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度緬懷 | 萬瑪才旦逝世3周年：高原劇場的拉幕人

高原劇場的拉幕人——追念萬瑪才旦先生

萬瑪才旦，藏族，1969-2023，

電影導演、編劇、作家、文學譯者

一

萬瑪才旦是藏地電影新浪潮的開啟者，為藏族母語電影的創作拉開了序幕。他1969年年底出生，于2023年5月8日遽然去世。在他去世一周前，4月30日，我與他還在北京見過一面，有策展人在亮馬橋為他舉辦了小型的電影回顧展，我和他有一場《靜靜的嘛尼石》的映后談。展映期間，萬瑪才旦同時在北影節某單元做評委，當他匆忙地從外面趕來，朋友都說他消瘦了許多。

但在我的印象中，近幾年他一直很消瘦，吃飯的中間經常見他掏出一顆降糖藥來。前年（2021年）在深圳，我們也有一場學術對談，結束后朋友請吃宵夜，我問他身體能否承受，他笑著說，每次吃東西，時間再晚也要走動一小時，說話時有一種豁達的自嘲。這些年他的工作安排很密集，當那天大家勸他切勿過于勞累的時候，他露出了羞澀的神情，仿佛他努力精進的意識被人發現了。

次日他去了拉薩，轉往附近的浪卡子縣拍戲。拉薩的朋友告訴我，萬瑪在浪卡子出現了高反，心臟發生問題，劇組并未配置一般高原拍攝必備的高壓氧艙，而此縣離拉薩較近，人們生重病往往直接去拉薩的醫院，導致本地醫療條件反而一般。雖然眾人艱難地將萬瑪才旦轉送到拉薩，但其實他在浪卡子醫院就已經逝世了。萬瑪逝世的消息在5月8日的上午流傳，到了晚上，網絡上的悼念文字密集地涌現出來，一種悲傷的氣氛前所未見。

我知道萬瑪在藏漢兩地廣結善緣，但未料想這善緣結得如此普遍。而這是需要心力的付出的。電影圈的社交往往很多周旋，這也是自我保護的手段，但萬瑪不太會周旋，對他人總坦誠應答，不編織理由，所以他很難拒絕別人，尤其當他從高原來到過度社交的東部都市，來到人際關系稠密的電影界，這必然帶給他過多精力的消耗。

同時他又身跨電影界和小說界，保持著很高的工作效率。前幾日與高鳴導演見面——萬瑪是他影片的監制，他認為萬瑪的去世與過度勞累有關。我同意這個看法。

當然，在這其中，萬瑪才旦并非完全的被動者，他仿佛在主動踐行某種理念。他留給大家的印象是很好說話，很多人想結識他，請他做監制與活動嘉賓，或放映他的片子，他一般都不拒絕，對于籍籍無名者也十分鼓勵和支持。一種無分別心的理念似乎很清楚地貫徹在他的言行中。所以當他去世，很多人都感覺到自己曾受到他的關懷與照耀，他們的懷念充滿了真實的感情。也有朋友告訴我自己的失落，本以為萬瑪只對自己一個人好，現在發現萬瑪對所有人都很好。

最近，因為他的去世，我細數與他的往來，發現遠比印象中稠密。最早與他有深入接觸，是我們策展時放映他的長片首作。之后，2011年冬天，當時我有一個拍攝計劃，帶著攝影師去往萬瑪導演居住的賓館房間里拍攝，巧合的是，地點也在亮馬橋附近。當天與他進行了近四小時的對話，我第一次非常詳細地聽他講述自己的人生閱歷。

之后我整理錄音，又清晰地感受到萬瑪的性格。他回答問題時不回避，也沒有禁忌，他能夠非常認真地領會你的問題，知道什么就回答什么，但也非常節制，能用一個詞說清楚的，絕不用兩個。我當時就聯想到一個詞——不妄言。不妄言、不打誑語、精進、無分別心，似乎這都屬于某種專有語匯。我作為研究者解讀萬瑪的電影，往往追尋文本與其所在的文化系統之間的聯系，現在，我似乎又不自覺中從他所在的藏文化體系里尋找其行為品格的淵源。

我其實是在潛意識里將他看做了一個修行者，一個有著某種神秘來源的人。雖然他也帶著沉重的肉身，雖然電影主要是世俗事物，與資金、票房、觀眾有著諸多牽扯，但萬瑪才旦是在世俗中修行。

二

但他肯定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修行人。萬瑪才旦是富有現代性的，他的文化態度、文化處境也很復雜。我們今天認識和描述他的意義，多強調他是藏地“內部視角”的持有人，是非殖民的、自我呈現的——這是對的，但也是一個過于基礎的表述。有時候我們會將“他們”看作一體，其實里面有更豐富的層次。

