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屆特朗普政府，“史密斯專員”可真不少哇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文少卿】

隨著“特朗普關稅”首批退款預計于5月11日左右發放，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借機“搞錢”的傳聞，再次登上美國媒體的頭條。

去年7月，美國《連線》（WIRED）雜志披露：盧特尼克上任華府后，其家族企業建達公司（Cantor Fitzgerald）由兒子們接手打理。就在大統領的“關稅世界大戰”如火如荼之際，建達公司推出了一款產品：賭關稅政策最終會被取消，從而產生退稅。公司利用這一預期，提前低價收購那些可能獲得退稅企業的“退稅期權”。

彼時，特朗普的關稅大棒揮舞得虎虎生風，外貿企業苦不堪言。為了填補關稅造成的現金流黑洞，不少公司與盧特尼克家族的公子們達成“對賭協議”。畢竟在當時看來，已經繳納的關稅無異于打了水漂，如今有人愿意接手這個“爛攤子”，哪怕只能拿回一小部分，也是意外之喜。

因此，建達公司收購這些“期權”的價格低得驚人，平均僅為面值的20%-30%。也就是說，如果涉及100萬美元的關稅，繳稅企業最多只能拿回30萬，剩下的七成利潤則落入了部長公子們的口袋。當然，對于當時絕望的外貿公司而言，這已經很不錯了。

盧特尼克家族的算盤打得很精：一旦大統領“吃癟”，關稅政策被推翻，他們就可以發一筆橫財。

然后，今年2月，美國最高法院作出裁定，特朗普的部分關稅政策確實被否決了。盡管特朗普迅速簽署了基于新行政令的10%普遍關稅，但根據一般法律程序原則，此前被判違法的關稅仍可能觸發退稅機制。

消息一出，關于盧特尼克家族手中握有大量“退稅期權”的傳聞瞬間破圈。

面對鋪天蓋地的質疑，建達公司向美國《新聞周刊》發了一封郵件進行“滅火”。郵件直接否認了購買“退稅期權”一事：盧特尼克家族辯稱，公司確實曾考慮過發行相關產品，但鑒于政治爭議和潛在風險，最終并未正式推出。至于為何市場上會有相關消息，他們的解釋是：當時公司的銷售人員“弄錯了”，誤以為產品在售，因此對外進行了接洽，從而引發了外界的誤會。

商務部長親自下場，在自己擔任裁判的球場上賭球，而且是賭自己的頂頭上司——總統會輸。這條新聞的每一行，都讓人忍不住驚呼：“還能這樣？”

美國人民回答：能的……朋友，能的。

美國如何“消滅”腐敗

霍華德·盧特尼克，這位憑借執掌建達公司和BGC集團積累了數十億美元財富的華爾街巨鱷，在進入第47任美國總統的內閣時，曾煞有介事地簽署了一份長達28頁的“道德協議”。

表面上，他承諾辭去企業領導職務、剝離部分金融資產，以避免利益沖突。然而，這種承諾在現實面前顯得蒼白無力。盧特尼克龐大且錯綜復雜的金融利益，依然處于完全不受約束的狀態。他不僅保留了巨額股份，而且在上任初期，就不得不因利益沖突而回避涉及106個不同企業實體的相關事務。更令人側目的是，他繼續毫無顧忌地在內閣中大力推行親加密貨幣議程，而這一議程的直接受益者，正是如今由他兒子們掌管的家族企業。

在20世紀，如此明目張膽的利益糾葛足以引發國會的調查，或者至少會迫使當事人黯然辭職以保全政府顏面。但在今天，這僅僅是進入權力核心的“敲門磚”。

盧特尼克案并非現代美國政治體系中的一個異數，它恰恰揭示了美國新時代的標準做法。痛心疾首的美國學者將其稱為“新世襲主義”或“前現代分贓制”，這些術語過去往往只用于描述非洲或“全球南方”國家——在他們的描述中，國家權力被統治者及其核心效忠者圈子視為可以隨意支配的私有財產。

