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人、“存在主義心學”與江南現代性

浙江人：碎片化的地理，整體性的認同

我上大學時，在宿舍與家中通電話，常被人誤認為在說日語。地圖上的浙江，是一片被褶皺擠壓的土地，七山二水一分田，府縣之間山水相隔。杭嘉湖平原是傳統意義上的“江南”，與接壤閩北的溫州、緊鄰江西的衢州有著截然不同的生活世界。

地理的破碎導致“浙江話”難以統一，杭州有杭州的軟語，紹興有紹興的醉話，寧波話石骨鐵硬，而溫州話，則被戲稱為“惡魔低語”，乃至我的家鄉東陽，一縣之內，因為一道分水嶺，方言還要再細分為南鄉話與北鄉話。同理，“浙江菜”也是個偽命題，杭州是著名的美食荒漠，卻不妨礙臺州菜、衢州菜走向全國。

浙江臺州臨海東湖。 視覺中國 圖

加之縣域經濟強勢，有錢腰桿硬，各區縣對地級市的認同聊勝于無。浙江人行走江湖，為了簡化解釋，會自稱“金華人”“溫州人”或“寧波人”，但內心深處，他們只認為自己是“義烏人”“樂清人”或“慈溪人”。我在成年之前，去金華市區的次數屈指可數。

然而，與“散裝江蘇”不同，浙江人卻有著強烈的省籍認同。一旦走出本省，面對一個更加龐大復雜的外部世界時，“我是哪里人”這個問題就需要一個更加高效的身份標簽。于是，內部碎片化的浙江，對外卻展現出一種堅韌的“浙江人”整體認同。

在現代化與全球化的競爭中，這種省籍認同被需要、被鍛造，最終被內化于心。在陌生人社會，尤其是商業場合，說“我是浙江人”，往往能迅速傳遞“精明、務實、敢闖、有實力”的商業品牌形象。面對同省人時，它又能成為結成利益互助網絡的基礎，一個樂清人和一個青田人或許方言不通，但在遙遠的東非、南歐和北美，他們能在“浙江人”的旗幟下，快速找到共同的價值觀與行為邏輯，進而攜手合作。

姑且不論永嘉南渡之后漫長的古代史，縱觀近現代，從支撐蔣氏政權的江浙財閥，到早年被稱為“東方猶太人”的溫州商人，再到“雞毛換糖”的義烏模式，乃至“炒房團”與阿里巴巴的數字商業帝國，“浙商”已從一個地域身份，淬煉為一種極具韌性與擴張性的經濟文化現象。

在改革開放激蕩的半個世紀里，“浙江人”成了一張通行證，一種信用背書，一套心照不宣的生存哲學，甚至是一套關于如何在中國乃至世界市場攫取財富的完整方法論。

雖有諸般實用，但我認為，“浙江人”的認同并不僅僅是一種功利性的權宜之計，它深深植根于山水文脈之間，蘊含著對世界、對自我、對行動的根本性理解。

經濟和經濟史非我所長。所以，今天我們先不談錢，我們談哲學。

存在主義心學：于現實泥濘中開顯意義

浙江東部，雁蕩、四明、天臺、括蒼諸峰連綿屏列，將沿海的甬臺溫地區與內陸分隔，形成了一個背山面海、相對獨立的地理文化單元。天臺山南麓，五峰如蓮瓣合圍，雙澗縈回，隋塔孤影映入溪聲，古木參天處隱現梵剎，此地便是漢傳佛教天臺宗的祖庭——國清寺。

天臺宗始于南北朝末期，因智者大師常駐天臺山弘法而得名，又以《妙法蓮華經》為其根本，亦稱法華宗。天臺宗教義紛繁復雜，有“一念三千”“三諦圓融”“性具實相”之說，我們只觀其大略。其精神實質在于肯定現實世界的“當下即是”，反對脫離現實的玄思。在“圓融三諦”的觀照下，萬物雖有差別，但本質相通，皆可成佛。所謂“如來不斷性惡，一闡提不斷性善”——佛陀未斷性惡，只是不受其擾；“一闡提”，也就是極惡之人亦具性善，只是未能發揮。這種思想已暗含一種積極入世、于現實中求究竟的實踐理性。真理不在彼岸，而在此時此地的行動與體悟中。

