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都說男人三大終極夢想：有錢、有事業、有紅顏。可真要是這三樣全齊了，日子就真好過了嗎？

我看未必。

我見過太多在海外打拼的中國男人，表面上風光無限，背地里一肚子苦水。今天我就跟大家聊聊我自己的事，一個聽起來像做夢，活起來像坐牢的故事。

德黑蘭的夜，干燥又沉悶。

我坐在別墅二樓的陽臺上，手里攥著一根煙，已經滅了，但我沒舍得扔。樓下客廳的燈還亮著，法蒂瑪在廚房里叮叮當當地收拾碗筷，莎拉在沙發上刷手機，偶爾傳來一聲冷哼。

三樓的燈關了，那是娜吉拉的房間。

她已經三天沒跟我說話了。

三個老婆，三層樓，三種脾氣，三把刀架在我脖子上。

你問我后不后悔？我每天晚上都問自己這個問題。問完了，還是想不出答案。

事情是今天下午鬧起來的。我從發電廠回來，剛進門換了拖鞋，法蒂瑪就端了一碗藏紅花燉雞湯過來。這湯她熬了整整四個小時，說是從她媽那里學的方子，專門給我補身體。

我接過來還沒喝兩口，莎拉從樓上下來了。

她站在樓梯口，眼神像刀子一樣剜了法蒂瑪一眼，然后看著我，聲音不大，但每個字都帶刺："喲，又喝她的湯啊？昨天我燉的那鍋，你碰都沒碰一口。"

我趕緊放下碗："昨天不是加班回來晚了嘛，都涼了——"

"涼了不會熱？微波爐是擺設？"

