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證如山，不容翻案：東京審判對日本軍國主義的世紀宣判

來源：【人民日報中央廚房-博古知今工作室】

1946年5月3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又稱“東京審判”）正式開庭。這場跨越兩年有余的世紀審判，以無可辯駁的鐵證為基石，對日本甲級戰犯作出莊嚴裁決，為人類文明鐫刻下戰爭與和平的法律邊界。八十載光陰流轉，東京審判的判決書依舊字字千鈞、振聾發聵，清晰回答了兩個命題：日本軍國主義究竟犯下了何等罄竹難書的侵略罪行；國際法庭又如何以法理為刃，對這些罪行作出不容置疑的認定。這場以文明之名、行正義之責的宣判，是對日本軍國主義滔天罪責的徹底清算，更是對二戰勝利成果、國際和平秩序的堅定捍衛。回望審判全過程，明晰日軍侵略的鐵證事實，警醒和平的來之不易，正是批判當下日本右翼勢力“翻案”鬧劇、守護歷史真相的應有之義。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全景，左側為法官席，右側為戰犯席，中間為辯護律師和檢方律師席

遠東盟軍最高統帥部根據同盟國授權，公布《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宣布成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東京審判日本戰犯，又稱東京審判�！稇椪隆返闹行膬热莼狙匾u英、美、蘇、法四國在倫敦簽署的《歐洲國際軍事法庭憲章》，為審判奠定了堅實的法理基礎。5月3日，日本東京原陸軍省大廳內，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正式開庭，中、美、英、蘇、法等11國法官聯袂就座，神情莊重地對東條英機等28名日本主要戰犯展開司法追責。這場審判是人類繼紐倫堡審判之后，第二次以國際司法程序為載體，完善并定型了國際法懲治侵略罪行的司法體系。正如東京審判檢察長約瑟夫·季南在開庭陳述中所講：“我們現在進行的不是普通的審判，而是一場文明之戰�！边@場審判對人類文明的守護與貢獻，早已載入史冊、不可磨滅。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11國法官合影，梅汝璈為前排右二。 來源/新華社

法庭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為根本遵循，確立了破壞和平罪、反人道罪、戰爭罪三大核心罪名體系，將日本國家層面的侵略謀劃、軍隊層面的戰爭暴行、針對無辜平民的反人類殘害全面納入司法審判的范圍，做到了罪責無遺漏、追責無盲區。庭審期間，共舉行818次開庭，傳喚419名證人出庭作證，提交書面證言779份，采納各類證據4336件，形成的庭審記錄長達4.9萬余頁，最終出爐的判決書更是厚達1200余頁，連續宣讀了7天。其規模之浩大、證據之詳實、程序之嚴謹，在人類司法史上前所未有。至1948年11月12日，宣判塵埃落定：25名被告（原28名，永野修身、松岡洋右在判決前病亡，大川周明因精神病免予起訴）全部被認定有罪，其中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木村兵太郎、廣田弘毅、武藤章7名罪大惡極者被判處絞刑，16人被判處無期徒刑，2人被判處有期徒刑。這場判決，將日本軍國主義牢牢釘在人類文明的恥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中國學者宋志勇曾精準評價：“東京審判是國際社會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共同意志審判，它不是勝者對敗者的報復，而是文明對野蠻的司法裁決，是正義對邪惡的終極清算�！逼湔J定的罪行與罪責，構成了不可撼動的歷史鐵證，有力戳破了日本右翼勢力所謂“勝者的審判”這一荒謬論調。

破壞和平罪是東京審判追責的首要罪名，《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明確將其定義為：策劃、準備、發動或實施侵略戰爭，或違反國際條約、協定之戰爭，以及參與達成上述目的的共同謀議。法庭以此為標尺，對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進行了全程追溯與法律定性，成果集中體現在兩點：一是將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起始時間明確界定為1931年九一八事變；二是對日本政府、軍部主要領導人的戰爭責任進行了全面追責，絕不姑息。

日本裝甲車進入沈陽。來源/中國近代影像資料庫

首先，在中國法官與檢察官的堅決主張和據理力爭下，法庭將罪行追訴起點提前至1931年9月18日，明確認定日本長達14年的侵華戰爭，是一場完整、連續、有預謀的侵略戰爭。檢方在起訴書中清晰指控：日本自1931年起，以武力悍然侵占中國東北，炮制偽滿洲國傀儡政權，繼而逐步蠶食華北地區，最終發動七七事變，開啟全面侵華戰爭，隨后又挑起太平洋戰爭，整個過程環環相扣、步步為營，均系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侵略行為。法庭判決書莊嚴宣告：日本侵華戰爭開始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這一認定徹底戳破了日方長期宣揚的“事變”“非戰爭”，乃“自衛行動”等詭辯，粉碎了日本以“未對華宣戰”為由，否定1941年前對華實施侵略行為的卑劣企圖。中國學者程兆奇指出，將“不宣而戰”的侵略行為納入破壞和平罪的追責范圍，將日本十四年侵華歷史完整寫入國際法判決，是東京審判最重大的法理突破，為后世懲治侵略罪行提供了重要借鑒。

