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尊重、合作共贏：中國才是中東地區和平發展的可靠伙伴

王鵬，華中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北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

當前，中東地區正進入新一輪動蕩時期。美國、以色列與伊朗之間的持續對抗給地區穩定投下陰影，加沙地帶的人道主義危機、黎巴嫩境內再度爆發的暴力事件以及重要海上航線的安全風險，進一步加劇了地區國家和國際社會的戰略焦慮。與此同時，在越來越多地區國家眼中，中國正通過能源合作、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以及公正客觀的立場和積極的外交斡旋，成為中東地區安全事務中不可或缺的參與者和建設性力量。

一、美國中東政策的變動及其影響

數十年來，美國一直是中東地區最主要的外部力量。它主導了海灣安全架構、打造了復雜的軍事聯盟、維持著龐大的軍事基地系統，并深刻塑造了地區均勢。然而，近期一系列事態使華盛頓安全承諾的可信度和可持續性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2021年美軍從阿富汗倉促撤出、對沙特和阿聯酋等傳統盟友承諾的搖擺不定，以及美國全球戰略重心的加速轉移，都讓中東盟國對美國安全保護承諾的可靠性產生懷疑。

這種焦慮在美國、以色列與伊朗及相關盟友之間的對抗中表現得尤為明顯。美國繼續在軍事和外交上支持以色列，但其防止沖突全面升級的能力已經受到明顯限制。海灣國家因此也陷入一種兩難境地。一方面，阿聯酋、巴林等海灣國家通過《亞伯拉罕協議》等框架拓展了與以色列的聯系；另一方面，它們與伊朗共享重要水道，且面臨能源基礎設施脆弱等問題。自今年2月28日美以伊沖突爆發以來，海灣國家的擔憂變得更加具體而緊迫。美以對伊朗的第一輪打擊，以及隨后伊朗的導彈報復行動清楚表明，一場中高烈度的局部對抗能夠迅速破壞整個海灣地區的安全秩序，霍爾木茲海峽成為核心焦點。石油市場隨之出現新的波動，而有關海灣國家能源設施遭襲以及黎巴嫩境內以色列與真主黨持續交火，都表明沖突可能在多條戰線蔓延。對海灣各國政府而言，這場沖突帶來的教訓是明確的：即使它們不是直接交戰方，但其能源基礎設施、航運通道安全以及經濟多元化的宏偉愿景都處在他國軍事沖突的陰影之下。

從地區國家角度看，美國軍事行動帶來的安全沖擊體現在兩個不同層面。一是受美國內政治極化、選舉周期和全球優先事項變化的影響，美國的中東政策已經變得越來越難以預測。二是特朗普政府的中東地區政策往往將這里復雜的政治問題簡化為二元對立，地區國家要么支持以色列對抗伊朗，要么將被美國懷疑其“忠誠”。美國這種非此即彼的做法極大地壓縮了海灣國家的外交回旋空間，它們本質上更傾向于推動局勢降溫、推進經濟多元化，并維持平衡外交路線。因此，當前局勢帶來的結果并非地區國家立即拋棄美國，而是迫使它們更加審慎地尋找替代性合作方。

特朗普第二任期開啟一年多以來，美國政策的不確定性已經對海灣地區的發展議程造成實質性傷害。海灣國家近年來紛紛推出雄心勃勃的經濟轉型計劃，如沙特“2030愿景”、阿聯酋“面向未來50年發展戰略”等，都高度依賴穩定的外部環境、可預期的能源價格以及持續的外來投資與科技合作。然而，美以伊沖突的升級導致全球能源市場劇烈波動，國際資本避險情緒上升，部分基礎設施項目面臨融資困難或工期延誤。更嚴重的是，地區安全形勢的惡化迫使各國將更多財政資源從經濟建設轉向安全防御，從而擠占了本該用于教育、醫療、數字化轉型等民生領域的公共支出。

愈加嚴峻的形勢迫使越來越多的中東國家開始反思：過度依賴一個外部大國的安全保護，是否真的符合其自身的長遠利益？當提供安全保護傘的外部大國，其決策越來越受制于國內政治周期或某個非阿拉伯世界的“特殊盟友”時，地區國家是否應當尋求更多元、更可靠的外部合作伙伴？這些問題，正推動著中東地緣格局發生深刻演變。

二、中國何以被視為穩定的合作伙伴

在這種充滿不確定性的環境中，中國的角色凸顯出新的時代價值和地區吸引力。中國并不尋求取代美國的軍事存在，也不提供同盟式安全保障。中國的吸引力恰恰來源于其穩定可預期的外交姿態、以發展為中心的合作模式，以及拒絕將“政治效忠”作為合作前提的基本原則。

