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法治，黨中央為何重視？

“十五五”時期，建設更高水平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更高水平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有效應對外部風險挑戰、塑造于我有利的發展和安全環境等現實需要，都對加快推進涉外法治建設提出了更高要求。

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是全面依法治國的迫切任務。我國與世界的關系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同國際社會的互聯互動變得空前緊密，加強涉外法治工作是我們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在法治領域的具體體現。經過多年發展，我國涉外法治建設從原來國內法治中涉外管轄的“應當管轄”、“有權管轄”，向我國法域外適用的“能夠適用”、“有效適用”拓展，同時，吸收國際法治和外國法治中有用、有利因素。但我國涉外法治工作仍存在不少薄弱環節，一些法律法規比較原則、籠統，我國法域外適用的法律體系還不夠健全，涉外執法司法水平還有待提高。應對日益復雜的國內外形勢變化，在法治軌道上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要求進一步加強涉外法治建設，推動國內法治體系和涉外法治體系相互支撐、相互促進，建設更加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

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需要持續完善涉外法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法治同開放相伴而行，對外開放向前推進一步，涉外法治建設就要跟進一步。隨著我國對外開放不斷深化，在國際貿易、投資、金融等領域的參與度越來越高，面臨的涉外法治問題也日益復雜。例如，在跨境數據流動、數字經濟治理、人工智能等新興領域，我國相關制度多以部門規章、規范性文件為主，法律效力層級低、系統性不足，雖在部分領域提出規則主張，但對國際規則制定進程影響有限。在實施層面，具備新興領域專業知識與涉外法律服務能力的律師、仲裁員等人才稀缺，在推動國內規則與國際經貿規則銜接互認、跨部門涉外執法協同聯動、涉外司法審判國際公信力等方面仍存在差距。綜合來看，我們應對國際經貿斗爭、爭取國際經濟話語權的能力還比較弱，運用國際經貿規則的本領也不夠強，需要加快彌補。只有持續建設涉外法治體系、提高涉外法治能力，才能為我國企業走出去和外資企業引進來提供更穩定、可預期的法治環境，保障和賦能高水平對外開放。

應對外部風險挑戰和不確定性，也迫切需要筑牢法治屏障。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在對外斗爭中，我們要拿起法律武器，占領法治制高點，敢于向破壞者、攪局者說不。當前，國際競爭越來越體現為制度、規則、法律之爭，制裁與反制裁、干預與反干預、“長臂管轄”與反“長臂管轄”等斗爭激烈。美國為維護霸權地位和絕對優勢，一方面頻頻出臺包含“次級制裁”的單邊制裁法案，強力打壓被其視為對手的國家和外國高技術企業，在全球范圍內推行霸權主義；一方面處心積慮構筑“小院高墻”，制定眾多專門性法律，對本國技術采取更嚴密保護措施，破壞全球合作。對此，我國反外國制裁法等專門法律已構建法律反擊框架，但在跨境證據獲取、資產追蹤凍結、對企業精準合規指引等執行層面仍存在薄弱環節。必須充實應對各方面挑戰的法律工具箱，構筑能有效識別和阻斷各類外部風險的法治“防火墻”，保障我國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保護企業和公民權益。

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正處在歷史轉折點上，我國以負責任大國參與國際事務，必須善于運用法治。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推進涉外法治工作的根本目的，不僅包括“用法治方式更好維護國家和人民利益”，還包括“促進國際法治進步，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要看到，我國在世界經濟和全球治理中的分量迅速上升，在聯合國、二十國集團、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亞太經合組織等國際組織、多邊機制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成為影響世界政治經濟版圖變化的一個主要因素。作為世界上重要的和平力量、穩定力量、正義力量，我國提出全球治理倡議，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推進國際關系法治化，為全球治理體系與時俱進貢獻智慧和力量。還要看到，當前我國涉外法治工作水平與我國國際地位還不相匹配，如何提出能夠凝聚國際共識的中國方案并推動其成為普遍接受的國際規則，是對我國涉外法治建設的重大考驗。加強涉外法治建設，做全球治理變革進程的參與者、推動者、引領者，既是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塑造良好外部環境的迫切需要，也是國際社會的普遍期待。

來源：求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