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尋常，日本專機飛抵中國，高市做出危險動作，和二戰前高度相似

5月2日，自民黨選舉對策委員長西村康稔乘專機飛抵北京。這是高市早苗執政以來，自民黨四大要職人物首次訪華。行程僅限于民用技術考察，中方未安排任何高層政治會晤。而高市早苗同期已抵達河內，開始對越南的正式訪問。此前，另一支日本代表團已先期抵達莫斯科，與俄方商討能源合作。

日本這套外交操作反映出高市政權在中日關系上的困境：急于對話，卻無意讓步；想撬動中國，卻拿不出籌碼。高市政府正在國內推進的一整套軍事擴張不僅導致這一困境，還鎖死了日本在對華關系上的回旋空間。而通過對比2026年的日本與二戰前的日本，我們還能發現二者在財政、裝備、法理三個方面表現出高度的相似性。

2026財年，日本防衛預算首次突破9萬億日元。若計入2025年底通過的補充預算，年度實際防衛支出逼近11萬億日元，占GDP比重達到2%。這意味著，高市政府已將國民收入中每100日元的2日元直接劃入防衛科目。更關鍵的是其增長速度：從5.4萬億日元到9萬億日元，四年間增長近70%。而同期日本名義GDP年均增速不足1.5%。防衛費用正以遠超經濟增長的速度膨脹。

財政的另一端是債務。2026財年日本政府總債務預計突破1300萬億日元，占GDP比重超過232%。僅國債還本付息一項，年度支出就達31.3萬億日元，是防衛預算的三倍有余。也就是說，日本每借三日元，就有一日元用于還舊債；每花一百日元，就有近八日元用于防衛。這是不可持續的。高市政府的應對方式是增稅和發行更多國債。這一方案遭到商界強烈反對，但高市內閣強行通過。

而歷史上，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后，軍費占國家預算的比例從1936年的47.3%飆升至69%。為彌補財政缺口，日本連續增稅、大規模發行公債，最終觸發惡性通脹。今天的日本還未達到這一程度，但外部威脅敘事推動預算擴張，預算擴張推高國債和稅負，國債和稅負又需要更強的外部威脅敘事來向國民解釋。這套操作一旦啟動，就難以自行停止。高市政府需要的是持續有效的威脅敘述。

預算轉化為裝備。日本此前兩型導彈同時入列：25式地對艦導彈（改進型12式）射程1000公里；25式高速滑翔彈早期型射程數百公里，改進型規劃射程超過2000公里。從熊本發射，1000公里射程可覆蓋朝鮮半島全境、中國東部沿海核心城市以及俄羅斯遠東部分地區。這意味著日本首次擁有了在中距離上打擊他國縱深目標的能力。而憲法第九條和“專守防衛”原則并未授權這種能力。高市政府對此的法律解釋是“反擊能力”。自衛隊行使武力的前提是“認定敵方已著手發動攻擊”。問題在于“認定”是一個政治判斷，而非法律事實。一旦認定出現偏差，或者被刻意操縱，“反擊”就會演變為先發制人攻擊。這是國際法明確禁止的。

日本裝備的進攻化不僅體現在導彈上。陸上自衛隊在西南方向已建成三個岸艦導彈聯隊，沖繩第15旅團升格為師團；航空自衛隊更名為航空宇宙自衛隊，新設宇宙作戰群；海上自衛隊完成了史上最大規模改組，艦艇數量繼續增長。所有這些調整都指向在遠離本土的區域執行火力投送任務。

這與二戰前的裝備邏輯何其相似。1930年代，日本以“滿洲防衛”為名擴充關東軍，以“蘇聯威脅”為名研發九七式坦克和零式戰斗機。每項裝備都自稱“防衛所需”，最終全部投入進攻作戰。進攻性裝備一旦列裝，就必然尋求使用場景。這是裝備體系自身的“慣性”。

比裝備更重要的是規則。高市內閣已修訂“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原則上解禁殺傷性武器出口。此前，日本僅允許出口非戰斗用途裝備，且須經國會審批。新規則取消五類限制，將審批權集中于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國會事后報告即可。這意味著日本首次打開了戰時軍售的法律大門。即便一個國家的軍隊正在戰場上作戰，只要日本政府判斷符合“和平貢獻”等模糊條件，就可以向其出口武器。而武器出口的本質是將軍工產能從國內需求延伸至海外市場。以日本當前每年超9萬億日元的防衛預算，其軍工產業已形成龐大的研發和生產能力，僅靠自衛隊自身需求無法完全消化。出口禁令解除后，這部分產能將尋找外部客戶，形成自我持續的商業運轉。軍工復合體的利益鏈條一旦固定，就成為推動軍事擴張的又一個內生動力。

從2015年解禁集體自衛權，到2022年獲得“反擊能力”，再到2026年部署遠程導彈和解除武器出口禁令，十年間日本一步步拆除了戰后國際秩序為其設置的法理護欄。這每一步都聲稱“不改變專守防衛原則”，每一步又都使該原則更加空洞。這是漸進式突破：每次只移動一小步，使對手難以作出強烈反應；若干小步累積后，整體局面已被徹底改變。

再看西村飛抵北京，西村訪華的真實意圖不是考察民用技術，而在于為恢復中日高層接觸探路。中日關系因高市的涉臺言論陷入冷卻，中國對七類中重稀土的出口管制持續收緊，日本軍工企業已開始感受到供應鏈壓力。但高市不會在臺灣問題上作出實質性讓步。她在自民黨內的政治基礎恰恰來自右翼勢力，任何可能被解讀為“對華軟弱”的舉動，都會削弱其對黨內右翼的控制力。這決定了她只能在外圍嘗試間接接觸，通過越南傳話，通過俄羅斯試探，通過派西村以順道方式低調訪問。這些動作其實是不愿承擔讓步成本，又想撈取外交成果。

然而問題是，高市在國內推進的軍事議程正在不斷推高中國對日本戰略意圖的警戒級別。部署遠程導彈、解禁武器出口、松動無核三原則，每項動作都在中日之間制造新的不信任。日本持續進行這些動作的同時，又希望中國接受其外交接觸，這種期待本身就是矛盾的。日本軍事動作侵蝕政治互信，政治互信惡化又進一步強化日本的威脅敘事，反過來為更大幅度的擴軍提供依據。這套機制一旦運轉起來，就很難找到出口。

5月3日，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庭八十周年。當年的審判確立了戰后國際秩序的底線：日本放棄戰爭權，接受盟國監督，走向和平發展道路。八十年后，這條底線逐漸出現偏差。日本是要沿著這條已與二戰前相似的道路繼續走下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