宋朝之后，天臺宗在中土聲勢漸衰，多數門徒歸于禪門，但其哲學精神卻深刻滲入了宋明理學，特別是心學一脈。王陽明“出入于佛老”，尤其深究天臺宗。其“心外無物”之說，與“一念三千”隔世呼應。他所強調的“心物一體”“即用見體”的境界，亦與“三諦圓融”“真俗不二”的觀照方式遙相契合。他將湛然大師“無情有性”“萬法是真如”的佛學加以轉化，提出“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其核心命題“知善知惡是良知”，在結構上與“性具善惡”思想形成深刻對照，二者皆肯定善惡在本體層面的共存，但天臺宗意在打通佛性與煩惱的隔絕，為眾生成佛提供終極依據；陽明則借此結構，為道德實踐確立了內在于心的、活潑潑的評判與動力根源。可以說，陽明心學正是在對天臺宗等佛學精義的批判性汲取與創造性轉化中，才得以臻于圓熟，最終確立了其獨特的儒家心性論體系。

自漢代以來，董仲舒的“天人感應”看似重新連接了天與人，實則構筑了“天-天子-民”的垂直統治秩序，為皇權奠定了“受命于天”的神圣基石，人需通過順從天子以通達天意。而自天臺宗的“一念三千”到王陽明的“心即理”，高揚了人的主體性，宣告了人人皆有通天的權柄，在精神上實現與天地萬物的再度連接，消解了由漢代政治哲學所強化的垂直結構，回歸先秦天人合一的精神世界。

若說朱熹是唯理主義者，相信“性即理”，強調向外格物致知以探尋天理秩序，那么王陽明則是一位不徹底的存在主義者。格竹子究天理的故事頗有上世紀30年代早期的薩特、波伏娃和阿隆“從杏子雞尾酒中研究哲學”的意趣；而龍場悟道，則恰如存在主義者“被拋入”世界后的覺醒。

陽明心學的核心“心即理”，將意義源頭徹底收歸內心；“知行合一”強調真知必在于行動之中；“致良知”則指引人在具體生存境遇中，憑本心明覺去判斷、選擇、創造價值。這正是一種深刻的存在主義姿態：存在先于本質，人并非被先天規定的真理或價值定義，而是在具體的、行動的、與世界的交道中，不斷成就并定義自己。

之所以說其“不徹底”，是因為陽明心學仍未放棄對那個本體的孜孜以求�，F代西方存在主義強調人是“被拋”的、無本質的、絕對自由的孤獨個體，須獨自承擔全部責任與焦慮。而陽明心學在高揚主體性的同時，始終預設了一個“心之本體”或“良知”作為終極的、光明的、善的根源。它拆除了朱熹式的本質主義的“天理”標準，但追求的不是個體在虛無中的自我掙扎，而是通過“致良知”的工夫，不斷澄明并回歸那個本自具足的光明心體。同時，個體良知具有共通性，導向“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的“倫理共在”，避免了“他人即地獄”的絕對孤獨與價值虛無。陽明心學兼具了存在主義的行動取向與儒家倫理的共同體關懷，因而是一種未曾割斷本體論臍帶的、中國式的存在主義。

除了“內在超越”之道，我們還需注意天臺宗和陽明心學“工具理性”的一面，它們提供了一套內嵌于超越性之中、高度精密化的實踐工具。天臺宗有一套系統嚴謹的修行操作手冊，有“二十五方便”“十乘觀法”，把玄學拆分成了具體的修行步驟。而陽明心學則將這種“工具理性”徹底日用化、事功化，發展出一套更為直指人心、即用見體的“心法工夫”，如“事上磨練”“知行合一”“致良知”等，使人能在每一個具體情境中果斷行動、即時反思、不斷精進。

