與一線作戰的大佐們往往以服從命令、執行任務為借口，為自己的戰爭罪行開脫。可以說，位于軍隊系統的中層大佐們是將“無責任”化借口推脫的最為徹底的群體。

鷹森孝

這些陸軍大佐們無一不是經歷了從陸軍幼年學校、陸軍士官學校、陸軍大學的系統培養。然而恰恰是這伙所謂的“精英”軍人，最終卻成為發動侵略戰爭、實施殖民統治、組織大屠殺的戰犯。一批批大佐為實現這一目標愈發不擇手段，不惜一次次挑起事端、發動戰爭。

今天是要將大佐、大將放出籠，那么明天呢？

正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劍在4月30日的發言所指出的，日本恢復二戰時的軍銜稱謂“是在制度與認知層面搞突破，也是在受害國人民的傷口上撒鹽”。他強調，日本“新型軍國主義”成勢為患，已對世界的和平穩定構成現實威脅，包括中國人民在內的國際社會正義力量都應當對此高度警惕，堅決維護二戰勝利成果，絕不讓歷史悲劇再度上演。

編輯：周斌 詹茜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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