誰曾想，“民主燈塔”的頭上也戴著這頂帽子。

在今天的美國，政治腐敗的定義已經被徹底改寫。美國官員不用提心吊膽地在冰箱里藏現金：腐敗已經被徹底合法化、制度化，并完美地整合進了國家機器的每一個齒輪中。

美利堅合眾國不僅在軍事、科技和金融衍生品方面領先世界，在“貪污腐敗”的進化程度上更是獨步全球：美國已經基本“消滅”了腐敗，因為許多在國際視角下可能被定義為腐敗的行為，在美國的法律框架內已經被系統性地“洗白”。

回想上世紀20年代的“茶壺山丑聞”（Teapot Dome scandal），曾被視為美國聯邦政府腐敗的“項背”——當時的內政部長阿爾伯特·福爾利用職權，在沒有競爭性招標的情況下，將聯邦海軍的石油儲備秘密租賃給親信。在該案引發的連鎖反應中，退伍軍人局總顧問查爾斯·克萊默于1923年自殺。

在同一屆政府中，外僑財產辦公室主任托馬斯·W·米勒也因受賄和欺詐被定罪，他以遠低于市場價格的金額，將一戰后沒收的德國專利出售給了利益集團。直至80年代，查爾斯·基廷還因花費130萬美元支持5名當時極具影響力的聯邦參議員（被稱為“基廷五人”，包括日后在總統大選中對決奧巴馬的約翰·麥凱恩）而被判入獄。

然而，那個時代與現代美國有一個關鍵的區別：丑聞最終受到了法律的嚴懲，至少推動了立法的進步。相比之下，當代美國政客們的手段要“高明”得多，也“安全”得多。

總統的代幣

如果說有什么能最露骨地展示當代美國的“權錢交易”，那非大統領家族的加密貨幣帝國莫屬。

根據美國眾議院司法委員會高級成員杰米·拉斯金在2025年底發布的重磅報告《特朗普、加密貨幣與腐敗新時代》，總統及其家族的權力尋租規模可謂現代政治史所未見——特朗普家族控制的加密資產總估值，一度達到驚人的116億美元。

這一龐大商業版圖的核心，是一家名為“世界自由金融”（World Liberty Financial，簡稱WLF）的公司。

這家自稱為去中心化金融的加密貨幣公司，絕大部分股權由總統及其家族持有。該項目在2024年大選的最后沖刺階段高調推出，自那以后，它便成為一種將政治權力直接轉化為經濟收益的“合法容器”。

WLF的運作模式主要依賴發行其自身的治理代幣（$WLFI），以及一種名為USD1的穩定幣。社交媒體上有個笑話：特朗普喜歡自己畫K線。其實白宮主人何止喜歡畫K線？就在總統就職典禮的前幾天，一家由阿聯酋國家支持的投資基金，斥資5億美元購買了WLF高達49%的股份。幾乎在同一時間，這家阿聯酋基金利用WLF發行的穩定幣USD1，結算了一筆對全球最大加密貨幣交易所幣安（Binance）高達20億美元的投資。

據分析師估計，僅這一筆交易，每年就能為特朗普家族的商業帝國帶來數千萬美元的持續收入。此外，特朗普家族及其附屬機構獲得了225億枚$WLFI治理代幣。根據《紐約客》2025年8月的分析，特朗普家族已從該風險投資中輕松獲利4.125億美元。

不僅是阿聯酋。今年1月，巴基斯坦與WLF公司簽署了一項協議，將USD1整合到其國家支付基礎設施中，探索使用其穩定幣進行跨境支付。這是與特朗普有關聯的加密貨幣企業與主權國家之間，建立了首次公開的合作關系。

這種規模空前的私人財富積累，離不開對聯邦監管機構的系統性拆解。

在現任政府的施壓下，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已經駁回、放寬或暫停了超過60%的加密貨幣執法案件，其中明確包括針對那些支持USD1的公司的行動。同時，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大幅削減了執法人員，并大舉批準那些對具有政治背景的公司有利的金融產品。

白宮解散了拜登時代的加密貨幣執法工作組，高調宣布建立美國“加密貨幣國家儲備”，這一消息直接導致WLF和政府內部人士持有的加密貨幣價格暴漲。此外，總統公開大力支持《指導與建立美國穩定幣國家創新法案》（簡稱《GENIUS法案》），這是一項正在被眾議院火速推進的穩定幣立法，其核心目的是擴大USD1的規模和影響力。