其次，法庭通過大量鐵證——包括機密作戰日志、陸軍作戰指令、外務省密電、戰犯親筆供述等，明確認定日本在戰時形成了以軍部為核心的戰爭決策體制，涉案被告均為侵略戰爭的決策者、組織者、推動者，對戰爭的爆發與擴大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法庭逐一追責：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主導策劃并發動九一八事變，埋下侵華禍根；杉山元、東條英機等人極力推動七七事變后全面侵華，雙手沾滿中國人民的鮮血；松岡洋右、大島浩等人推動締結或執行德意日三國同盟，將侵略戰火蔓延至全球。這一系列認定，完整揭露了日本從九一八事變擴大為全面侵華戰爭、再升級為太平洋戰爭的決策軌跡，更明確了一個核心原則：個人不因官職高低而免除戰爭責任，哪怕身居高位，只要參與侵略謀劃，必受法律嚴懲。

審判席上的戰犯土肥原賢二。來源/《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

最后，判決書莊重指出：日本對華戰爭絕非所謂“自衛”，而是以征服中國、獨霸東亞為明確目標的侵略戰爭，所有參與謀劃、指揮這場戰爭的人，均已構成破壞和平罪。這一認定，從國際法層面徹底否定了日本長期宣揚的“解放大東亞”“共存共榮”等虛偽謬論，深刻揭示了其侵略戰爭的非正義性與反動性，為日本侵華戰爭的定性提供了不可動搖的法理依據。

反人道罪是東京審判對人類文明的重大法理創新，《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將其界定為：戰前、戰時對平民實施謀殺、滅絕、奴役、放逐及其他非人道行為，或基于政治、種族、宗教理由的迫害行為。與此同時，法庭首次確立“指揮官責任”原則：上級對下屬實施的暴行知情或應知卻未采取任何制止措施，即構成犯罪。這一原則的確立，為后世國際刑事審判懲治戰爭暴行奠定了核心規則。法庭以此為依據，對日軍在華及亞太地區犯下的大規模反人道暴行進行了集中追責，其中，南京大屠殺成為反人道罪認定的標志性案件。

1937年12月17日，松井石根在檢閱之前進攻南京的部隊

1937年12月，日軍攻占南京后，在這座古城犯下了慘絕人寰的滔天暴行。戰時，日本政府極力掩蓋這一罪行，卻無法逃脫國際社會的譴責與歷史的審判。因此，東京審判專門設立專案，對南京大屠殺進行嚴謹的司法審理，判決書更是專設“攻擊南京”“南京大屠殺”兩章，以詳實的證據、嚴謹的法理，對這一罪行作出明確認定。庭審中，中國幸存者尚德義、安全區國際委員馬吉、貝德士等數十名中外證人親自出庭作證，當庭講述日軍暴行；檢方提交了尸體掩埋記錄、影像資料、幸存者證詞等大量鐵證，全方位、多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殺的殘酷真相，成為東京審判過程中極具分量的一筆，讓世界看到了日軍的野蠻與殘暴。

判決書明確載明：“在日軍占領南京后最初六個星期內，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殺的平民和俘虜總數達二十萬人以上……”首次在司法層面估量了日軍暴行造成的遇難人數。南京審判法庭（中國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于1947年3月的谷壽夫判決書明確判定南京被屠殺“三十萬人以上”。兩者均為獨立的權威司法認定。東京審判的二十萬人以上是基于當時所掌握的證據，南京審判則在掌握更多中方證據(如各慈善團體掩埋尸體記錄)后作出更全面的認定。兩者相互印證，共同構成南京大屠殺遇難人數的權威司法定論。同時，法庭明確將南京大屠殺定性為：有組織、有預謀地對放下武器的士兵與無辜平民實施集體射殺、刺殺、活埋、焚燒、奸淫擄掠等暴行，構成大規模、系統性的反人道罪行；并明確指出，時任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副參謀長武藤章，明知下屬實施暴行卻未履行制止義務，構成指揮官責任，依法被判處絞刑。東京審判對南京大屠殺罪行的判決，不僅是對中國遇難同胞的告慰，更是對人類文明與尊嚴的堅定守護，彰顯了正義永不缺席的力量。

“三光政策”下，無數村莊變成一片瓦礫。來源/田蘇蘇主編《日軍鏡頭中的侵華戰爭：日軍、隨軍記者未公開影像資料集》

此外，法庭將日軍的暴行整體定性為國家層面的反人道犯罪，除南京大屠殺外，還依法認定了一系列罪行：其一，通過舉證“巴丹死亡行軍”、華北“三光政策”、無差別轟炸等史實，證實日軍在戰爭期間多次實施大規模屠殺與殘害行為，無數無辜平民淪為犧牲品；其二，中國代表通過舉證日軍在桂林等地強征婦女、逼迫平民充當慰安婦等史實，揭露日軍強迫中國、朝鮮、東南亞平民及戰俘從事苦役、實施性奴役的罪行，這些暴行給受害者帶來了終身無法磨滅的身體與心理創傷，造成了巨大的人員傷亡；其三，日本設立壟斷機構，對華大肆販毒，既毒化中國民眾身心健康，又借此籌措戰費，嚴重違背國際公約，被判決書明確列為其戰爭罪行之一，遭到國際社會的嚴厲譴責。