這套“存在主義心學”，不僅塑造了浙江人的精神特質，也參與構建了一種獨特的區域現代化路徑，或可稱之為“江南現代性”。

江南現代性：在“內在超越”與“工具理性”之間

上學時，我的一位老師熱衷于談論“東北現代性”。“東北現代性”或許著眼于一種在宏大的國家工業計劃與集體主義敘事中展開的、被組織與被動員的現代性。而“江南現代性”，則呈現出另一幅圖景：它似乎源于更分散的民間活力，源自一種將高遠的哲學思辨與務實的生存算計融為一體的獨特機制。

當我們談論“現代性”的時候，一個無法繞開的參照系是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韋伯論證了加爾文宗的“預定論”與“天職觀”如何催生了一種獨特的“入世禁欲主義”：信徒為了確認自己是上帝“選民”，必須在世俗職業中勤奮、節儉、理性地經營，將財富積累視為榮耀上帝而非個人享樂的手段。這種將宗教超越性壓力轉化為世俗行動力的心理機制，被韋伯視為現代資本主義精神的重要起源。

同時，韋伯認為，儒家倫理缺乏這種“彼岸”與“此岸”的緊張，故無法孕育驅動系統性理性化經濟行為的心理動力。然而，上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亞洲四小龍”的經濟騰飛，似乎又證明了儒家文化具有適應并推動資本主義發展的潛力。?1980年代，焦慮的國人不免追問：為何中國沒有產生現代資本主義精神？我們的文化缺了什么？《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等論著便是對這一韋伯命題的回應。

而我對韋伯命題的解法，則是“存在主義心學”與“江南現代性”。

中華文明是一個早熟的文明，很早便完成了從神本主義向人本主義的轉變。周代以“天命靡常，惟德是輔”重構政治倫理，確立了世俗政權的基礎。儒家雖懷想“三代之治”“大同之世”，卻未給“彼岸”留下了多少騰挪的空間，而把這一陣地拱手讓給了和尚與道士。因此，中國主流文化中確實缺乏新教徒般的宗教虔誠。

浙江在改革開放后的經濟騰飛，動力多元復雜，比方說深厚的商業傳統得以接續、人地矛盾激發的突圍沖動、面朝大海的開放地利等等。這里我們只談論地域精神特質的作用。從天臺宗到陽明心學，“內在超越”與“工具理性”，構筑起了浙江人的精神內核。

2026年2月6日，浙江臺州，國清寺。視覺中國 圖

“內在超越”指向精神的高度與自主性，無需外在神明或絕對權威的允諾，人憑借自身的覺悟與行動，即可在現實的泥濘中開顯意義與秩序，直至“與天地參”的境界。浙江人對賺錢的執念，拋開流俗的物欲，更高的精神驅動力來自“應然之心”與“實然之世”的緊張，來自“本自具足的良知”與“亟待完成的自我”之間的張力，而非新教徒對于救贖確證的焦慮。

這里沒有什么神仙皇帝，而是把人拋回自身，要求人在具體的生命境遇中，通過真誠的審察和勇敢的行動，去成為自己，并擔負起自己的世界。這意味著自由，以及隨之而來的沉重責任。而各人自負其責的地域性格，又導致了浙江人的邊界感普遍較強，在人際交往中注意分寸、尊重隱私、不輕易自來熟。

