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終結的黑人民權運動

來源：市場資訊

（來源：New Leftists）

編者按

美國并非生來就是民主國家，其憲法與《權利法案》也并未賦予它天然的民主屬性。黑人通過持續不斷的抗爭、所取得的各項成就，乃至遭遇的無數失敗，一步步推動這個政體變得更具包容性——這與“民主的懷抱最終必然惠及黑人、女性與性少數群體”的理想化說法，是截然不同的客觀論斷。特里提出的長時段民權運動框架，對于我們理解大遷徙以來一個世紀里，黑人在經濟與政治領域取得的成就、遭遇的挫折，以及仍需繼續推進的事業，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價值。（節選自正文）

紀錄片《第十三號修正案》海報

民權運動“長歷史”：

浪漫的自由神話，或是

草草終結的革命

作者：謝赫里亞爾?法茲利（Shehryar Fazli）

本文作者為開放社會基金會的項目主管。他同時也是小說《邀請》（2011）的作者，該書曾入圍愛丁堡圖書節2011年度處女作獎并獲得亞軍。

正文

在托尼·庫什納（Tony Kushner）創作、背景設定在20世紀80年代的短劇《美國天使》（Angels in America）中，黑人男護士貝利茲（Belize）這樣說道——“寫國歌的那個白人混蛋心里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他把‘自由’這個詞配在一個高到沒人能唱上的音符上?！?/p>

對于那些熱衷于將美國的崇高原則與日常生活經驗調和起來的人，例如貝利茲那位白人對話者路易斯（Louis）而言，這番話或許顯得過于絕望。無論里根政府有多少道德敗壞之處，無論艾滋病疫情帶來怎樣的恐怖，對路易斯而言，這個國家仍然守護著支撐獨立革命的那份神圣榮譽——在黑人的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得以實現二十年之后尤其如此。

貝利茲的這句話，完全可以作為學者布蘭登·M·特里（Brandon M. Terry）新書的題詞。這本題為《破碎的夢想，無限的希望：公民權利運動的悲劇性視野》（Shattered Dreams, Infinite Hope: A Tragic Vision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的著作有力地反駁了對美國歷史，尤其是對民權運動的浪漫化理解。他審視了主流史學對那場斗爭的敘述：民權運動被視為一次堪稱典范的政治行動，成功地將那些“被排斥者納入這個健康的政治領域以及社會生活的主流”。

在這種浪漫化的圖景中，20世紀50至60年代的公民抗爭、法院裁決和立法行動，通過對過往歷史的清算擊敗了白人至上主義，使美國在道義上穩穩領先于蘇聯。同時，這也為憲法所承諾的理想提供了正當性。正如歷史學家吉爾·萊波雷（Jill Lepore）在其著作《這些真理》（These Truths）中所寫，1787年憲法“旨在開啟一個新時代，在這個時代，歷史的進程變得可以預測，政府的建立不再由偶然與暴力主宰，而是由理性與選擇統治?！?/p>

人們對憲法體現的某種崇高政治理想的信念是根深蒂固的，仿佛它高懸于現實之上。正因如此，當博學的自由派評論員埃茲拉·克萊因（Ezra Klein）在2019年對萊波雷的采訪中得知，當今的選舉人團制度竟是奴隸制的副產品，他才感到如此驚訝。選舉人團制度通過一種特殊的計算公式，使得南方各州既能剝奪奴隸的投票權，又能利用奴隸人口數量提高其在國會中的代表權，并通過選舉人團制度增強在總統選舉中的影響力。在各州人口統計中，黑人奴隸按五分之三公民計算。

盡管特里并未專門討論南北戰爭后被廢除的“五分之三妥協”，但他在指出其歷史遺產時寫道：“那些空泛的團結呼吁，因缺乏制度層面的根基，無法有效批判美國政治中那些偏向白人主導的農村地區的制度性安排——包括總統選舉、參議院席位分配以及司法任命機制?！?/p>

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在2004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主題演講中說到，“美國是唯一一個‘名字古怪的黑人男子也能登上權力巔峰’的國家”。如果事實如此，那么自由派不愿承認的是，這種“不可思議的崛起”同樣適用于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盡管他在普選票上落后約300萬票。

當下，共和黨試圖逆轉20世紀60年代立法成果的努力，最高法院似乎也具有執意削弱黑人投票權的傾向，這些都為自由派提供了一個容易表達輕蔑和指責的靶子。然而，要真正直面美國的種族不公，就必須面對這樣一個事實：白人至上主義不僅在共和黨執政時期得以延續，也在民主黨政府期間不斷適應、恢復并重組自身。

