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
1980年2月，哈爾濱工人體育館，五千多人擠得滿滿當當。
門一開，一個頭發散亂的中年女人被五花大綁拖進來，腳上拖著鐵鐐。
她拼命扭著身子，一蹦一蹦地喊：“我是無罪的！你們才有罪！”死到臨頭還這么橫的，就是當年轟動了全國的“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貪污犯”——王守信。
說來好笑，她不過是黑龍江賓縣燃料公司的經理，連科級都算不上的小干部。
王守信原本就是個普普通通的收款員。
可她趕上了一個特殊的年代，那十年的風暴把一切都攪亂了，而她恰恰是那種能在渾水里摸到魚的人。
她靠“造反”起家，整人、奪權，硬生生當上了燃料公司的一把手。
這回她手里攥的不是鈔票了，是煤。
上世紀七十年代，北方過冬、工廠開工，哪樣離得開煤？各單位都得求她批條子。
當時工業用煤有“雙軌價”：計劃內的便宜但有指標，計劃外的貴但要加價。
王守信就在這里面做手腳，搞出一個自己的“黑金庫”。
從1971年到1978年，七年時間，她貪污侵吞的物資折合現金超過五十萬。
七十年代的五十萬是什么概念？一斤豬肉幾毛錢，工人一月工資三四十塊。
這筆錢擱現在，少說值幾千萬。
更直觀的數據是：她貪污的總數相當于燃料公司固定資產的兩倍。
也就是說，她幾乎把整個公司都吞了。
王守信貪污的錢，倒不完全是自己揮霍。
她也買貂皮、買電視、囤茅臺，但真正大頭的開銷是行賄。
她得去省里“爭煤”——爭車皮、爭經費、爭批文。每一道關節都要用錢砸開。
她搭建了一套以煤為核心的權力尋租鏈條：用國家的煤換黑錢，再用黑錢賄賂干部，換取更多煤和更大授權。
表面上是個小經理，實際上成了體制縫隙里野蠻生長的“影子組織部長”。
公司里誰家困難她借錢，誰缺白糖她送白糖，全是公款，卻讓受惠的人個個覺得她是恩人。
1979年4月，《人民日報》曝光了這起案件，說這是黑龍江省最大的貪污集團案。
此時距她第一次伸手已經過去七年。
辦案人員光案卷就翻了一萬五千多頁，七百多萬字。
她曾從黑金庫里提走近五萬現金，卻讓公司副主任寫收條，企圖把責任推給別人。
案發后，她指使同伙銷毀證據、轉移贓款，還訂立攻守同盟。
可她終究沒防住一頁一頁核對賬本的人。
被捕后，王守信死不認罪。她不覺得自己犯了法，反倒覺得那是特殊條件下的“變通”。
預審時她竟然跟辦案人員說：等審查結束，她要“從零做起、繼續革命”，組織上要是讓她去公社，她一定帶領大家“搞好農業學大寨”。
這話聽著，荒唐不荒唐？
1979年10月，松花江地區中院判她死刑。
她還以為能翻盤。
1980年2月8日，終審宣判。
審判長念到“立即執行”時，她跳起來大喊：“共產黨人是不怕死的！我是為真理而死！”三個法警沖上去，兩個人勒緊她背后的繩索，一個人掐住她的喉嚨，直到她只能發出含混的聲音。
宣判完，她被押上敞篷大卡車，駛向刑場。
那天哈爾濱零下幾十度，法警把圍在她脖子上的方格頭巾拉起來包住她的頭，想替她擋點風。
刑場上，她掙扎著不肯跪，最終還是被按了下去。
一聲槍響，結束了。
王守信死了，可她留下的問題沒死。
當年那篇轟動一時的報告文學《人妖之間》發問：“王守信貪污案是被破獲了，但是使王守信得以存在和發展的那些社會條件，又有多少變化呢？不是還有大大小小的王守信在各個角落繼續蛀蝕社會主義，繼續腐蝕著黨的肌體而又受不到懲罰嗎？”這篇文章寫于四十多年前。
四十年后，這話還燙嘴。
對此你們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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