虛擬貨幣已經從一個鏈上投機品，變成了覲見美國總統的“入場券”。

2025年1月，特朗普發行了一枚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迷因幣。5個月后，他宣布持幣排名前220位的人可以去他的高爾夫俱樂部參加晚宴。在這里，他們獲得了特朗普品牌的香水、限量版“Fight Fight Fight”紅色手表（零售價499美元），以及與美國總統面對面交流的機會。排行榜上前29名的VIP甚至享受了一場關于海湖莊園歷史的“非常、非常特別”的私人演講。

當記者質問總統為何要出席這種迷因幣大會時，總統將其包裝為一種愛國義務，宣稱政府正在“以加密貨幣和人工智能引領世界，以擊敗中國”。

外交、國防、公共衛生，全都可以尋租

總統在前臺大賺特賺，幕僚團隊也沒有閑著。從外交談判桌到五角大樓，再到公共衛生的決策核心，一場針對國家權力的全方位“變現”大戲正在上演。

美國中東特使（兼總統助理和和平任務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堪稱個中翹楚。他并非職業外交官，而是一位紐約的房地產大亨，更重要的身份則是特朗普家族的商業合伙人，共同創立了“世界自由金融”。

在以特別使節的官方身份活動期間，威特科夫親自促成了一項重大出口協議：向阿聯酋出口美國AI芯片。就在協議“奇跡般”獲批的同時，前文提到的20億美元阿聯酋投資也到賬了。國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和克里斯·墨菲指出，這無異于一個外國勢力向由美國中東特使和總統共同擁有的公司，直接奉上了一筆“20億美元的銀行存款”。

在國防部，金額高達1510億美元的“美國黃金穹頂”導彈防御系統項目，被五角大樓第二號人物史蒂夫·范伯格打包給了老朋友。范伯格在進入五角大樓前，是華爾街私募股權巨頭Cerberus的聯合創始人兼掌門人。調查記者與國會質詢揭示，在迄今為止獲得“黃金穹頂”合同的公司中，至少有四家（North Wind, Stratolaunch, Red River Technology, NetCentrics Corp）是由Cerberus全資擁有或占據多數股權的。

國防部發言人辯稱范伯格“不直接負責具體采購”，但負責“黃金穹頂”項目的太空軍將領邁克爾·蓋特萊恩直接向范伯格匯報。更諷刺的是，國防部太空政策助理部長馬克·伯科維茨曾是洛克希德·馬丁的副總裁，持有該公司最高達500萬美元的股票并領取其兩份養老金；而洛馬恰好在他確認提名的前幾天獲得了“黃金穹頂”的另一份巨額主承包合同。

在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小羅伯特·F·肯尼迪正在向公共部門開戰。上任不到24小時，他便以“清除制藥企業利益沖突”為借口，強行解雇了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免疫實踐咨詢委員會（ACIP）全部17名頂級獨立專家成員，以及兒童疫苗咨詢委員會（ACCV）至少一半的成員。肯尼迪在媒體與聽證會上聲稱“97%的ACIP成員存在財務沖突”。

這場大清洗的真正目的，是重塑美國的“疫苗傷害補償計劃”（VICP）。國會多位議員聯名致函指出，肯尼迪在進入政府前長期緊密合作并獲得巨額利益的律師事務所Siri Glimstad，正是美國反疫苗及疫苗傷害訴訟領域最大的操盤手和利益方。

通過換上對現代免疫學持懷疑態度的政治盟友和反疫苗活動家，肯尼迪正在動用國家公共衛生機器，為與他關系密切的律師事務所及周邊龐大的訴訟產業，創造源源不斷的案源、訴訟標的與高額的索賠抽成。

不僅如此，肯尼迪還廢除了衛生部在發放撥款和簽訂合同時必須征求公眾意見的硬性要求，使得該部可以避開所有的公眾審查，將大筆資金悄無聲息地輸送給在意識形態上結盟的團體、游說集團，或急于在放松監管的市場中牟利的私營醫療公司。