當《民權法案》和《投票權法案》在法律上終結了南方的種族隔離制度后，舊有的二等公民體制轉而以更隱蔽的形式存在。在《新吉姆·克勞法》（The New Jim Crow）一書中，米歇爾·亞歷山大（Michelle Alexander）探討了大規模監禁深刻地影響黑人群體，在克林頓時期改革的推動下加速發展，最終讓種族隔離“從后門回歸”的歷程：“一旦你被貼上重罪犯的標簽，舊式的歧視——就業歧視、住房歧視、剝奪投票權、剝奪教育機會、剝奪食品券和其他公共福利、以及排除陪審團服務——便突然變得合法起來?！?/p>

特里或許沒有深入探討大規模監禁問題，但亞歷山大的論點，即美國司法體系并非一個執行民選代表通過法律的中立機制，而是一個“極其全面且高度偽裝的種族化社會控制體系”，無疑會強化特里的核心主張：一個龐大的種族支配結構依然完好無損。

作為一場關于正義辯論中記憶與歷史運用的哲學介入，《破碎的夢想》并不缺乏專業術語。特里以深厚的理論功底搭建論證框架，卻有時不免顯得用力過猛。本書前幾章對康德、羅爾斯、密爾、阿倫特等思想家進行了細致解讀，這些理論鋪墊雖不枯燥，但其與特里核心論點的關聯卻往往讓讀者難以琢磨。例如，書中專門用一章探討康德的判斷力概念與“審美經驗中的美”，卻以頗為迂回的路徑，才最終回到他對民權運動“典范性”的闡釋之上。

當哲學背景轉向羅爾斯及其公民不服從理論時，其與特里核心論點的關聯性便愈發清晰。在羅爾斯看來，當法律與制度違背社會共同的“正義感”——諸如種族隔離、剝奪平等投票權以及其他各類種族歧視行徑——公民不服從便是正當合理的。但羅爾斯在經濟不平等問題上劃定了明確界限，他認為，在一個正義的憲政秩序中，經濟議題應歸屬于代議制政治的討論范疇。這一觀點的核心前提是，經濟分配問題可通過辯論協商解決，而公民的基本權利則是不容置疑、不可妥協的。

與羅爾斯這種相對狹隘的公民不服從觀念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小馬丁·路德·金。在1967年的一篇文章中，金明確指出，美國的憲政秩序本身就充斥著種族主義的“先天畸形”，這種畸形自國家誕生之初便使其陷入“殘疾”狀態。對金而言，激進的經濟變革與廢除種族隔離、爭取平等投票權一樣，都是大規模社會動員的正當訴求。在他的認知中，資源的公平分配并非可隨意爭論的合法政治分歧，而是構成民主公民身份的根基所在。

與浪漫主義歷史觀相對立的另一種視角，是特里所提及的“非裔悲觀主義”式的絕望政治。這種觀點將民權運動視為一場徹底的失敗，進而認為任何形式的公民抗爭本質上都是徒勞無益的。持這一觀點的論者提出了尖銳的質疑：倘若這場參與式政治中最具象征性的運動，最終僅帶來了表層化的成果，而跨代貧困、大規模監禁，以及事實上的居住區與公立學校種族隔離，仍在持續壓迫著黑人的生活，那么參與這樣一個不公的制度，還有任何意義可言嗎？

話雖如此，缺乏救贖感并不意味著這種框架就不帶有目的論色彩。正如阿倫特所說：“進步與毀滅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二者皆為迷信?！?/p>

特里認為，“非裔悲觀主義”與浪漫主義歷史觀一樣，都缺乏建設性。他所倡導的“悲劇性視野”，既坦然承認民權運動的“壯麗失敗”，認可對立與沖突依然深深嵌入政治共同體之中，同時又不喪失對公民行動力量的堅定信念。這種視野將“嚴肅沖突的核心地位、失敗的潛在意義、歷史的偶然性以及歷史行動者的責任”有機匯聚，構成了理解民權運動的全新維度。

從經濟與政治雙重維度解讀種族隔離與民權問題，是把握特里“悲劇性視野”的關鍵所在。他所主張的“長時段民權史學”，并未將1954年最高法院“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該案裁定公立學校種族隔離違憲），或一年后的蒙哥馬利公交抵制運動作為起點，而是將歷史脈絡追溯至20世紀初興起的大遷徙運動。那場持續數十年的人口遷徙，最終促使約600萬黑人離開美國南方，前往北方城市尋求更廣闊的政治自由與經濟發展機會。

大遷徙之后發生的工業勞動力結構重組，為一個新的勞工運動時代的到來創造了可能。A·菲利普·蘭道夫等先驅人物領導的運動，成功將階級利益與種族利益緊密結合，推動民權斗爭與勞工運動形成合力。此外，北方城市中日益凝聚的黑人選票，逐漸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新政治力量：它推動富蘭克林·羅斯?？偨y于1941年頒布禁令，禁止國防承包商存在種族歧視行為；也促使哈里·杜魯門總統于1948年推行軍隊去種族隔離改革，打破了軍隊中的種族壁壘。

