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新右翼的“特朗普難題”

特朗普重返白宮已一年有余，全球政治秩序正經歷著自冷戰結束以來最為劇烈的重構。對于歐洲各地形形色色的激進右翼力量和民粹主義政黨（本文將之統稱為“歐洲新右翼”）而言，特朗普的回歸被視為一場歷史性的勝利，不僅在心理上打擊了歐洲自由派精英的士氣，也為歐洲各國新右翼力量提供了某種外部的正當性。在反全球化、反移民、捍衛傳統價值觀以及反對“覺醒文化”等議題上，歐洲新右翼與美國的“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運動在意識形態上有著強烈的共鳴。

然而，當特朗普2.0政府將“美國優先”轉化為具體的國家安全與外交政策時，歐洲新右翼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戰略困境。對他們而言，特朗普主義不再僅僅是大西洋彼岸的意識形態燈塔，而是演變成了一種具有強權政治色彩的帝國主義。這種基于強權即公理的單邊主義和交易型外交，不僅直接威脅到歐洲國家的領土主權和經濟利益，也讓歐洲新右翼推崇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口號顯得空白和無力。特朗普2.0時代，歐洲新右翼正面臨尷尬的境地：他們既是MAGA意識形態浪潮在歐洲的最大受益者，同時又正在成為MAGA地緣戰略和經濟脅迫的最大受害者。特朗普主義對歐洲新右翼究竟意味著什么？這是當下歐洲新右翼不得不思考的一個問題。在捍衛本國利益與迎合跨大西洋右翼聯盟之間，歐洲新右翼面臨著一個無法回避的“特朗普難題”。

2026年1月9日，意大利舉行年終記者會，總理梅洛尼表示，在很多問題上，她并不同意特朗普的做法，包括格陵蘭島問題。她稱，國際法應當得到捍衛，一旦規則被打破，所有人都將面臨更大的風險。

從意識形態共享轉向政治與行動協同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與第一任期存在本質上的不同。如果說第一任期的特朗普更多是出于不可預測的交易型商人思維，那么特朗普2.0政府則展現出一種經過深思熟慮并且具有強烈意識形態驅動的“后自由主義”特征。這一轉變集中體現在美國政府2025年底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NSS 2025）中，該文件不僅徹底重塑了美歐關系的底層邏輯，也為美歐右翼的聯動提供了全新的官方框架。NSS 2025在威脅認知上發生了根本性轉移，不再將中國和俄羅斯等視為捍衛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的主要威脅，而是將矛頭指向了“全球主義精英”，并聲稱歐洲正面臨人口出生率下降和移民政策導致的“文明抹除”的嚴峻前景。在特朗普政府的這種“文明論”敘事中，歐洲傳統的自由民主體制和歐盟的超國家機構不僅不是美國的盟友，反而是破壞政治自由和國家主權的“敵人”。

基于這一邏輯，NSS 2025公然打破了不干涉盟國內政的外交禁忌，明確提出美國將致力于在歐洲國家內部“培養抵抗力量”，以對抗歐洲當前的主流政治軌跡。文件直言不諱地指出，美國真正的“盟友”不是歐盟機構或傳統的中左、中右翼政府，而是那些與MAGA運動理念相通的“歐洲愛國政黨”（即極右翼政黨）。這標志著美歐右翼聯動進入了一個系統性干預的新階段，從單純的意識形態共享轉向政治與行動上的協同。

在具體操作層面，美國新右翼精英正在通過各種渠道深度介入歐洲政治。2025年2月，美國副總統萬斯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發表講話，不僅嚴厲批評歐洲國家壓制言論自由和右翼聲音，還公開會見了德國選擇黨領導人魏德爾，呼吁打破對該黨的“政治隔離墻”。與此同時，科技巨頭馬斯克利用其社交平臺X公然為選擇黨背書，甚至指責時任德國總理朔爾茨，聲稱“只有選擇黨才能拯救德國”。此外，諸如傳統基金會等美國保守派智庫頻繁派代表團訪問歐洲，與法國國民聯盟等歐洲極右翼勢力舉行會談，試圖將“2025計劃”（由傳統基金會牽頭制定的一份為共和黨總統系統性重塑聯邦政府的行動指南）的藍圖輸出到歐洲。

歐洲新右翼也積極響應這一聯動趨勢，加速在歐盟框架內的政治集結。在歐洲議會中，它們已重組為三大陣營，包括以意大利總理梅洛尼為首的“歐洲保守和改革”黨團、由法國國民聯盟和匈牙利總理歐爾班領導的“歐洲愛國者”黨團，以及由德國選擇黨主導的更加激進的“歐洲主權國家”黨團。歐爾班和梅洛尼等人試圖利用與特朗普的私人關系，繞過歐盟委員會，在移民政策、能源貿易等關鍵議題上直接與華盛頓達成雙邊交易，從而在歐盟內部確立自身的特殊地位。

美歐右翼聯盟間多重裂痕凸顯

然而，這種基于反建制、反移民和反“覺醒文化”的跨大西洋右翼聯盟，其實建立在一個脆弱的悖論之上：美國新右翼在輸出文化認同的同時，正在以極度利己的經濟和安全政策剝削歐洲。特朗普對歐洲商品揮舞關稅大棒，直接損害了歐洲極右翼政黨所依賴的工人和農民選民的利益；其要求歐洲國家將國防開支提高至國內生產總值的5%，則讓梅洛尼等執政者陷入了削減國內福利的政治困境。這種基于狹隘國家利益的聯動邏輯，正在為美歐右翼的蜜月期埋下定時炸彈。

