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訪華前，先把黎智英案擺上桌，29國要求放人，中方以一敵多

一場大國峰會前夕，什么議題會被擺上桌面，從來不是隨機選擇。特朗普即將訪華。在出發之前，他明確表態，要在峰會上當面向中方領導人提及黎智英案。與此同時，包括七國集團、歐盟在內的29個國家相繼發表聲明，要求釋放這位已被香港法庭判處20年監禁的傳媒大亨。中方逐一駁斥，態度未見任何松動。

黎智英的蘋果日報

一場司法判決如何成為雙方的外交博弈

黎智英案是一宗經過了完整司法程序的判決。香港西九龍裁判法院的庭審持續了156天。辯方證人出庭作證60天�？胤教峤坏淖C據清單長達數千頁。最終形成的判決書，855頁。法庭確認的核心事實包括，黎智英本人曾公開宣稱為美國而戰，他多次會見外國政要，包括在美國白宮與時任副總統彭斯和國務卿蓬佩奧會面。

其旗下媒體在2019年至2020年間，以中英文發表呼吁外國制裁中國及香港特區官員的社論共計117篇，其中22篇由黎智英本人撰寫，內容涉及請求美英等國暫停與香港的引渡協議、對特定官員實施資產凍結和入境限制。庭上證供還顯示，他曾向多個海外賬戶轉入總計超過7400萬港元，用于所謂的“政治事業”。

這些事實在判決書中被定性為“持續請求并施壓外國勢力干預中華人民共和國及香港特別行政區事務”。在香港現行法律框架下，這構成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

一個國家或地區，有權立法禁止境內人員勾結外部勢力干預自身事務。美國的《外國代理人登記法》、英國的《官方保密法》、新加坡的《內部安全法》，都是同樣的邏輯。自己用得理直氣壯，別人用就成了“打壓自由”，這在法律上站不住腳。

那么，一宗有完整證據鏈、公開庭審、詳細判決書的案件，為何會被推上外交博弈的牌桌？答案在于，黎智英并非一個普通的傳媒人，他是外部勢力介入香港事務的一個關鍵節點。從提供資金到制造輿論，從聯絡政要到配合制裁，他構建了一條繞開主權邊界的影響管道。這種存在，讓某些國家能夠以非官方的方式，對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施加壓力。

當這條管道被司法判決切斷，反應是那些曾經依賴這條管道的政治力量。29國的聲明，本質上是對管道被切斷的應激反應。它們用“人權”、“自由”的詞匯包裝訴求，卻對判決書中655頁的詳細證據避而不談。

黎智英案的主要人物

特朗普的談判策略

特朗普在采訪中的表述很有意思。他說：“中方高層與黎智英之間‘有點芥蒂’”。將一宗嚴肅的司法判決輕描淡寫為個人間的“芥蒂”，這是一種刻意為之的策略。

在特朗普的談判邏輯里，黎智英案是一張成本極低的牌。發動貿易戰需要計算關稅對國內通脹的影響，調整軍事部署需要考慮盟友協調和成本分攤，在臺灣問題上施壓需要衡量地區穩定的風險。唯獨在黎智英案上表態，幾乎不需要付出任何實際成本。

不需要簽署行政令，不需要動用財政預算，不需要調動一兵一卒。只需要在采訪中說幾句話，在峰會上提一個名字，就能向國內特定的選民群體釋放信號，向國會中的對華強硬派展示姿態。這種以零成本換取政治收益的操作，在任何談判框架內都是穩賺不賠的買賣。

但低成本也意味著低權重。一張用來賺取姿態分的牌，很少會在真正的核心議題上產生決定性影響。特朗普即將來到北京，他需要談的東西遠比一個個人案件沉重得多。美國農產品對華出口的大幅下滑、能源合作的僵局、伊朗戰場上的困局。

在這些議題面前，黎智英案更像是一個開場白，用來測試對方的態度，制造一點初始壓力，而不是會為它放棄任何實質利益的交易籌碼。

中方對此看得很清楚。外交部的回應至今聚焦于一個核心原則：不容外部勢力干涉內政。中國在這個問題上的定力，源于對美方沒有為這個議題付出實質性代價的意愿的準確判斷。

美國總統特朗普即將訪華

集體施壓為何只停留在紙面

觀察29國聲明的措辭，會發現一個高度一致的特征：它們幾乎全部使用“關切”、“呼吁”、“敦促”這類表述，沒有一國提出具體措施，沒有一國設置跟進機制，沒有一國給出明確的時間表或后續行動承諾。它們集體發出一份措辭模糊的文件，各自向特定的國內觀眾做出姿態，然后就此打住。

發表聲明的29國，它們中的大多數，與中國的經貿關系深度交織。歐洲國家依賴中國市場，日本在多個產業鏈上與中國緊密相連，澳大利亞的資源和教育出口高度依賴中國需求。要求這些國家因為黎智英而實質性損害對華關系，既不符合它們的國家利益，也超出了它們國內政治的實際承受能力。