比如我們在漢地會將他視為一個有信仰的敘事者，但《氣球》放映后，藏地有老者認為此片是反對佛教的。《氣球》可以作為考察導演文化信仰的重要片例。我想起初次觀看本片的場景，當時我在紐約參加活動，萬瑪才旦正好也在，我想看當時尚未上映的《氣球》，他恰好隨身帶著數字文件，我們來到好友張真教授家一起看。

那是半夜時分，張真家的電視很小，我看得并不認真。在和萬瑪一起回賓館的路上，我說到電影不如原著精彩，他有點不開心，他認為我不能總拿他的小說和電影對比。我的確對于他的小說所展現的幽默，有發自內心的贊嘆。這種幽默是萬瑪才旦電影和文學的現代性表征，其中包含著猶疑、思辨、自我調侃以及某種開放性。走在寒冷的街道上，我談起了對他新出版的《烏金的牙齒》的觀感，這部小說集也包含了《氣球》的小說原著。

烏金是一個小活佛，母親讓“我”見了他磕頭，我拒絕了，因為他是我的小學同學，我知道他的數學從來就沒及格過，經常抄我的作業。但小說在解構神圣的道路上很快折了回來——他抄我作業的時候態度跟別人不一樣，他不會單獨跑出去玩，而是恭敬地陪我寫完，然后虔誠地抄完我的作業。小說還寫到一起去黃河邊玩的時候，烏金非常著急地去救一條幾乎救不活的魚。

萬瑪才旦似乎高興于我注意到這些細節。他補充說，小說最后還說到烏金到寺院后，天文歷算做的很好，他的小學數學老師當年家庭不幸，脾氣差，也許是她讓烏金畏懼數學課。我覺得萬瑪的補充很有深意，可以感到他內心世界的微妙走向。

去年的夏天，我代青島詩歌節邀請萬瑪導演前來放映《氣球》，放映地點在號稱中國最早的商業影院的原德國水手俱樂部。在大屏幕上觀看，與之前在張真家看的感覺很不同，我在映后談時糾正了自己的看法。我認為《氣球》是經得起大屏幕檢驗的影片，某種程度上，這是他最成熟的電影，每個鏡頭都不浪費，影片整體富有分析的力量，感覺像一篇關于藏族青年婦女現代性困境的論文。

《氣球》中對轉世的態度頗為曖昧，轉世在這里是被作為一種壓迫性的力量呈現的。卓嘎腹內的孩子被認為是卓嘎公公的轉世，這讓她無法按照自己的意愿處理自己的身孕。影片還做了一段頗有意味的安排：卓嘎的兒子和奶奶有一塊相同的胎記，兒子因此被看作是奶奶的轉世，但影片設計了一個夢境，兒子身上的胎記被他的弟弟從身上摘了下來，拿起來跑掉了。

萬瑪在此幽默地顯示了他的評價。他經常和我們一樣，是模棱兩可的現代人。雖然萬瑪才旦被他的爺爺認為他是自己舅舅轉世而來的，萬瑪爺爺的舅舅曾經是學識淵博的僧人。但我最近讀到一篇訪談，萬瑪才旦在其中將那些傳統的信仰者稱為迷信者，萬瑪自然不是傳統信仰者，但他仍然內心保有虔敬，也許可以稱他是一個充滿反思的矛盾的虔敬者。

就我所知道的關于萬瑪才旦的意見里，有人認為他對于民族文化的態度不夠純粹，就像看過《氣球》的長者們所反映的那樣；也有人認為萬瑪過于純粹了，包括漢族某些呼喚快速現代化的主流學者，甚至呼喚現代世俗生活的藏族知識分子也有人這么看；另有人也許并不愿看到萬瑪才旦的文化自主的實踐。而于外來觀看者，則也許有觀看景觀的需求，于是就有批評者認為萬瑪的電影是一種自我東方化的、迎合他者視線的……所以說，從萬瑪才旦所體現的文化問題，并非那么單一，他在一個地形復雜的文化道場里。

三

縱然在藏漢兩地有少量的質疑，但也都是次要的，萬瑪才旦對于藏族生活的持續展現，制作出一個又一個的電影實體，他是本民族的文化英雄。他對中國電影格局的改變也意義非凡，它在默默撼動電影文化的固有結構，為舊文化建筑提供了某種透氣性。

他作為導演、作家，使他必然有精英意識，這也是矛盾產生的地方。在當下格局中，本地人要獲得更好的生存，會產生一種對本文化的離心力，他知曉這一切，但他難掩遺憾之情。正如他在電影《老狗》里面，讓老人的兒子失去生育能力，這是憂患意識的徑直表達。4月30日那天見面時，他也向我表達了對他的兒子久美成列的遺憾，他說久美的藏語只能用于日常交流，而很難用來寫作一篇完整的文章了。久美成列今年才二十多歲，已經是知名的導演了，在浪卡子拍的那部電影就是他導演的，萬瑪是編劇和監制。