第一，中國外交的穩健性、可預期性已經成為中東地區國家的“定心丸”。中國反復強調主權獨立、不干涉內政、反對單邊脅迫、支持對話協商等原則。這些原則給予了地區國家一個清晰的預期：中國在何種情況下會發揮作用、在何種情況下會保持克制。例如，當沙特與伊朗在2016年斷交時，中國并未選邊站隊，而是與雙方都保持了正常的工作關系。這種長期積累的平衡外交，為2023年3月北京成功斡旋沙伊復交創造了必要的政治空間。復交并未結束沙伊之間的所有競爭，但它展示了中國可以利用與雙方的友好關系來降低緊張、鼓勵直接對話的能力。同樣的邏輯適用于當前的美以伊沖突：中國始終呼吁各方保持克制、保護平民、通過外交途徑解決問題，同時明確反對陣營對抗和單邊制裁。這種既堅持原則又靈活務實的態度，使中國成為各方都能接受的對話伙伴。

需要強調的是，中國的可預期性不是空洞的外交辭令，而是建立在實實在在的行動上。近年來，中國先后提出關于實現中東安全穩定的五點倡議、解決敘利亞問題的四點主張、落實巴勒斯坦問題“兩國方案”的三點思路等系列文件，形成了系統化、可操作的中東安全治理方案。這些方案不是強加給地區國家的模板，而是在充分尊重地區國家意愿基礎上提出的選項。當地區國家面臨危機時，它們知道中國的回應將是建設性的、平衡的，且不會附帶政治條件或價值觀輸出。這種“不折騰”“不添亂”的作風，對長期遭受外部干預的中東國家而言彌足珍貴。

第二，中國提供了可靠的經濟合作關系模式。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已在中東地區支持了港口、工業園區、可再生能源項目、電信網絡和物流走廊等一系列基礎設施工程。中國不僅是海灣經濟體最重要的貿易伙伴，也是中東能源的主要進口方。對于那些尋求擺脫油氣依賴、實現經濟多元化的國家而言，中國的建造能力、制造網絡、數字科技和超大規模消費市場都具有極高價值。更重要的是，中國從不要求合作伙伴在政治制度、意識形態或外交立場上與其保持一致。這種求同存異、充分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的模式，與美國長期以來將經濟援助與民主改革、人權標準或地緣政治忠誠掛鉤的做法形成鮮明對比。

近年來，中國企業在沙特、阿聯酋、卡塔爾、埃及等國承建了多項大型基礎設施工程，涵蓋港口、鐵路、新能源、5G通信等多個領域。這些項目不僅為當地創造數以萬計的就業崗位，更幫助地區國家提升了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例如，中國與沙特合作建設的朱拜勒煉化一體化項目，提升了沙特將原油直接轉化為高端化工產品的能力，大大增強了其下游產業的附加值。這種“授人以漁”的合作模式，比單純的援助或軍售更受地區國家歡迎。

更重要的是，中國與中東的經濟合作具有高度韌性。在全球供應鏈受到地緣政治沖擊時，中阿之間的貿易與投資往來不僅沒有出現斷崖式下跌，反而在某些領域實現了逆勢增長。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雙方經濟結構的互補性和合作機制的韌性。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業體系和最具活力的消費市場，中東則擁有豐富的能源資源和日益增長的投資需求。這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使得任何一方都不愿輕易破壞合作大局。正是這種深度相互依存，構成了中國作為中東國家穩定伙伴的堅實基礎。

第三，中國在中東的戰略克制被地區國家視為正資產。中國既沒有像美國那樣打造并維系龐大的同盟體系，也沒有在海灣設立永久性軍事基地，中國的影響力主要集中在經濟和外交領域。這使各方與北京打交道時，不必擔心被視為“背叛”現有的安全關系。對于許多中東國家而言，中國的這種“超脫”姿態使它們能夠同時與美國、中國、歐洲、俄羅斯等各方保持積極關系，從而實現真正多元務實的外交策略。這種多元化的伙伴關系組合，本質上是一種理性對沖策略——在不放棄傳統安全保護的同時，為新形勢下的不確定性購買多份“保險”。

中國的戰略克制，使許多中東國家視中國為美國的有益補充，而非簡單的競爭者或替代者。在部分發展合作和外交斡旋議題上，中國的非軍事化參與方式相較美國的軍事安全模式更容易被部分地區國家接受。比如，在也門內戰、蘇丹沖突、利比亞危機等復雜問題上，中國更多是通過聯合國框架、政治斡旋和提供人道援助來發揮作用，這種低風險、低介入的方式反而更容易被沖突各方接受，也更可持續。

