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昌文等：必須統籌好做優增量和盤活存量的關系

經濟發展

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必須統籌好做優增量和盤活存量的關系，全面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作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做好經濟工作五個規律性認識之一；202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提出“持續擴大內需、優化供給，做優增量、盤活存量”；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通過的“十五五”規劃建議也指出，“以新發展理念引領發展，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做強國內大循環，暢通國內國際雙循環，統籌擴大內需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培育新動能，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做優增量、盤活存量，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由此可見，做優增量、盤活存量已成為“十五五”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和政策取向。實際上，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就明確提出我國經濟已開始進入增量與存量并重的階段，“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后，增長速度正從百分之十左右的高速增長轉向百分之七左右的中高速增長，經濟發展方式正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結構正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并舉的深度調整，經濟發展動力正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統籌好做優增量和盤活存量的關系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重要內容，是我國經濟進入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的新階段后的必然選擇，也是應對當前外部壓力加大、內部困難增多的復雜嚴峻形勢的指導思想，為做好“十五五”時期乃至更長一個時期的經濟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學指引。

本文的結構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存量與增量的辯證統一關系”，旨在從經濟學理論的視角厘清存量與增量兩個概念的核心內涵、內在關聯與經濟意義；第二部分是“我國經濟已進入增量與存量并重的發展階段”，在闡明我國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征以及統籌好做優增量和盤活存量的必要性的基礎上，系統分析當前統籌兩者所面臨的政策、市場與產業障礙；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則分別聚焦“在做優增量中盤活存量的四個重要方面”與“在盤活存量中做優增量的三個主要任務”，討論當前經濟工作中統籌好做優增量和盤活存量的具體任務；第五部分是“統籌好做優增量和盤活存量的基本思路”，系統總結統籌好做優增量和盤活存量必須堅持的原則和需要處理好的“五大關系”。

一、存量與增量的辯證統一關系

在經濟學中，存量是指在某一特定時點上結存的量，體現了某一時點上持有的經濟價值或物量，是長期發展累積形成的結果。以存量資產為例，它是過去生產與積累的全部物質形態或價值形態的資產，既包括土地、建筑物、設備、貨物等有形資產，也包括專利權等無形資產。存量是經濟活動的歷史成果，反映了社會再生產的連續性，同時也承載著經濟的運行慣性與規模效應。與存量直接相對應的概念是流量，是指在某一特定時期內累計發生的量，體現一個時期內經濟價值或物量的變化。流量也是連接不同時點之間存量變化的動態變量，期初存量與本期對應的流量之和形成期末存量。例如，投資是一個典型的流量，反映一段時期內新增的資本數量，而資本存量則反映過去所有時期投資流量（不考慮折舊）的總和。在經濟運行過程中，許多流量都有其對應的存量，但也有部分流量沒有直接對應的存量，如進出口額等。在此基礎上，本文所討論的增量，也屬于流量的范疇，包含兩層含義：一是流量的變化，二是由流量變化引起的存量變化。換言之，它既可以指流量本身的增加，如某一年的國內生產總值相較于上一年增加了多少，也可以指由凈流量變化所引起的存量規模擴張，如某一年新授權的發明專利所帶來的存量發明專利規模的增加，但無論從哪個角度而言，增量都是在現有存量之外創造的新價值或新增長點。增量體現了社會再生產的擴大與創新性躍遷，是技術進步、制度改革、要素重組等創造的新成果。因此，增量并非一個孤立的概念，而是嵌入“存量—流量”框架中的一個特殊的流量概念。從更宏觀意義上，存量與流量的關系可以等價為存量與增量的關系。