萬瑪才旦的電影多拍攝于他的家鄉安多藏區，《撞死了一只羊》拍的是康巴漢子，取景也在康巴藏區，浪卡子則在三大藏區的中心衛藏地區，我隱約可以感受到萬瑪才旦的電影藍圖，他的對于藏區的整體觀照。

作為第一個藏人電影的導演，他成為藏語電影的代言人，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那天《靜靜的瑪尼石》映后，萬瑪才旦向觀眾重復講述了本片成為一部藏語電影的偶然契機。當時正值管理部門調整了法規，允許民族語言和方言進入電影，所以這部藏人電影自然成為藏地電影新浪潮的第一部。

而必然性則在于萬瑪才旦所具有的敘事才華和雙語能力，以及他出入漢藏兩地的智慧與行動力。當他秉持這般素質，又得以進入北京電影學院學習電影語言，他的電影文化的使命就形成了，因為他裝備了承擔使命的所有條件。

但很長時間內，我以及身邊一些朋友曾認為他的文學才華大于電影。那天《靜靜的瑪尼石》映后，有觀眾讓我總結萬瑪才旦的變化，我說他早期的電影并非完美，調度不生動，很多固定長鏡頭下，觀眾盯著一些不太流暢的表演，有煎熬感，但是，這問題到《氣球》前后就得到了徹底的解決。

從影院走出來的時候，萬瑪對我說，拍《靜靜的嘛呢石》時，他其實是想做一點形式探索，讓演員都對著鏡頭說話。這句話提醒了我。他早期的電影處于艱難探索的曲折的過程中，包括他早期搭建團隊時全部起用藏人，這除了現實原因外，我相信還有更深刻的考量。因為他是一個開創者，他的面前是一片藏語電影的空地，使命感讓他在電影語言和形式創造上很用力，他在努力求索，想試一下能否建構一種獨特的民族形式，也就是我之前提到的一個概念——“電影藏語”（而非藏語電影）。

所以他早期的電影充滿了實驗色彩。我感覺他后來逐漸放棄了這份執著或糾結，《氣球》似乎就卸掉了“言筌”這一障礙物，反而更為生動、流暢和豐富。

萬瑪還說過他受到阿巴斯的影響，他和阿巴斯的故鄉各在亞洲中部高原的兩端，在相似的地形地貌中行動的人，尤其是《尋找智美更登》的很多部分，經常讓我恍惚間感受到某種親密的聯結。但我覺得也許很多人沒有注意到，萬瑪在談阿巴斯的影響時，他強調的更是阿巴斯的敘事策略——如何尋找一個小的切口，讓電影切入社會和歷史，并進入當下的文化流通。

因此他的電影的范式建構是一個曲折的過程，這也會使創作無法真正從容，他的影片中的批判性往往并不扎眼和強烈，《老狗》是例外。策展人曹愷說《老狗》是萬瑪“稍縱即逝的凌厲”，我覺得這個判斷是對的。

藏族老人養了一只藏獒，時有小偷光顧，竊賊企圖將狗賣到大城市給人做寵物，不勝其煩的老人親手將藏獒吊死了。這是《老狗》的故事。記得十幾年前我策展時，在北大放映過此片，郝建教授主持映后談時，遭遇獨立導演程裕蘇對影片的結尾提出了質疑。當時程導正在北大讀樓宇烈的佛學博士，也許他是從從佛學的角度來要求這部影片的，他認為老人無權這么處置老狗，這不符合倫理。我從電影的角度未必認同這個一件，但這事間接體現了萬瑪精神世界的復雜維度。

后來的《塔洛》上映，我也發現了類似的敘事走向，在城鄉之間失去了方向的塔洛手握點燃的爆竹。我在萬瑪才旦平靜的外表下，感受到了一種有待釋放的激憤和激情，我曾將這個感受和判斷告訴萬瑪，但他未置可否。

四

不過，他對我因他的電影啟發而提出的概念“高原劇場”，似乎是頗為接受的。他的電影搭建了高原劇場，高原上的物象簡潔而富于象征性，而其地勢高，有舞臺感，我們習慣于去仰觀，卻往往將之作為客體，這也是很多人分析文化霸權的思路。但看與被看的關系有時候也并非負面的，彼此之間也不是全然單向的，它會演化，被看者也可以主動訴說。

而就我和萬瑪的關系來說，我是漢族研究者，萬瑪是藏族創作者，雖然我們交往不少，但我們之間也隱含著那種看與被看的關系，我經常帶著尊敬將他看成了一道風景，但這也許反而成為我們深入交流的障礙。若我將他的一言一行都看作是有深意的，那么他在我面前就會過于審慎，不能開放其隱秘的層面。