然而，北方城市并未真正接納這些黑人移民，反而通過設計更為隱蔽的二等公民制度，試圖控制大遷徙帶來的人口與政治“地震”。塔-內希西·科茨在其2014年的文章《賠償的理由》中便曾寫道，掠奪性的白人放貸者取代了“南方貪婪的軍閥”，成為芝加哥等北方城市中攫取黑人財產的主要代理人；而“紅線政策”等歧視性措施，則直接剝奪了黑人移民平等獲得住房的權利，將他們困在貧困與隔離的困境之中。

正如特里所指出的那樣，正是這種對黑人經濟安全與社會上升機會的系統性破壞，讓那種將民權運動視為“一種自我反思、恢復了美國信條尊嚴地位的倫理轉型”的觀點顯得缺乏根基。

一個可類比的例子便是后種族隔離時代的南非。1996年頒布的自由主義憲法，曾被視作該國民主轉型的巔峰之作。然而，這一憲政安排——尤其是對私有財產權的強力保護——未能扭轉階級支配的基本結構，導致無數南非黑人依然無法獲得真正的發展機會與社會解放，陷入困境難以掙脫。

正如特里所言，在主流敘事中，民權運動時代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的法律勝利中達到頂峰，隨后在1968年馬丁·路德·金遇刺后，便被“一股激進主義浪潮與‘身份政治’所取代。這股浪潮以‘黑人權力’為標志達到頂點，標志著民權運動苦澀的落幕”。與馬丁·路德·金及民權運動相關的自由主義，與各類政治和思想綱領中的黑人民族主義形成鮮明對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20世紀初馬庫斯·加維的民族自決政治、伊斯蘭民族組織的分離主義信條，以及黑豹黨的革命激進主張。到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那些指責融合主義者（譯者注：一種認為黑人應當通過法律和政治改革，融入美國主流社會，實現種族平等的思想）是“湯姆叔叔”（譯者注：來自同名小說，指順從、堅忍并忠心于白人主人的黑奴）的民族主義者，已取代表面上的對手，成為黑人政治斗爭的核心力量。

特里認為，盡管黑人民族主義者與融合主義者之間存在對立情緒，但“在民權運動取得立法勝利后，雙方在某些領域的實質立場變得驚人相似”。一旦民權的內涵被拓展至包含經濟正義、人格尊嚴，以及政治與民主權力，那么斯托克利·卡邁克爾與金牧師在原則性非暴力問題上的分歧，就顯得沒那么尖銳。相比用“融合主義/民族主義”這種簡單二分法——認為一種運動被另一種取代——來解讀，這些分歧更能體現黑人政治生活的復雜性。同樣，金所主張的民主社會主義（譴責資本主義無法公平分配財富，呼吁國家在追求種族平等的同時推進經濟正義），與馬爾科姆·X提出的“黑人資本主義”（強調自給自足、黑人創業、擺脫對白人機構的經濟依賴），最終在追求經濟與政治尊嚴的目標上殊途同歸。

在自由主義話語中，融合主義與黑人權力之間的二元對立，被視為溫和與激進的道德對立。特里將此歸因于敘事形式——用他的話說即“情節建構”——這種敘事預設了虛假的道德清晰性，無視民權運動自身的妥協與缺陷，從而抹平了黑人政治斗爭錯綜復雜的肌理。他重點探討的一個事件是：1963年伯明翰的一場反種族隔離游行中，組織者決定讓兒童參與，而這些孩子遭到高壓水槍和警犬襲擊。雖然這些針對兒童的暴力畫面經電視轉播，為民權運動贏得了輿論勝利，但刻意讓孩子暴露在暴力中，即便往輕了說也在道德上存疑，金本人也曾為此痛苦糾結。如果將這一決定視為通向歷史性道德勝利的一環，人們更容易接受；可一旦這場勝利最終被證明并不完整，接受起來就沒那么容易了。

特里強調民權政治的國際化，這也是他挑戰“從蒙哥馬利到孟菲斯”這一經典敘事的關鍵。他探究了美國國內的種族隔離制度與國外法西斯主義之間的聯系，指出納粹曾從美國的白人至上與種族純潔理念中獲得靈感。他還闡明，反抗白人統治的斗爭，其視野早已超越美國國界。1935年墨索里尼對埃塞俄比亞發動軍事侵略，成為美國黑人的抗爭口號：他們在紐約街頭游行、與意大利裔美國人發生沖突，并抵制哈萊姆區的意大利酒吧，迫使許多店鋪關門。另一方面，20世紀50年代的反共狂熱，破壞了倫道夫等人在過去二十年里開創的階級與種族維權運動之間的深厚聯系。

