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蔣軍第十二兵團第十八軍軍長楊伯濤一直說該兵團司令是個外行，在《黃維第十二兵團被殲記》更是毫不客氣說“黃維性情孤僻、嚴峻寡恩”。

有人開玩笑說楊伯濤被俘后每天必做的三件事就是“吃飯、睡覺、罵黃維”，這當然是個玩笑，因為楊伯濤還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他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寫的《美軍戰術之研究》，也頗有借鑒意義。

軍長楊伯濤罵兵團司令黃維，十八軍也有人罵楊伯濤，比如1966年第六批特赦的原七十九軍中將軍長方靖的兒子方知今，就在《今是昨非見肝膽——原國民黨高級將領方靖親歷紀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中講述了方靖原部下劉占德對方靖說的一番話：“我當了十二兵團的少將高參，分配在十八軍服務，是雙堆集一戰被俘的。（方靖插話：十八軍是辭公一手締造的，號稱王牌之師,不料競會失敗得這樣快！）也怪黃維把這樣好的部隊交給楊伯濤。無論經驗或資歷他都不夠，才當十六天軍長就把一個好好的部隊斷送了！”

劉占德為什么說楊伯濤只當了十六天軍長，以及那十六天是從哪一天開始，這其實都不重要，黃維和楊伯濤恩怨糾葛一生，臨終仍不能釋懷，這只是當年國民黨將領雞爭狗斗的一個縮影而已，咱們今天要聊的，是那些高級將領在被俘后和特赦后吃飯時的一些“趣事”——從這些“趣事”中，我們也能看出這幫人根本就沒有半點袍澤之誼。

沈醉在《戰犯改造所見聞》中對方靖的評價還是很高的：“我和他同組有兩三個月，他從來不批評人，遇到別人挨批，甚至同組的黃維還在想學文天祥的時候，在組內以及全體都來批判黃維這種‘文天祥思想’時，他也沒有發言批評過。如果不是因為他怕別人說他袒護‘老長官’，他可能還會調解和稀泥。在陳誠系中，他是屬于穩健派中的老好人。”

沈醉說黃維是方靖“老長官”，可能是因為方靖還當過第十八軍第十一師營長、第十一師六十二團團長，黃維則當過第十一師第三十一旅旅長、第十一師師長、第十八軍副軍長、第十八軍軍長——黃維出任以十八軍為骨干的第十二兵團司令，也算“回家”了。

方靖確實是個老好人，他在劉占德抱怨楊伯濤的時候，也講了“公道話”：“怎么能怪楊伯濤呢？杜聿明、廖耀湘、王耀武這些不都是黨國的名將嗎？他們不都失敗了嗎？我算領教解放軍的戰術高明了，不服氣是不行的！”

方靖是在湖北荊門被俘的，跟其他戰犯一樣，他一開始并沒有進入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而是在開封和武漢都住過，在武漢劉家花園學習改造期間，與方靖同一宿舍的是第十七兵團司令劉嘉樹、第三兵團司令張淦、第八兵團副司令長官兼第五十五軍副軍長及第一八一師師長米文和、湘桂黔護路司令莫德宏（方靖稱其為“運輸司令”）、四十八軍軍長張文鴻。

有史料說莫德宏病逝于1951年，那肯定是不準確的，因為1953年12月26日那場豐盛宴席，莫德宏是參加了的，而且那頓飯吃得也十分搞笑，方靖的回憶更是有趣。

那一天他們六個中將剛走進食堂，就嚇了一跳：一桌豐盛筵席，有整雞、整鴨、整蹄膀（肘子）、全頭尾魚！

雖然高級戰犯的伙食還算不錯，但這樣大魚大肉擺上來，他們最先想到的就是“送行酒”、“斷頭飯”，管理人員一再解釋這是“改善生活嘛”，他們還是不敢相信。

盡管心有憂懼，但他們還是老習慣不改：“劉嘉樹第一個朝桌子走過去，尚未落坐，卻先將一海碗紅燒蹄膀端到他面前。張淦不甘示弱，他一進入‘陣地’便包圍了那一海碗紅燒雞！剩下那四個，這才發現‘軍情緊急’，蜂擁而上——大個子米文和畢競占優勢，他搶了那碗鴨子，并順手將一盤魚推給了方靖，因為他與方靖有‘開封之誼’，所以處處互相照顧，現在他們倆分享鴨和魚。莫德宏和張文鴻只好把幾盤炒菜端到面前。”

打仗的時候不肯互相救援，分享美食更是不可能的，劉嘉樹和張淦不用筷子，張開雙手就抓，張淦更是精明：“扯下兩只雞腿，左右開弓，然后撕翅膀，吃脯肉，啄雞脖，砸雞腦，啃雞腳，把最肥美的一塊雞屁股留到最后，放在嘴里細嚼慢咽，真是回味無窮！劉嘉樹一陣‘猛打猛沖’，足有四、五斤重的一只蹄膀，轉眼就被他消滅干凈。”