如果說關稅和軍費問題還在常規的跨大西洋利益博弈范疇內，那么特朗普對格陵蘭島的領土野心，則徹底引爆了歐洲新右翼的“特朗普難題”。這一事件不僅暴露出特朗普主義赤裸裸的帝國主義本質，更在歐洲新右翼內部引發了一場關于“何為愛國”的深刻信仰危機。

特朗普2.0政府以重申“門羅主義”為名，將格陵蘭島視為美國的天然戰略延伸，試圖通過經濟脅迫乃至軍事威懾的手段進行收購或吞并。美方首席顧問史蒂芬·米勒關于“我們是超級大國，就按超級大國的樣子行事”的表述，與歐洲新右翼關于“民族國家平等”的邏輯產生了直接的碰撞。對于德國選擇黨等以主權為政治合法性基石的政黨而言，默許這種對歐洲領土的覬覦，無異于在選民面前承認自己是華盛頓的附屬國。魏德爾對美方的公開抨擊，也反映了歐洲新右翼在捍衛自身民族尊嚴與崇拜特朗普強權邏輯之間的兩難困境。

對于歐洲新右翼而言，格陵蘭島危機也成了一塊試金石，將其對美國霸權的態度撕裂成了不同的陣營。第一類是轉向“歐洲主權”的抗爭派。法國國民聯盟主席巴爾德拉的反應最具代表性。此前將特朗普稱作“自由之風”的他，迅速轉變立場，怒斥特朗普企圖奪取格陵蘭島是對“歐洲國家主權的直接挑戰”。他明確表示：“當一位美國總統利用貿易壓力威脅歐洲領土時，這就不是對話，而是脅迫。”這一表態具有標志性意義，意味著歐洲核心的極右翼政黨在面對美國的帝國主義行徑時，首次將“歐洲主權”置于優先位置。英國改革黨黨首法拉奇也試圖從民族自決權的角度勸誡美國新右翼，認為真正的民族主義者必須尊重格陵蘭島人的自決。

第二類是陷入兩難的務實妥協派，以梅洛尼為代表。梅洛尼試圖在華盛頓與布魯塞爾之間走鋼絲，一方面積極迎合特朗普的保守主義敘事，成為唯一出席其就職典禮的歐洲大國領導人；另一方面，面對本國高達145%的政府債務和對歐盟復蘇基金的依賴，她根本無力滿足特朗普提出的5%的國防開支要求。格陵蘭島危機和巨額關稅威脅讓她意識到，無論意識形態多么契合，美國在榨取歐洲利益時絕不會對右翼盟友手軟。她的“務實大西洋主義”正在被特朗普的霸凌手段逼入死角。

第三類是放棄主權底線的極端附庸派。在德國選擇黨及周邊極右翼知識分子中，爆發了一場令人咋舌的辯論。雖然魏德爾迫于國內壓力首次對特朗普提出了批評，但以馬丁·塞爾納和戈茨·庫比切克為代表的極端思想家卻拋出了“人口結構比主權更重要”的驚人論調。在他們看來，只要能實現驅逐移民、保持種族“同質化”的目標，哪怕德國或歐洲徹底淪為美國的“白人附屬國”也是可以接受的。這種“寧要族群，不要主權”的邏輯，旨在為追隨特朗普霸權提供合法性。

格陵蘭島危機和特朗普關稅大棒還產生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后果——歐洲民意對特朗普的極度反感正在向極右翼選民蔓延。民調顯示，在法國、德國、意大利和西班牙，已有18%至25%的極右翼選民將特朗普視為“歐洲的敵人”，甚至有近半數的極右翼選民支持向格陵蘭島派遣歐洲軍隊以對抗美國。這表明，當真正的民族尊嚴受到外部強權踐踏時，“讓美國再次偉大”與“歐洲民族主義”之間存在著無法調和的矛盾。

美歐右翼之間因特朗普的帝國主義做派而產生的裂痕，不僅揭示了所謂右翼聯盟的內在悖論，更迫使歐洲新右翼在未來的政治道路上做出極其艱難的戰略抉擇。它們要么在換取權力的過程中逐漸淡化其民族主義內核，淪為華盛頓在歐洲的戰略代理人；要么堅持基于主權的民族主義，在關鍵的領土與經貿議題上對華盛頓說“不”，從而面臨被特朗普陣營拋棄的風險。

跨大西洋右翼聯盟的裂痕也表明，極端愛國主義本身具有排他性，不同國家的民族主義者不可避免會在地緣政治的零和博弈中發生碰撞。對于歐洲新右翼而言，未來的真正挑戰不在于如何配合特朗普贏得所謂“文化戰爭”，而在于如何在維護民族國家的尊嚴與成為超級大國附庸的誘惑之間，界定屬于歐洲自身的民族主義內涵。歐洲新右翼仍然有待證明，他們是特朗普陣營在歐洲的代理人，還是能夠真正捍衛歐洲文明和利益的愛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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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丨世界知識

作者丨嚴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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