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生產力的進步只是讓人更加勞碌，那么這種進步還有什么意義？

2026年4月28日，最高檢部署的社會保障領域行政非訴執行檢察監督已取得階段性成效。截至3月，全國檢察機關共辦理相關案件4058件，制發檢察建議3121件，著力解決勞動者權益保障難題。

檢察履職中發現，部分建筑企業、中小企業存在欠保、漏保問題，甚至用商業保險替代社保，規避法定責任。

某煤礦解散后，2900余萬元產能轉讓費被出資人私吞，拖欠59名員工500余萬元社保，最終被檢察機關督促補繳。

新就業群體的權益保障同樣不容樂觀。部分快遞、物流企業逃避參保責任，導致勞動者工傷后索賠無門，檢察機關通過大數據排查線索，推動多地工傷保險參保人數大幅增長。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河南許昌的胖東來，走出了一條截然不同的路。于東來在2023年的一場會議中透露，公司年營收超100億，繳納稅收3到4億，利潤仍有3到4億。

這家扎根地級市的零售企業，實行7小時工作制，管理層年休假達190天，基層員工也有140天。員工請假，管理層不得拒絕，無需編造理由，這份“松弛感”讓其成為許昌繼曹操之后的第二張名片。

線下零售行業受網絡沖擊，大潤發等連鎖超市紛紛關停經營不善的門店，胖東來卻能逆勢盈利。很多企業前去學習，回去后卻只抱怨員工不夠積極，從未反思自己給了員工什么待遇。

這不禁讓人想起1929年的美國。當年，美國爆發嚴重經濟大蕭條，失業率飆升至25%，5000萬工人失業，8.6萬家企業破產，5500家銀行關門。

大蕭條的根源之一，是生產過剩與貧富差距懸殊。據《大蕭條1929到1933年》記載，當時美國0.1%最富家庭的收入總和，相當于42%普通家庭的收入總和。

那時的美國勞工，每周工作超50小時，時薪最低僅0.15美元，卓別林《摩登時代》里的場景，就是當時的真實寫照。機械普及帶來的生產力提升，只讓老板賺得盆滿缽滿，卻沒惠及普通勞動者。

危機中，福特汽車卻逆勢崛起，甚至催生了“福特主義”。福特將生產方式改為流水線，嚴格限制工人每天工作8小時，日薪定為5美元，是當時同行的幾倍。

福特的出發點并非良心發現，而是清醒地意識到，給工人高薪酬，他們才能買得起自己生產的汽車；給工人足夠休息時間，他們才有精力消費，帶動周邊第三產業發展，形成良性循環。

管理學界有“福特拯救世界”的說法，并非夸大其詞。正是這一舉措，讓福特在大蕭條中站穩腳跟，也給當時的資本主義世界，提供了一條破解困局的思路。

如今，我們依然面臨著類似的困境，商品過剩、失業率上升、個人負債增加，大家都不敢消費。生產力的進步遠超蒸汽時代，可生產過剩的頑疾，卻依然反復出現。

我們是制造業大國，卻常陷入“依賴出口、被人卡脖子”的困境。放14億人的國內市場不用，反而依賴不到4億人口的海外市場，本身就是一種失衡。

制造和消費，就像經濟的兩條腿，單靠哪一條都走不遠。而消費的底氣，從來不是靠銀行分期的虛假繁榮，而是勞動者有穩定收入、完善福利，敢花錢、能花錢。

胖東來的成功，本質上就是抓住了這一點。它證明，高福利不是企業的負擔，而是提升員工積極性、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底氣。

員工不用為生計焦慮，自然會主動為公司著想，形成“員工開心、老板賺錢、消費者滿意”的三贏局面。

有人說，我們可以寄希望于老板們都像于東來一樣，善待員工。但這顯然不現實，人類的悲喜從不相通，就像明末河南、陜西的農民流離失所，燕京官吏和江南富商卻依然錦衣玉食，他們之間沒有任何理解的基礎。

很多人以為，8小時工作制是1886年芝加哥罷工就實現的。事實上，直到1938年，美國國會才通過《公平勞動標準法》，以法律形式規定每周工作時長，打工人才真正獲得制度保障。

這也恰恰說明，勞動者的權益，從來不是靠資本家的良心發現，而是靠制度的約束和保障。最高檢的檢察監督，正是在完善這種制度，讓企業履行法定責任，讓勞動者的付出得到應有的回報。

生產力進步的終極意義，從來不是讓少數人暴富，而是讓大多數人過上更輕松、更有尊嚴的生活。如果生產力提升，只讓勞動者更勞碌、更焦慮，那這種進步毫無價值。

胖東來和福特的案例已經給出答案，善待員工，不是慈善，而是最明智的經營之道；完善勞動保障，不是負擔，而是經濟良性循環的基石。

一個國家的經濟數據再亮眼，若沒有全體國民的富裕作為支撐，也只是空中樓閣。

生產力的進步，終究要服務于人。讓勞動者從勞碌中解脫出來，擁有休息的權利、消費的能力，才能真正破解生產過剩的困局，實現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這，才是生產力進步的真正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