存量與增量，兩者互為條件、相互轉化。存量是增量的基礎，通過影響流量來決定增量；而增量是流量變化的關鍵表征，其持續積累又會形成新的存量。一般認為，資本、勞動和技術等生產要素與經濟增長和社會財富創造之間，其實就是存量與增量之間的關系。對于經濟工作而言，存量與增量分別起到“錨”與“帆”的作用。存量是經濟發展的壓艙石，現有存量基礎，如資本財富、基礎設施、專利成果等為增量的創新突破提供資源依托與試錯空間。若存量閑置，將造成資源浪費和沉沒成本堆積，引發生產要素錯配、產業結構固化、債務風險持續增加等一系列問題，最終影響整體經濟發展效能。通過技術改造、制度創新、管理優化等激活沉睡或低效的存量資產，釋放其潛能，對于短期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穩定經濟增長和中長期發展方式轉型都至關重要。增量則是經濟發展的核心引擎，是對現有存量格局的突破與重構，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存量未來的進化方向。增量在經濟上包含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外延式擴張，即新技術、新產業以及新模式所帶來的創造性破壞，如前沿技術成果應用與新興產業、未來產業培育；二是內涵式升級，主要是指已有領域的效率提升、模式迭代等，如傳統產業的數字化、綠色化轉型。需要指出的是，增量創造并非盲目擴張，而應與存量基礎相匹配，以避免低水平重復建設和結構性失衡。

存量和增量是經濟發展的“一體兩翼”，兩者同樣重要，但是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其作用機制與戰略側重有所不同。從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看，在一國工業化的早期，經濟體量較小，存量規模有限，要素投入的邊際收益較高，經濟增速較快，呈現顯著的增量驅動特征；隨著工業化的深入發展與經濟體量的不斷增大，宏觀意義上新增要素投入的邊際收益逐漸降低至成本線時，經濟增速將逐漸放緩，存量優化的重要性也將隨之上升并開始占據主導地位。事實上，對于增量、存量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不同的經濟發展理論有著不同的看法，但總體上講，大部分研究更關注增量創造，對存量優化的關注度則較低。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關于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的論述，雖然其核心在于通過資本積累規律和社會總資本運動揭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再生產，并不能簡單類比，但從生產力視角看的確也隱含了存量與增量的邏輯。“把剩余價值當作資本使用，或者說，把剩余價值再轉化為資本，叫作資本積累”，在《資本論》的框架中，資本積累是理解存量與增量關系的關鍵概念。以一個典型的資本循環為例，在創造剩余價值（m）的生產活動開始之前，必須預付貨幣資本購買生產資料（c）和勞動（v），才可以開啟價值增殖過程，這部分墊付的貨幣資本實際上就是已有的資本存量。換言之，存量是增量創造的基礎。新增的剩余價值（m）被創造出來之后，并非全部用于消費，部分也會轉化為資本，用于擴大再生產，也就是“積累，剩余價值轉化為資本，按其實際內容來說，就是規模擴大的再生產過程，而不論這種擴大是從外延方面表現為在舊工廠之外添設新工廠，還是從內涵方面表現為擴充原有的生產規模”。剩余價值（m）投入新的生產，轉化為追加的不變資本（?c）和可變資本（?v）的過程，就是增量轉化為新的存量的過程，也是資本積累的過程。因此，增量是存量擴張的源泉。馬克思的資本積累理論深刻表明，資本主義財富增長的本質是存量與增量在運動中的相互轉化。簡單再生產要求增量的轉化補償與存量消耗相等，而擴大再生產則要求增量不僅補償存量消耗，還須滿足兩大部類追加存量的需求。在擴大再生產條件下，存量與增量的每一次循環轉化，都成為資本規模擴張的階梯，最終推動生產力的發展。

古典增長理論認為，通過儲蓄和投資形成的資本積累是經濟增長的核心引擎，但在土地、自然資源固定以及邊際報酬遞減規律的約束下，隨著人口的增長，資本積累和經濟增長最終會陷入停滯狀態。這意味著單純依靠資本積累無法持續支撐經濟增長。自20世紀以來，經濟學家對增長問題進行了大量研究。著名的索洛增長模型指出，實物資本的積累，即人均資本存量無法解釋人均產出的增長與人均產出在不同地區的差異，人均產出的增速取決于外生技術進步。后續關于經濟增長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承襲了索洛的洞見，將焦點集中在儲蓄/投資、技術進步等被視為驅動長期增長的增量因素上。拉姆塞—卡斯—庫普曼斯模型與戴蒙德世代交疊模型，為分析儲蓄如何內生化決定并驅動資本積累提供了基準框架，進而為高投資—高儲蓄的經濟騰飛范式奠定了理論基礎。隨后興起的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則將技術進步內生化，強調知識積累、人力資本投資、研發創新以及正外部性等內生機制能夠克服物質資本的邊際報酬遞減，從而驅動經濟持續增長。盡管該理論同樣強調技術進步這一增量的重要性，但其中關于知識積累的觀點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存量思維。