在舊秩序松動、新規則未立之時，陽明心學的遺產為浙江人應對這種“被拋”狀態提供了強大精神資源。其一，它賦予行動正當性和原動力。既然理在己心、不向外求，當外部的政治爭論驟然消弭，闖蕩市場、創造財富，便是在具體境遇中行心中之理。賺錢，成了一種高度嚴肅的、存在論意義上的自我實現。其二，它提供了行動哲學。與存在主義一樣，陽明心學拒絕將人視為世界的靜觀者或真理的被動接受者�！爸切兄迹惺侵伞�，真知必蘊含行動，人無法在行動之外確認自己的“知”，也無法在行動之外定義自己的“是”，它消解了“知”與“行”之間的裂隙，最終追求的是“知行合一”的境界。“在事上磨，方立得住”，市場的挑戰由此轉化為修行的道場：每一次談判、每一筆合同、每一次攻堅，都是磨礪心性、練就本領的契機。商業成功，成為“致良知”工夫是否到位的世俗標尺。

“工具理性”則保障了這種超越精神不至于懸空或狂熱，能夠高效精準落地。黃仁宇認為，中國傳統社會缺乏基于數字、量化、理性計算的“數目字管理”，因而難以自發走向現代。但從天臺宗的“十乘觀法”到陽明心學的“事上磨練”，一以貫之的，是一種將玄妙境界拆解為可操作、可進階、可驗證步驟的思維傾向。修行不再是不可言傳的神秘體驗，而是一套有次第、有方法、可重復的“工夫”。這種對可操作性的方法論追求，為接納和踐行“數目字管理”奠定了深層的文化心理基礎。

在浙江人的實踐中，這體現為一種極度清醒的世俗智慧：對市場信號的敏銳捕捉，對資源效率的極致算計，對合作規則的靈活運用，以及在行動中快速試錯與迭代的學習能力。這也是為何許多浙江學生在大學里給人一種“學習不怎么努力，但很會考試”的印象。

隨之而來的，是浙江人對可量化事物的崇拜和迷戀。浙江人賺到第一個一百萬，便會想賺第二個一百萬，想賺一千萬、一個億，仿佛對賺錢有著不竭的動力，正如我的一位師姐所觀察到的，“對這件事沒啥興趣的都去了北京”。在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的世界里，各種價值陷入“諸神之戰”。人需要一種可靠的方式來確認自身的存在、衡量行動的價值、錨定生活的意義。什么東西是最重要的？對此眾說紛紜、見仁見智。但什么東西是最可計量、最可把握的？在商業世界就是金錢，在求學階段則為分數。

當然，在改革開放浪潮中成功的浙江商人老板們，未必去過天臺山，也未必讀過王陽明。但文化和傳統的力量恰在于此，傳統并不在于你的認定，傳統是你特別想擺脫卻始終擺脫不了的東西。老板們或許沒有聽過什么“觀法”“心法”，但他們一定知道“摸著石頭過河”“不管黑貓白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以及“不爭論”的智慧，而這“三論”，實則洋溢著活潑潑的陽明心學精神。

最后需指出，“內在超越”與“工具理性”所塑造的“江南現代性”亦有其局限。不向外求，意味著在缺乏外在神圣秩序或強大集體信念支撐時，個體需要不斷從自身挖掘奮進的意義與能量，極易導致精神動力的不穩定性。當自我實現的崇高感，在日復一日的商業算計中被磨損、被異化為單純的利潤追逐時，便可能陷入意義失落。若僅為賺錢而賺錢，行動力或許仍在，卻已褪去最初的精神光澤，變得短視而焦灼。

在事上磨，導致浙江人大多傾力于培養對具體事務的責任感，而與更加宏大抽象的民族、國家和文明等命題相疏離，除非能轉化為切身之事，否則難以產生持久而熾熱的獻身精神。因此，浙江人在許多宏大敘事上，或許缺乏穩定的責任感和持久的行動力。

浙江人往往是卓越的改革者，善于在現有秩序框架內進行創造與優化，利用甚至創造規則以達成目標，通過邊際創新以改善處境，但他們或許并非天然的革命者，因為革命需要一種對舊秩序的徹底否定、對新世界的烏托邦想象，以及為之犧牲的絕對信念。這，也是陽明心學與存在主義的內在局限，或可為我們理解浙江人在近現代歷史變革中的角色，提供一個思想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