這已不再是簡單的腐敗，而是一場對國家機器的徹底私有化改造。

在美國，吃回扣不算受賄

人們不禁要問：一個高度發達的西方民主國家，為何能夠容忍如此明目張膽的政治腐敗肆意蔓延，卻沒有引發大規模的司法指控或制度性糾錯？

答案在于，統治精英們進行了一場長期的、系統性的、跨越世代的努力，旨在從法律和官僚制度層面上，將“腐敗”徹底重新定義，甚至直接“合法化”。在一個充滿了保守派盟友和企業利益代言人的司法體系的默契配合下，美國成功地“洗白”了系統性尋租行為，使最陰險的政治賄賂變得不僅合法，而且幾乎不受任何監管。

這一合法化腐敗的學術與法理學基石，是由美國最高法院在2024年夏天通過“斯奈德訴美國案”（Snyder v. United States）的裁決奠定的。

該案的主角是印第安納州波蒂奇市前市長詹姆斯·斯奈德。在其任職期間，斯奈德領導的市政府將兩份總價值超110萬美元的垃圾車采購合同授予了當地一家卡車公司。數月之后，在合同履行完畢的情況下，這家卡車公司向斯奈德支付了1.3萬美元現金。斯奈德在法庭上辯稱，這筆錢是他提供“獨立咨詢服務”的合法報酬。

起初，聯邦檢察官援引《美國法典》第18編第666條（旨在防止州和地方公職人員接受腐敗付款）對斯奈德進行了指控并成功將其定罪。然而，最高法院最終以6比3的多數票推翻了這一有罪判決，確立了一個極其荒謬但對尋租者極其有利的法律區分：

他們裁定，該聯邦法規僅將在公職行為發生之前、存在明確“交換條件”（quid pro quo）協議的付款定義為非法的“賄賂”（Bribes）。它并不將公職行為發生之后支付給政治家的“賞金”或“禮物”（Gratuities）視為犯罪，只要雙方沒有留下明確的事前交易協議。

最高法院對“事前賄賂”和“事后賞金”在法律上的嚴格區分，可謂是修辭學的杰作。法院假惺惺地承認受賄是“天生腐敗和非法的”，但又宣稱法律對“事后打賞”的處理應該“更加微妙”。

在實際操作中，斯奈德案的裁決為市、州乃至聯邦級別的公職人員提供了一份極其完美、無懈可擊的腐敗指南。企業再也不需要冒著違反聯邦法律的風險去行賄，它們只需要耐心等待，等到一項有利可圖的政府采購合同、一項對企業豁免的環保法規、或者一項慷慨的稅收減免政策正式落地后，再以“咨詢費”、“禮物”或“政治捐獻”的名義，慷慨地“打賞”那些促成此事的公職人員。

這一裁決徹底解除了聯邦檢察官的武裝，向全美的寡頭階級發出了一個明確的信號：只要你們巧妙地控制好資金支付的時間順序，美國的法律系統就會成為你們最堅固的護城河。

游說工業與選舉游戲

其實，美國公職人員將政治權力和影響力變現，根本無需等待最高法院的“特赦”。因為在這個國家，早已存在一條更為成熟、更為隱蔽的權力變現通道，那就是全世界最發達的“游說工業”。

盡管紙面上的游說法律相當嚴厲，卻絲毫沒有阻礙大量前國會議員（根據2019年的數據，比例高達三分之二）和高級行政官員在離職后，搖身一變成為“戰略顧問”、“政策顧問”或“歷史學家”，堂而皇之地進入利潤豐厚的私營游說和咨詢公司。

在這些光鮮頭銜的掩護下，他們從事幕后的研究、策劃、監督游說活動，甚至利用自己在政府內積累的人脈，協助他人進行直接的游說接觸。這一套行云流水的操作，完美避開了所有聯邦披露要求。1995年由克林頓總統簽署的《游說披露法》，在歷史上極少有執法案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僅有2014年的一起非法游說移交案件，堪稱“沉睡的法律”。

21世紀初爆發的杰克·阿布拉莫夫（Jack Abramoff）丑聞，徹底暴露了這些法律的脆弱性。這位超級說客不僅大規模詐騙美國原住民部落的資金，還編織了一個龐大的行賄網絡，腐蝕了多名聯邦高官。受其牽連的官員包括：內政部副部長詹姆斯·格里爾斯因妨礙司法公正認罪（被判處罰款和10個月監禁）；總務管理局（GSA）幕僚長大衛·薩法維安因對調查人員撒謊被定罪；司法部刑事司副幕僚長羅伯特·E·庫克林因接受賄賂承認利益沖突；以及勞工部工作人員馬克·扎查雷斯等。