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影響持續至今，與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全要素生產率提高與經濟快速增長的互動關系形成了較好的對應。不少學者也因此論證了這一理論框架對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解釋力，如楊建芳等。近年來，隨著我國發展階段的轉換，全要素生產率增速顯著放緩，由內生經濟增長理論所定義的“增量驅動”發展模式受阻。如何穩定經濟增速，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成為學者們主要關注的問題。主流觀點認為，供給側的結構性矛盾，如人口結構轉變、技術進步速度及投資回報率下降等，是我國經濟長期增速放緩的根本原因，諸多研究也從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出發，聚焦制度創新、結構轉換、創新驅動等關鍵因素，深入分析了經濟發展新常態下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和促進經濟結構調整的相關問題。

與“增量驅動”發展模式受阻相對應的是，過去幾十年的高速增長使我國積累了規模龐大的存量資產，存量優化對于全要素生產率提升，以及潛在的生產可能性邊界擴張的影響力也與日俱增。因此，統籌好做優增量和盤活存量的關系，是在“十五五”時期及未來一個時期提升資源配置效率，實現經濟高質量增長的必然選擇。一方面，這是在資源稀缺性約束下推動生產可能性邊界向外擴張的根本要求。生產可能性邊界反映了在既定資源和技術條件下，經濟社會所能生產的各種商品的最大數量組合。在任一時點上，特定經濟體的生產可能性邊界是相對固定的。同時，由于存在資源低效使用和技術限制等問題，社會實際產出通常不能達到理想的生產可能性邊界。做優增量旨在引導新資源投向高潛力領域以實現生產可能性邊界的最大化擴張，提升未來經濟總產出上限。盤活存量則是通過優化重組提升現有資源使用效率，使實際產出盡可能逼近當前的生產可能性邊界。不僅如此，本期實際產出的提升還意味著下期可投入增量資源的增加，有助于下期生產可能性邊界的擴張。統籌兩者的關系，就是要從“拓展未來邊界”和“逼近當前邊界”兩個方向同時發力，以有限資源創造最大化產出，最終實現效率提升。另一方面，這也是提升全要素生產率，進而驅動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關鍵所在。技術進步與現有資源配置效率的改善是全要素生產率的核心組成部分。做優增量，就是將資源投入科技創新前沿以促進生產力提升，這是技術進步的直觀體現。盤活存量則通過釋放落后產能所占用的要素，并將其重新配置至效率更高的部門，以實現效率追趕。統籌兩者的關系，正是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一體兩面，猶如車之雙輪、鳥之雙翼，不可偏廢。

事實上，黨的多次重要會議和文件已經對統籌做優增量和盤活存量做了系列部署。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高質量發展階段“必須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黨的二十大報告進一步指出，“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提升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著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著力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著力推進城鄉融合和區域協調發展，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更是將“全要素生產率穩步提升”確立為“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之一。以上所提到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質量變革”“效率變革”“質的有效提升”等表述，其核心就是要通過盤活存量將低效沉淀的存量資源釋放出來，提升當前經濟體系的實際產出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

然而，國內外現有研究對存量的關注較為有限，鮮有文獻基于存量規模龐大的新國情，考察中國經濟的中長期增長問題。同時，由于存量理論和政策研究的不足，相關實踐也缺乏有效指導，制約了存量資源潛力的充分釋放。因此，必須充分重視發展階段轉換與經濟結構的動態演進，從學理上和政策上深入研究進入新發展階段后盤活存量和做優增量的相關重大問題，特別是深化對存量經濟理論和政策的研究，為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更加堅實的支撐。

