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復活“特高課”為軍事冒險做鋪墊

日本眾議院全體會議日前表決通過有關設立“國家情報會議”“國家情報局”的相關法案，并移交參議院進行表決。根據目前日本政壇力量對比及部分在野黨態度，該法案在本屆國會內完成立法程序的可能性較高。 從制度層面看，當前高市早苗政府給出的理由是提升跨部門情報整合能力、強化國家安全治理效率。然而，若將這一法案置于日本近年來持續推進所謂安保政策“正常化”、防衛能力擴張以及修改“和平憲法”討論持續升溫的大背景下觀察，此舉絕非正常的國家安全制度完善，而是日本右翼勢力企圖徹底掙脫戰后國際秩序約束，全面重建軍國主義情報體系集權化、軍事化的標志性事件。 將成日本政府操控輿論的核心工具 日本當局近來在情報領域動作頻頻，推動多層面整合升級情報力量，強化首相對情報工作的集權式控制。相關法案對內直指民眾權利和社會言論，企圖通過鼓吹“外部威脅”、灌輸右翼思想等手段，誘導民眾支持擴軍備武；對外牽涉軍事擴張、地區安全，為突破“專守防衛”原則、實施軍事冒險作鋪墊。因此，其歷史危害性、現實危險性，遠超所謂的“普通行政改革”。 近代以來，日本對內集權特務統治，始終是軍國主義的幫兇。二戰前，內務省特別高等警察（特高課）、全國憲兵體系，構建了覆蓋全社會的嚴密監控網絡，對內殘酷鎮壓反戰人士、封鎖輿論、清除異見、推行全民軍國主義洗腦，用恐怖統治將整個日本綁上侵略戰爭的戰車，留下了極其惡劣、臭名昭著的歷史記錄。此次高市早苗內閣強推設立的“國家情報局”，很難不被看作戰前“特高課體制”的復活。 目前，日本政府情報工作分散于多個機構，由“內閣情報調查室”負責整合協調。根據眾議院4月23日通過的“國家情報會議設置法案”內容，高市政府擬構建以“國家情報會議”為核心、“國家情報局”為執行機構的情報體系。“國家情報會議”將作為最高決策協調機構，由首相擔任核心領導，負責統籌安全保障、反恐及涉外國情報事務；“國家情報局”則作為具體執行機關，擁有跨部門統籌協調權，可強制要求政府各省廳提供情報，徹底打破戰后日本情報系統分散制衡、相互約束的格局，實現情報權力高度集中。 更危險的是，法案賦予機構合法開展監控、調查、情報搜集的權力，卻對“監控邊界”“調查對象”沒有明確、嚴格的限定。日本國內輿論、學界、在野黨已發出強烈警示：所謂“不針對普通民眾”的承諾完全不可信，“普通民眾”與“監控對象”的界限模糊不清，極易被隨意擴大解釋。 這一機構一旦落地，必將成為日本右翼政府操控輿論、壓制反對聲音、收緊社會管控、打壓和平力量的核心工具，全面走向對內威權化，重蹈戰前特務統治的覆轍。與此同時，高市早苗早已明確表態，將積極推動另一部旨在應對外國勢力開展的間諜活動等的“防止間諜法”立法，這進一步為大規模社會監控、打壓異己提供法律依據。日本民眾的隱私權、基本民權，將面臨前所未有的嚴重威脅。 集權化對外情報體系，是日本對外發動侵略的“先行軍” 戰后國際社會對日本的剛性約束之一，日本憲法第九條中的“放棄戰爭、不維持武力、不擁有宣戰權”是其主要原則。日本社會民主黨黨報《社會新報》在此前發表的文章中表示，該法案的首要危險在于，“情報”這一概念本身就與軍事活動密不可分。 結合日本近代侵略歷史，其對外擴張的固定路徑，從來都是情報先行、間諜開路。從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到全面侵華戰爭、太平洋戰爭，日本每一次對外軍事冒險，都以大規模、無孔不入的間諜情報活動為先導，提前竊取相關國家的軍政機密、測繪地形、收買內應、制造矛盾、炮制戰爭借口，為武裝侵略做各種準備。可以說，集權化的對外情報體系，就是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的“先行軍”。 而嚴禁日本設立國家級對外情報機構、嚴禁開展針對他國的隱蔽諜報活動，便是從根源上阻斷其對外侵略擴張的先行路徑。此次所謂“改革”的實質，就是將原本分散的海外情報、反間諜和安全分析職能進一步整合，是高市早苗為修改“和平憲法”鋪路。 高市早苗內閣本身作為右翼政治傾向代表，始終拒絕反省侵略歷史，頑固推動修憲擴軍，放棄“專守防衛”原則，大幅擴充防衛預算，全力發展遠程打擊能力，不斷在臺海、東海等敏感區域挑釁滋事。如果合法化的國家級對外情報機構落地，日本將可能全面恢復對周邊國家的情報偵察、跨境滲透、間諜活動、認知作戰能力，再加上與不斷擴張的軍事力量進行綁定，其啟動“先發制人”軍事行動的可能性顯著上升，這將直接破壞和平穩定的地區整體氛圍，沖擊東北亞戰略平衡，加劇區域陣營對立與安全對抗。軍事摩擦、戰略誤判的風險更會大幅提升，最終把整個亞太地區推向沖突對抗的邊緣，重蹈二戰侵略擴張的歷史覆轍。 日本右翼還盯上民間情報力量 除整合政府情報力量，日本自衛隊在今年3月下旬還進行了重大改組。其中，海上自衛隊新設“情報作戰集團”，整合下轄承擔情報、網絡、通信、海洋觀測等職能的部隊。陸上自衛隊則新設“情報作戰隊”，總部設于東京都練馬區的朝霞駐屯地。 此外，日本政府及右翼勢力還在強化利用民間情報力量。日本民間機構調查發現，有與執政的自民黨存在資金往來的IT企業，利用社交媒體平臺搜集自由派政黨和人士信息及言論，對其展開攻擊并鼓吹“修憲”等主張。 歷史殷鑒不遠，日本戰前集權特務情報體系，對內制造恐怖統治，對外助推侵略戰爭，給日本自身、亞洲各國都帶來了巨大災難。當下，日本推動設立“國家情報局”，表面上宣稱是國家治理體系的優化，實質上則折射出其推動修改“和平憲法”的野心，更可能成為日本國家治理邏輯由“防御型安全”向所謂“主動型安全”轉變的重要標志。 在當前地區局勢本已復雜敏感的背景下，日本更應以透明、克制和負責任的方式推進制度改革。而高市早苗內閣無視歷史教訓，無視日本國內民眾的廣泛擔憂，強行推動“國家情報局”立法，本質就是公然踐踏二戰勝利成果，徹底否定戰后國際秩序，全面復活“軍國主義情報機器”，企圖走向軍事擴張。 在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之際，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有著共同的信念：任何重走軍國主義老路的企圖，都必將遭到堅決反對，玩火者最終只會引火燒身、自食惡果。（作者是天津理工大學中日關系研究所所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