六個中將瘋狂搶食，管理人員端著面條送來的時候，他們已經撐得翻白眼，但還是拿起碗來“繼續戰斗”，結果是那一晚劉嘉樹上了八次廁所，還拉了一褲子——劉嘉樹拉褲子，可不是筆者杜撰，而是方靖親口講述的。

劉嘉樹上廁所鬧出的笑話足有一籮筐，沈醉在《戰犯改造所見聞》中還繪聲繪色地講述過“劉嘉樹夜半上廁遇女鬼，幾乎嚇昏”的故事，沈醉因為廣泛傳播鬼故事，還被小組開會批評過，方靖也在那個小組：“平日一向愛和稀泥的方靖突然發言，說我是‘大帽子底下開小差’，我一看是這位仁兄，立刻聯想到我常和他開玩笑，想借此整我一下。”

方靖小小地“報復”沈醉一下無傷大雅，沈醉也巧妙地化解，他們在特赦后又同在全國政協文史專員辦公室工作，從“同學”又變成了同事，關系依然相當好：“方靖不但是為人之祖，而且已四代同堂。我也是為人之祖的人，再也不會和過去一樣去和他認‘同麻（兩人臉上都有麻點）’，而是和別人一樣，看到他的時候，總是客客氣氣地叫他一聲：‘方老，您好！’”

沈醉特赦后有“進去”一段時間，方靖則跟第二綏靖區中將副司令牟中珩、江陰要塞中將司令孔慶桂、第三軍中將副軍長楊光鈺、國民黨河南省黨部書記長李佩青一起，搬到了政協禮堂對過的錦什坊街家屬宿舍，雖然他們當時的工資已經極高，但卻沒有半點“共產”意識，也全無同學、袍澤之誼：“一些生活必需用品，諸如碗筷、面盆、暖壺。痰孟等等之類的東西，都得逐一添制。由于無長期打算，能共用的、公用的，都攤錢購買，做到了分文不讓。爾后他們又感到共用、公用不便，必須每人各備一份，在處理舊物及作價問題上，斤斤計較得令人難以置信，完全拋棄了‘將軍風度’，活象一撮小市儈。”

他們在蔣家王朝勾心斗角，經過十多年的學習改造，有些骨子里的東西還是很難改掉，尤其是中午不回家，要在辦公室做午飯，矛盾就更激化了：五個人在兩間辦公室，卻只有一個爐子可以做飯——他們是可以去食堂吃飯的，食堂的飯菜對普通人來說是難得的美食，但對他們這些工資很高的人來說，還真有點吃不慣（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一百元工資，天天吃肉都吃不完）。

筆者上班的時候，中午也在辦公室做過飯，但都是同事們輪流帶食材，而且都想帶得比別人好一些，做好了大家一起吃，大領導不來，還能悄悄喝兩杯。

能在一個鍋里攪馬勺，那本來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但這五位前國民黨高官，卻是另一番景象：“五個人各做各的，卻用一個爐子，這就發生誰先做誰后做的問題了。孔慶桂聲明：‘我要先做，因為我是長期病號。在秦城是受優待的，在這里也應該受到優待。’李佩青反對：‘老孔處處拔尖，是軍閥思想殘余！’孔馬上反攻：‘你動不動就扣帽子，是黨棍作風的具體表現！’”

被俘前勾心斗角，改造期間針鋒相對，都當文史專員了，還是互不相讓，好不容易爭論出結果，孔慶桂先做（第一批空軍飛行員，抗戰有功），然后依次是楊光鈺（兩條假腿）、方靖、牟中珩，李佩青是五人組長，只能排在最后。

做飯從十一點開始，孔慶桂比較講究吃喝，每頓都要做好幾個菜，這樣輪到李佩青的時候，就已經一點多了。

筆者實在想不出來，這五個口袋里錢都花不完的原國民黨高級將領、高級官員，是怎么在自己做好之后，在其他四人注視下安然享用而不分給別人一筷子的。

李佩青是組長，只能最后一個做飯，時間長了也就惱了，他終于想出一個辦法：“跑去買了兩斤駱駝肉，切成大塊，吃過早飯就放在爐子上燉，一直燉到中午也沒有爛，使下面幾個人都無法做飯。”

走自己的路，讓別人無路可走；做自己的飯，讓別人無飯可做。如果這種事情發生在那些戰犯被俘前，或者學習改造期間，或許還不太令人驚訝，但他們已經特赦當了文史專員，拿著比一般干部都高的工資，在吃飯的時候還是這般絞盡腦汁，就實在是太有意思了。

方靖是個“老實人”，就這樣一個老實人，混在那些前國民黨高官中，也是未能免俗，讀者諸君看了方靖先生親身經歷的這些“趣事”，可能也有很多話要說——吃相見人品：這些將軍級戰犯，學習改造期間爭搶雞鴨魚肉一人一盤，當了文史專員，怎么還各吃各的并為做飯爐子爭得不亦樂乎？搶雞鴨魚肉可以理解，為占爐子而燉駱駝肉，是不是太搞笑了？老蔣有這樣的手下，失敗豈不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