違反戰爭法規與慣例的戰爭罪，是東京審判第三類核心罪責，重點追究日軍使用違禁武器、虐待戰俘、破壞占領區規則等罪行，其中，細菌戰、化學戰因其極端殘忍性，成為審判的焦點議題。中國檢方曾向法庭提交完整、詳實的證據，明確證實日軍秘密組建731部隊等專門機構，大規模研制、生產、使用細菌武器與化學武器；并詳細列舉日軍在浙江寧波、衢州，湖南常德等地空投鼠疫、霍亂、炭疽等致命病菌，造成無數平民染病身亡；更揭露日軍以活人為實驗對象，實施細菌實驗、凍傷實驗等系統性人體殘害，其行為慘無人道，嚴重違背1925年《日內瓦議定書》等禁止細菌及毒氣作戰的國際準則，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

侵華日軍使用的細菌炸彈。來源/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

然而，受冷戰初期國際格局的影響，美國為獲取日軍細菌戰實驗數據，對石井四郎等細菌戰核心戰犯予以非法豁免，導致東京審判未能對細菌戰、化學戰作出專門的判決與定罪，成為這場正義審判中難以彌補的歷史缺憾。但值得注意的是，法庭在判決書中并未回避日軍的相關戰爭罪行，明確指出：日軍自侵華戰爭開始，便持續實施酷刑、謀殺、強奸及其他非人道野蠻行為，構成普遍、系統的戰爭犯罪。這一表述，在法理上為后續追究日軍細菌戰、化學戰罪責提供了重要基礎。1949年，蘇聯舉行的伯力城審判是人類歷史上首次針對細菌戰的公開國際審判，開創了國際社會追訴細菌戰罪行的先河，而東京審判期間中國檢方對細菌戰的舉證早已提供了重要史實鋪墊。

東京審判的判決書，是11國司法力量秉持客觀公正、依據充分證據與嚴謹法理作出的莊嚴裁決，是全人類共同的歷史遺產，是捍衛二戰勝利成果、維護國際和平秩序的重要基石。然而，長期以來，日本右翼勢力始終沒有停止翻案的步伐，不斷發出歪曲歷史、美化侵略的噪音：試圖否定東京審判的合法性，污蔑其為“勝者的審判”，違背了歷史事實和國際法理基礎；公然否認南京大屠殺的歷史事實，淡化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罪責；日本政客多次以官方身份參拜供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為戰爭罪犯招魂；甚至試圖修改歷史教科書，向年輕一代灌輸歷史虛無主義。這些行徑，本質上是對二戰勝利成果的否定，是對戰后國際秩序的挑戰，是為日本軍國主義復辟招魂，嚴重傷害了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受害國人民的感情，遭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譴責。

從法理層面而言，東京審判的召開是反法西斯盟國共同意志的體現，其判決具有明確的國際法拘束力，是戰后國際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絕非日本單方面可以推翻的。從事實層面來講，東京審判所依據的證人證言、檔案文獻、現場證據等，至今完整保存、脈絡清晰，形成了不可撼動的證據鏈，有力印證了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罪行。因此，否定東京審判的判決，就是以歷史虛無主義否定數千萬遇難者的生命，就是踐踏人類良知與正義底線，就是對歷史的背叛。正如日本學者粟屋憲太郎曾明確表示：“東京審判不是‘勝者的審判’，而是基于國際法與充分證據的正義審判；否認它，就是否認日本對亞洲各國的加害事實，就是逃避歷史責任。日本只有正視東京審判的判決，深刻反省侵略罪行，才能真正自立于國際社會。”

日本工人將裝著被告判決書的箱子搬到位于日本東京陸軍大廈內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大廳

八十年前，中國法官梅汝璈、檢察官向哲濬、倪征燠等人，以家國為念、以正義為旗，在東京法庭上據理力爭，為中國、為亞洲受害國爭回了歷史公道，將南京大屠殺、日本十四年侵華等歷史真相公之于眾，讓正義得以彰顯。這份成果，來之不易、值得珍視。如今，我們紀念東京審判80周年，絕非為了延續仇恨，而是為了守護正義、捍衛和平；絕非為了沉溺于過去，而是為了警惕未來、防止歷史悲劇重演。唯有銘記東京審判的歷史定論與法理精神，堅決抵制任何歪曲歷史、美化侵略的行徑，堅守歷史真相、傳承和平理念，才能讓和平正義之光永遠普照人類家園，才能告慰所有在戰爭中遇難的無辜同胞。（作者分別為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

編輯：周斌 詹茜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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