在丑聞引發的強烈公眾抗議下，國會雖然進行了一輪修修補補，但效果聊勝于無。

針對“旋轉門”現象，聯邦法律雖然設定了所謂的“冷卻期”——眾議員和行政部門高級官員通常被禁止在離職后一年內游說其前所在機構，參議員則面臨兩年的禁令——但這些期限被廣泛認為太短，根本不足以消除前官員利用其在政府內建立的私人關系和內部信息牟利的可能。

更嚴重的是，聯邦法律缺乏跨部門的限制：一名前國會議員雖然在冷卻期內不能游說國會，但可以立刻轉而向行政分支或州政府進行高薪游說；行政官員亦然。

至于資本對選舉的直接干預，更是世人皆知。在19世紀，腐敗表現為明目張膽的政治機器花錢買選票，或政客收受實物賄賂；而在今天，這種直接的交換被法律嚴厲禁止，但私人資金卻以“言論”的幌子，合法地主導了政治走向。

政治學者馬丁·吉倫斯（Martin Gilens）和本杰明·佩奇（Benjamin Page）的實證研究表明，“經濟精英”和“有組織的利益集團”實際上壟斷了對美國監管權力的影響力。如果一項政策符合大眾的意愿，但卻違背了商業精英的利益，那么大眾意志獲勝的概率在統計學上幾乎微不足道。相反，任何被通過的、看似迎合民意的政策，幾乎無一例外地也恰好符合商業集團的利益。這種現象，被諷刺地稱為“巧合式的民主”（democracy by coincidence）。

超越腐敗：美式民主的“合法性”崩塌

總而言之，美國已經到了“超越腐敗”的階段。世人概念中的、一般理論中的“腐敗”，已經無法形容山姆大叔的作為。企業和資本發現，通過合法途徑控制監管機構的規則制定過程，比單純地收買個別官員更能獲得持久、穩定的市場壟斷特權。

時至21世紀，隨著最高法院對“金錢即受保護的憲法言論”這一原則的背書，以及現行聯邦游說立法的漏洞百出，美國的系統性尋租已經達到了空前精密和隱蔽的程度。權錢交易被徹底洗白并合法化，當前的系統性腐敗已經演變為一種深刻的“依賴性腐敗”。整個政治生態在結構上完全依附于極少數富裕階層和特殊利益集團（如制藥、金融和軍工復合體）的注資，導致聯邦政策的供給與公眾的真實需求嚴重脫節。

當一個超級大國的核心機構被拆解變賣，當公共行政淪為少數寡頭的私人提款機時，會發生什么？

在2025年透明國際發布的全球清廉指數（CPI）中，美國的排名跌至歷史最低點，以64分的低分（滿分100）排在第29位。這個曾經自詡為“山巔之城”的民主燈塔，在清廉度上與巴哈馬處于同一水平，甚至落后于烏拉圭、不丹，以及那個正在用巨額主權財富支撐美國總統私人加密貨幣帝國的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與此同時，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長期調查數據顯示，美國公眾對政府“做正確的事”的信任度，已經斷崖式下跌至17%的歷史冰點。公民們并非愚鈍，他們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國家已經被徹底俘獲。維系一個社會運轉的最核心元素——社會信任，已經瀕臨徹底瓦解。

當“看門狗”不僅被麻醉、甚至被直接“狼”所替代，當國家能力被系統性地、蓄意地降級時，國家就失去了建設基礎設施、抵御重大危機和保護弱勢群體的能力。一個被掏空的利維坦，不可避免地會愈發依賴私人承包商——而這些承包商，正是當初斥巨資游說并推動國家空心化的那些寡頭。這形成了一個私有化與衰敗的惡性循環：那些在技術、國防和數據領域擁有壟斷權力的私人行為者，已經強大到令國家本身的生存都不得不依賴于他們。

曾幾何時，美國人信仰“民有民治民享”。而在2026年的美國，這種信仰已經徹底淪為歷史的塵埃。這個新美國國家機器的架構已經再清晰不過：這是一個由富人設計、為富人服務、并且在法律上完全免受貪婪后果懲罰的體制。正所謂：

“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義士存焉，則是非竊仁義圣知邪？”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臺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閱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