法蒂瑪默默收了碗，低著頭要往廚房走。莎拉伸手攔住她，波斯語嘰里咕嚕說了一長串，語速快得我只聽懂了幾個詞——"總是""討好""惡心"。

法蒂瑪的眼圈一下子就紅了。

我頭皮發麻，剛要開口勸，樓上傳來一聲門響——"砰"的一聲，震得吊燈都晃了晃。

娜吉拉摔門了。

我不知道她在樓上聽到了多少，但那一聲響，比莎拉的冷嘲熱諷還讓我心慌。

因為娜吉拉不一樣。她不吵不鬧，但她一旦沉默，事情就大了。

我扔下煙頭站起來，在陽臺上來回踱了幾步。遠處發電廠的燈光還亮著，那是我在伊朗十二年最大的成就。一座從零建起來的發電廠，一百多號員工，年營收上千萬美金。

可此刻，我寧愿還是當年那個兜里只有兩百美金、在德黑蘭街頭找不到旅館的窮小子。

那時候雖然窮，但至少，腦子里不用同時裝著三個女人的心思。

我掏出手機，翻到一張老照片。照片里的我又黑又瘦，站在一片荒地上笑得像個傻子，身后是幾根剛豎起來的電線桿。

那是2012年，我第一次踏上伊朗的土地。

那年我二十六歲，在國內一家電力設備公司當技術員，月薪五千塊，女朋友跟了別人，老爸還欠著三十萬的債。

用我媽的話說，我就是個扶不上墻的爛泥。

可就是這塊爛泥，愣是在中東的沙漠里，長成了一棵樹。

到伊朗的第一年，是我這輩子最苦的一年。

公司派我去德黑蘭做項目對接，說白了就是打雜。白天跑工地，晚上翻譯文件，中間還得陪伊朗客戶喝紅茶聊天。我的波斯語是零基礎現學的，前三個月基本靠比劃。

有一次，我把"變壓器"說成了"洗衣機"的發音，對面那個伊朗工程師瞪大眼睛看了我半天，然后笑得趴在桌子上。

就是那個工程師，后來成了我的合伙人。他叫阿里，比我大十歲，胖乎乎的，笑起來眼睛瞇成一條縫。

第一年年底，國內公司因為資金鏈斷裂撤了伊朗的項目。同批來的六個中國同事，五個收拾包袱回了國。

只有我留下了。

不是因為我有多大野心，是因為我回去也沒什么指望。五千塊的工資，還完老爸的債還不知道要多少年。

阿里請我去他家吃飯，他老婆做了一大桌子菜，烤羊排、藏紅花米飯、石榴汁……我吃得差點掉眼淚。不是餓的，是覺得這世上居然還有人對我這么好。

飯后，阿里點了一支水煙，慢悠悠地跟我說："小林，伊朗現在最缺什么？電。南部好幾個省份天天停電，老百姓苦得很。你是搞電力的，留下來，我們一起干。"

我問他："拿什么干？我連回國的機票錢都快湊不齊了。"

阿里笑了："錢的事，我來想辦法。你有技術，我有關系，兩個窮光蛋加在一起，說不定就成了富翁。"

那一夜我失眠了，翻來覆去想到天亮。第二天一早，我給我媽打了個電話："媽，我不回去了，我要在伊朗干一票大的。"

我媽在電話那頭沉默了很久，最后說了句："別餓死在外面就行。"

接下來的兩年，我和阿里從倒騰二手發電設備開始干起。白天跑客戶，晚上修機器。我把國內學的技術全用上了，那些伊朗師傅搞不定的老舊機組，我能拆了重新組裝，還比原來好使。

慢慢地，名聲傳出去了。

2015年，我們拿到了第一個正式的發電項目——胡齊斯坦省一個小城的備用電站。投資不大，但對我來說，那是從零到一的突破。

就是在那個項目上，我認識了法蒂瑪。

她是當地電力局一個科長的女兒，負責給我們做項目文件翻譯。第一次見面，她穿著黑色的罩袍，只露出一張臉。但就那一張臉，我看了一眼就沒挪開過。

大眼睛，高鼻梁，睫毛長得像小扇子。說話細聲細氣的，波斯語和英語切換得行云流水。

我那時候剛在伊朗站穩腳跟，兜里總算有了點錢，可感情這塊還是一片荒地。自從國內那個女朋友跟人跑了以后，我就沒再碰過這事。

法蒂瑪跟我接觸多了，就開始不一樣了。她會在我加班的時候給我帶夜宵，會在我波斯語說錯的時候捂嘴偷笑，然后認真地教我正確發音。有一次我在工地上被曬暈了，她騎著摩托車把我載到醫院，一路上她的頭巾被風吹得亂飛，她一只手扶著我，一只手抓頭巾，嘴里還念念有詞。

后來我才知道，她在替我祈禱。

那天晚上，她在醫院陪了我一夜。夜深了，病房里只有心電監護儀的滴答聲。她坐在床邊的椅子上打盹，頭一點一點地往下垂。

我伸手把她的頭輕輕扶到床沿上。

她沒醒，但嘴角彎了一下。

那一刻，我心里某個干枯了很久的地方，突然有了水。

三個月后，我跟法蒂瑪的父親正式提親。在伊朗，婚姻是一件很嚴肅的事，需要家族同意、宗教儀式、法律程序一整套。她父親一開始不同意——一個中國人，不信伊斯蘭教，在伊朗能待多久？

是法蒂瑪自己說服了她父親。她說："他是我見過最勤奮、最真誠的男人。"

2016年春天，我和法蒂瑪在德黑蘭的一座清真寺里結了婚。婚禮不大，但我覺得那是我這輩子最體面的一天。

法蒂瑪是個傳統的伊朗女人，溫柔、賢惠、顧家。她把我們租的小公寓收拾得一塵不染，每天變著花樣給我做飯。晚上她會靠在我肩膀上聽我說工地上的事，然后在我疲憊的時候，用她纖細的手指幫我按摩太陽穴。

那段日子，是我來伊朗以后最踏實的一段時光。

可好日子沒過多久，變故就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