一份措辭有限的聲明，是它們能夠做出的最大幅度的表態。既維持了“價值觀外交”的姿態，又不至于真正惹惱中國。聲明發了，國內交代過去了，對華關系也沒有遭到實質性破壞。至于黎智英本人因為這份聲明而能否獲釋，從來就不是它們真正的關注焦點。在這種操作中，黎智英案本身反而不是重點，重點是這個議題能夠為表態者提供什么政治便利。

對這種聲明，中方外交部門的定性頗為直接。中方知道，這些國家自己也知道，聲明發出去之后不會有什么實際后果。如果有一方期待北京會因為這樣一份聲明而改變司法判決，那只能說它對中方外交邏輯的理解存在根本性偏差。一個在關稅戰中都沒有讓步的國家，不可能在一紙沒有懲戒措施的聲明面前讓步。

參與聲明的部分國家

中方以一敵多的底氣是什么

面對一個超級大國和28個其他國家的聯合施壓，中方的回應自始至終高度統一。外交部發言人林劍的表態鏗鏘有力，黎智英罪證確鑿，香港特區司法機關依法作出裁決，任何外部勢力無權置喙。

中國的第一大底氣是法律上的自洽，香港的法律體系擁有獨立的終審權，這是《基本法》明確規定的制度安排。黎智英案從調查、起訴到庭審、宣判，每一步都在現行法律框架內完成。指控的事實有證據支撐，證據經過了控辯雙方的當庭質證，辯護權得到了充分保障。

外界如果認為判決有問題，理應能夠指出判決書在哪些地方存在事實認定錯誤或法律適用不當。但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一個要求釋放黎智英的國家或機構，對判決書進行過逐頁的事實反駁或法理批評。855頁的判決書就擺在那里，但批評者選擇了不看。

西方國家所謂的“關切”完全是政治性質的反對。當中方反復強調“法治”時，指出了一個基本事實，任何法治社會都會懲罰勾結外國勢力危害自身安全的行為。這個事實不需要政治立場來背書，法律條文和歷史先例已經提供了足夠的支持。

第二重底氣是主權邏輯。國家安全從來不屬于地方自治的范疇，這條原則在國際關系中是得到廣泛承認的。23年前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這意味著香港的安全事務必須納入國家的整體安全框架。國安法是根據憲法和香港基本法制定的全國性法律，它適用于香港。

外部要求釋放黎智英，從法律和政治的實質看，是在要求中國放棄在自身領土上執行國家安全法律的權利。這不是一個可以討論、可以談判、可以交換的議題。一旦在這個問題上退讓，哪怕是在表面上做出技術性的妥協，就等于承認外部勢力有權對中國內部事務進行評判和干涉，其連鎖效應將遠遠超出香港一隅。

從2020年國安法頒布到此次判決，中方在香港問題上的立場從未搖擺過。這種一致性本身就是一種力量。它向對手傳遞了一個清晰信號：在這個問題上，你的施壓不會產生任何效果，對方的立場不會因為你的態度而改變。當一種施壓預期從源頭上就是零收益時，施壓的動力自然會衰減。

以一敵多，核心問題是誰更能承受對方施加的代價。當中方明確宣示絕不退讓，而那些施壓者又不愿支付更大的成本來推動這一訴求時，力量對比的天平反而傾向于少數一方。這不是數字游戲，這是一場關于意志力和疼痛耐受度的測試。

中國表明自身堅定的處理態度

國際上的主權原則開始逐漸回歸

在傳統的以主權為基石的國際秩序中，一國境內的人事與司法安排屬于內政，外部無權過問。這條原則是國際秩序穩定運轉兩百多年的基石之一。

自冷戰結束以來，一種以“價值觀”為導向的干預邏輯逐漸在全球公共話語中成型并擴散。人權、自由、民主等概念被賦予了某種超越主權的權重，成為外部力量介入他國內政的正當性來源和話語工具。黎智英案中，29國的聲明正是沿著這一邏輯鋪開的。

但是，這套話語體系在現實利益面前經常表現出高度選擇性。某些國家一邊高調為人權和自由發聲，一邊與另一些存在嚴重人權爭議的國家維持著緊密的盟友關系和軍火貿易。這種不一致性，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侵蝕了這套話語的公信力和動員力。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意識到，所謂的價值觀外交，很多時候只是被挑選性地使用。

中方這次絲毫不讓的態度，徹底的挑戰了這套選擇性使用的價值觀干預邏輯，我們沒有否認人權的價值，而是用最古老、最基本的主權原則作為抵御手段。主權的邊界不容以價值觀之名模糊，不管對方是幾個國家，不管對方打的什么旗號，涉及國家主權原則上的問題只有一個結果。

特朗普訪華前夕，黎智英案被擺上臺面，這場峰會不會因為黎智英案導致成功或失敗，峰會的真正議題，在農業貿易配額、能源合作條款、伊朗問題協調等實質議題上。在這些領域，雙方才有可能找到利益交換的契合點。黎智英案，注定只能停留在開場階段的外交表態層面，在完成它的功能后退出舞臺中央。

一份站得住的法律判決，不會因為外部政治表態而動搖。當施壓者自身不愿為這個議題支付真實成本時，施壓就只是空氣的波動。守住這條線的意義，遠遠超出案件本身。#頭條精選-薪火計劃#

文 | 楊謙宇 高校區域國別學專業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