從這個角度看，我和萬瑪才旦是有天然隔閡的。但我們總算是可以在一起開玩笑的朋友。去年在青島，我們被安排在一個殖民時期的叫做莫奈花園的老房子里，我們一起住在一個大套房里，共用一個衛生間，我怕他感覺不方便，但他絲毫不以為意。

活動期間他很尊重主辦方的日程安排，在應酬方面也是富有耐心，我經常攛掇他逃會，并笑他不像射手座的。有一次他被會場附近的礁石所吸引，將我從會場中叫出來去海邊玩。晚上在海邊的酒吧喝酒，賓館附近有一個舊比利時領事館改造的餐飲空間，我記得是他主動叫了啤酒。我們在海濱浴場和魯迅公園附近散步。這幾天我們談的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而我的觀點向來對他不遮掩，包括對他的電影的一些帶著質疑的看法，他有時候解釋一下，但并不介懷。我覺得我們逐漸從某種職業關系中解脫了出來。而且我認為，我們看萬瑪才旦，向來過于強調他的集體屬性，我們應該將他從中剝離出來，看到他的個體存在。

現在再想起4月30日那次最后的會面，我內心總有些許遺憾?！鹅o靜的嘛呢石》交流會后，還有下一場放映和對談，我告訴他我先走了，但他說不要走，我們一起喝咖啡?；顒蝇F場有一個專門喝東西的空間，但他強調要出去找地方喝。下一場映后談的時間快到了，我說你去和觀眾交流吧。但他仍然說，你還是不要走了吧，我們晚上一起吃飯聊聊。

但我最終還是走了，我知道當晚一起吃飯的人很多，記得還有素不相識但崇拜他的觀眾要請他吃飯，而且，這些年我們的見面與微信交流，算是比較頻繁。本來4月底，我就應該和他一起在紐倫堡參加電影活動的，我是第七屆紐倫堡-埃爾蘭根中國電影節的策展人，我和主辦方商定將《氣球》作為開幕片，主辦方專門找了一家不錯的影院舉行開幕儀式，約定我和萬瑪一起到場。萬瑪一早答應了，但也說當中也許會拍一部戲，到時候在商定時間。果然他當中去拍《陌生人》了，我也因懶于單獨前往，先行放棄了。等他拍完，其實還有時間辦簽證，他見我不去，就也放棄了。他在微信里告訴我，下次爭取一起去。

未曾想到我們還是在4月底的北京見面了。仿佛4月底的見面是一次必然發生的交集。那天的萬瑪才旦表現出了少有的留戀之情，與他之前的內斂不同。在離開那個回顧展的路上，我就有一絲后悔，這后悔在于我竟然忽略了萬瑪才旦的獨特性，我陷于身邊圈子的社交習慣里，將他的話和我們在漢地的周旋等同了。當我去西寧，他說要帶我去逛塔爾寺的時候，他的確會在第二天清晨叫我一起去，當他說希望和我吃飯聊聊什么的時候，應該是的確有話要說，而非純然客套。我那天應該更重視他的邀請，所以回憶那個傍晚的場景，更讓我傷心和難忘。

3月的時候，我請萬瑪才旦為紐倫堡的電影節錄一個VCR，他在片場錄了一段——“我正在高原上拍我的第九部電影”。竟然是第九部了，真快??！我知道他的第十部已經不是藏語電影，而是漢語電影了，這部作品的原著是深圳作家吳君女士。有趣的是，之前我和吳君也曾打算合作，她將自己大部分小說郵寄給我，讓我挑，我從幾十篇小說中找到了一篇很短的《十七英里》，認為這篇最適合改編。吳君告訴我唯有這篇小說不行，由于是商業機密，她之前一直沒有告訴我，這篇小說的版權被萬瑪買走了。這是萬瑪才旦第十部影片的原著，本來應該在今年的10月份開機。這個小說故事的發生地是深圳，人物不再是藏族人，萬瑪正欲做出職業生涯的巨大調整，但上天竟然不給他這樣的機會。

萬瑪才旦去世后，我看到有悼念文章的標題稱“萬瑪才旦燦爛的一生”，我開始覺得驚訝，覺得《撞死一只羊》、《氣球》標志著萬瑪電影藝術轉型的完成，他的巔峰時刻遠未到來，他的電影在電影節展評價體系的世界化正要開始，他有更多的潛能，但繼而又覺得萬瑪才旦一生的確足夠燦爛，聯想到他從文字到影像的建構能力，以及作品的數量和影響力，又聯系到他在多種語言環境中順暢的文化行走，以及他對于電影文化板塊悄然而深刻地撬動，他的一生當然已經足夠燦爛。但縱然如此，作為好朋友，這樣的說法也不能安慰我。

成稿于2023年6月19日

（本文發表于6月22日《南方周末》，發表時略有刪節）

本文為作者王小魯授權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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