20世紀60年代，美國最核心的外交困境當屬越南戰爭，馬爾科姆·X以及后來的馬丁·路德·金，均對這場戰爭予以嚴厲譴責。即便在這一明確違背正義的問題上，包括曾批評這場戰爭的羅爾斯在內的許多自由主義者，仍本能地重拾對美國所謂“道德使命”的信念。特里對此指出，越戰結束后，羅爾斯并未“從根本上反思自己對美國殖民拓荒、帝國主義與對外統治歷史的認知”，始終未能跳出自身理論的局限。

特里提出的“長時段民權史學”框架，促使我們將黑人自由斗爭，與非洲、亞洲（包括印度支那）的民族自決和反帝國主義運動視為一個有機連續體，要求我們從全球與國內雙重維度，全面、深刻地理解這一歷史進程。如今，完全可以用一整章的篇幅來探討美國國內的加沙抗議活動，因為政府對此采取的鎮壓手段，已呈現出與以往截然不同的規模與形態。

特里高度評價2014年邁克爾·布朗遇害后密蘇里州弗格森的抗議活動，原因在于示威者不顧風險，持續一年多直面“令人震驚的軍事化警務與暴力鎮壓”，用行動彰顯了公民抗爭的力量。而美國政府對加沙抗議活動的應對方式則頗具新意，這無疑將檢驗并拓展他評估當下行動主義價值與勇氣的理論框架。與以往示威者與執法者直接對峙的傳統模式不同，此次對親巴勒斯坦抗議的鎮壓，采用了行政、財政與移民相關的多元化強制手段，其中包括威脅驅逐永久居民。這些手段或許不似暴力鎮壓那般致命，但其官僚程序化的特征，使其變得更為隱蔽，也更具實際成效，對公民權利的侵蝕也更為深遠。

盡管“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的多位領袖已明確表達對巴勒斯坦的聲援，但該運動與親巴勒斯坦動員之間，能否形成更深刻、更穩固的共同政治力量，共同反抗構成美國與以色列建國及擴張核心的殖民拓荒形式，仍是一個尚未有答案的未知數。與此同時，目前也尚未出現一場大規模的基層運動，專門探討美國海外軍事行動如何影響國內公民自由與公眾信任，這也成為當下民權運動發展的一處空白。

在論述過程中，特里大量借鑒了現有文獻中關于民權運動悲劇性面向的研究成果，為其觀點提供了堅實的理論支撐。合上書卷，筆者不禁希望他能在借鑒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提出更多屬于自己的厚重理論成果，進一步豐富這一研究領域。但不可否認的是，他堅定支持“悲劇性希望的實踐”，既反對將民權運動浪漫化的片面敘事，也駁斥了“非裔悲觀主義”的絕望論調，由此為讀者提供了諸多重要洞見，并有力且及時地論證了一個核心觀點：民權運動并非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末的一個孤立歷史片段——并非正義最終獲勝，隨后被更激進、更革命的力量所取代；它是一場混亂、持續、長達百年的斗爭，其間充滿了挫折與失敗，也蘊含著進步與勝利。

美國并非生來就是民主國家，其憲法與《權利法案》也并未賦予它天然的民主屬性。黑人通過持續不斷的抗爭、所取得的各項成就，乃至遭遇的無數失敗，一步步推動這個政體變得更具包容性——這與“民主的懷抱最終必然惠及黑人、女性與性少數群體”的理想化說法，是截然不同的客觀論斷。特里提出的長時段民權運動框架，對于我們理解大遷徙以來一個世紀里，黑人在經濟與政治領域取得的成就、遭遇的挫折，以及仍需繼續推進的事業，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價值。

對許多美國白人而言，種族隔離——無論其形式是正式的還是隱性的——完全符合他們所認知的美國建國理念。這些群體在美國歷史的大部分時間里，始終占據著優勢地位。最高法院的相關裁決、各項法律的通過，甚至一位黑人總統的當選，即便在一定程度上打亂了這種優勢格局，也并未從根本上終結它，種族不公的陰影依然籠罩著美國社會。

回到開頭的故事——護士貝麗絲的觀點十分中肯：《星光燦爛的旗幟》本就極難唱好。但人們不必因此停止歌唱，只需清醒地明白，自己尚未唱出那個象征著真正平等與正義的高音。而與此同時，仍會有人選擇單膝跪地聆聽這首國歌——用這種沉默而堅定的姿態，持續訴說著對公平正義的渴望，提醒著這個國家尚未完成的使命。

原作者｜謝赫里亞爾?法茲利（Shehryar Fazli）

譯者｜趙健舟（阿瑟威爾斯利）

由NLS編輯部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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