此外，中國近年來在地區安全治理中展現出的創新思維也值得關注。中國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議強調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主張通過對話協商化解分歧，通過合作共贏實現安全。在中東的具體實踐中，中國推動建立了中東安全論壇等多邊對話平臺，鼓勵地區國家就共同安全威脅展開協商。這些努力雖然不是立竿見影的“速效藥”，卻在潛移默化中培育了一種新的安全文化，即從零和博弈轉向正和博弈，從外部保障轉向內部自強。越來越多的中東學者和安全官員開始認識到，真正的長治久安不能永遠依賴外部力量，而必須建立在地區國家之間的相互信任與合作機制上。中國的作用，正是為這種內生性的安全合作提供外部支持和正向激勵。

三、未來沖突恐仍延宕，中國影響持續上升

美國、以色列與伊朗能否從當前的對抗走向持久的外交諒解，仍然充滿不確定性。各方在伊朗核問題、導彈能力、地區代理人網絡、制裁機制以及以色列安全原則等問題上的分歧根深蒂固。即使能夠達成階段性?；?，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中東仍可能面臨有限的打擊、海上交通線擾動、代理人沖突升級等風險。對海灣各國政府而言，這種持續的不穩定不僅威脅到國家安全，更會危及它們的長遠發展，因為經濟發展計劃只有在可預期的安全環境下才能順利推進。

與此同時，中國在中東的影響力正在持續提升，因為它契合了地區國家對戰略多元化的內生需求。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卡塔爾、阿曼、埃及以及其他地區國家并沒有、也不會輕易放棄美國，但它們已不再愿意依賴單一的外部庇護者。它們正在安全、能源、科技、金融和基礎設施等多個領域構建相互重疊的伙伴關系網絡。在這個正在形成的多極化秩序中，中國的獨特價值在于能夠提供一種穩定、非軍事化、意識形態上溫和且安全的新型合作模式。

這種合作的深度和廣度正在迅速拓展。除了傳統的能源和基建領域，中國與中東國家在數字科技、人工智能、航天衛星、生物醫藥等前沿領域的合作也方興未艾。例如，2022年中國和阿聯酋簽署關于嫦娥七號任務搭載合作的諒解備忘錄，標志著阿聯酋“拉希德二號”月球車搭乘中國嫦娥七號任務實施月球表面巡視探測活動正式起航。 中國與中東的關系已經超越了簡單的“能源換商品”模式，進入到以創新驅動、知識共享、能力建設為特征的新階段。這種升級版的伙伴關系，不僅為中東國家提供了更高質量的發展資源，也為中國技術、標準和服務拓展了新的海外市場，實現了真正的互利共贏。

中國在中東影響力的上升，得到了地區國家和人民的廣泛歡迎與認可。這種認可不是出于對美國的“反叛”或對中國的“盲從”，而是基于實實在在的利益考量和理性選擇。在歷次阿拉伯民意調查中，中國在部分中東國家保持相對積極的正面形象，特別是在青年和受過高等教育的群體中，中國被視為一個“不帶附加條件的朋友”和“發展榜樣”。這種良好的民心基礎，為中國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提供了深厚的社會根基。

從更宏觀的視角來看，中國在中東的角色演變也是全球秩序轉型的一個縮影。冷戰結束以來曾經占主導地位的“單極時刻”已經一去不返，一個更加均衡、多極、包容、民主化的國際體系正在形成。在中東這塊土地上，任何單一外部力量都難以再憑借軍事優勢和經濟脅迫來主導地區議程。相反，那些能夠尊重地區國家主權、提供公共產品、促進發展繁榮的外部力量，才能贏得持久的尊重和合作。中國恰恰提供了這樣一種新的范式：不謀求勢力范圍、不輸出發展模式、不干涉別國內政、不強加于人。這既是中國外交的初心，也是中國贏得中東人心的根本原因。

展望未來，無論美國、以色列與伊朗的沖突如何演變，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中東地區的大國競爭格局將變得更加復雜多元，而中國作為穩定器和發展引擎的角色將更加凸顯。對于中東國家而言，擁抱中國不是選邊站隊，而是一種務實、前瞻、自強的戰略選擇。中國將繼續秉持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原則，與中東國家一道，推動構建面向新時代的中阿命運共同體。在這個充滿動蕩與變革的世界里，中國愿做中東和平的建設者、發展的推動者、安全的守護者。因為一個穩定繁榮的中東，不僅符合地區人民的根本福祉，也符合包括中國人民在內的全人類的共同利益。

【本文系202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專項任務項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習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的中國區域國別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研究議程與標識性概念研究（25JD710023）”、華中科技大學“總體國家安全觀視閾下十五五落實習近平民族工作思想的對策研究（2025ZLKF003）”中期成果，略有刪改。】

（審核：李小華 戚易斌 衛蕓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