二、我國經濟已進入增量與存量并重的發展階段

如果按照存量—增量分析框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也可以分為存量較小、增速較快和增量帶動特征顯著的階段，以及存量較大、增速放緩和增量帶動作用減弱的階段。圖1顯示了1978年以來國內生產總值及其增速變化趨勢。1978—2011年，我國經濟處于年均增速10.0%的高增長區間，2012年至今則進入年均增速6.1%的中高速增長區間。實際上，經濟增速換擋與我國發展階段的變化密切相關，這也正是2013年中央提出“三期疊加”后，2014年進一步提出經濟發展新常態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這一重大判斷，主要是依據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出口和國際收支、生產能力和產業組織方式、生產要素相對優勢、市場競爭特點、資源環境約束、經濟風險積累和化解以及資源配置模式和宏觀調控方式九個方面的階段性特征而作出的。中央同時強調，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在此基礎上，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些變化深刻反映了我國經濟發展內在條件和外部環境的深刻變革，標志著粗放式、高速擴張模式的漸趨終結，經濟結構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并重的深度調整，經濟發展動力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應該說，高質量發展階段的一大顯著特征就是增量與存量并重。

除了增速換擋這一最直觀的表現以外，以下若干方面的變化也同樣顯示增量帶動作用在逐步減弱。

一是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放緩，對經濟增長的直接貢獻下降。如圖2所示，我國各項固定資產投資指標自2009年開始持續走低，下降趨勢在2012年之后表現得尤為明顯。1981—2011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平均增速分別達20.1%、22.1%，2012—2024年則分別僅為7.6%、7.9%，近兩年更是進入歷史上的低值區間。其中，2022—2024年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分別為-10.0%、-9.5%和-10.6%，成為拖累投資增長的重要因素。從資本形成總額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來看，如圖3所示，排除掉1990年的極端低值和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的干擾，2012—2024年，投資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率平均為35.4%，顯著低于1978—2011年39.7%的水平；2021—2024年，這一數字進一步下降至27.0%，投資疲弱的趨勢更加顯著。

二是多數產業附加值創造不足，企業盈利水平整體偏低。如圖4所示，自2010年以來，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增速和利潤率呈下行趨勢，企業增量價值創造能力嚴重不足。1979—2011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年均復合增速達15.2%，增速為負的年份數為8個，平均利潤率為7.2%；而2012—2024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年均復合增速僅為1.5%，增速為負的年份數達7個，平均利潤率為6.3%。與此相對應的是，許多傳統產業仍被困于“微笑曲線”底部，而新興產業支柱效應尚未形成，導致我國企業在增加值率、人均增加值等多項指標上也長期處于中低水平，與主要發達國家差距較大，亟須向價值鏈上游攀升。據世界銀行數據，2023年，我國工業人均增加值僅為德國的35.5%、韓國的32.9%。

三是適齡勞動人口減少和老齡人口增加，使我國經濟的增量擴張雙向承壓。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我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自2013年達到頂峰以來，就開始逐年遞減，人口老齡化程度在未來一段時間將持續提升。截至2024年，我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相較于2013年已減少4476萬人，而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則從2013年的9.7%提升至15.6%。

四是能源資源和環境約束持續加劇，傳統粗放型發展模式難以為繼。據生態環境部數據，2024年，我國能源消費總量達59.6億噸標準煤，其中煤炭占比仍高達53.2%，單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水資源方面，根據水利部數據，盡管我國水資源總量位居世界第6位，但人均占有量僅為全球平均水平的35%，致使全國約2/3的城市受到缺水問題的困擾。土地資源約束同樣突出，耕地面積已逼近18億畝紅線。碳減排壓力仍然較大，雖然萬元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持續下降，但總量仍占全球30%以上。

與此同時，經過長期發展，我國在多個領域積累了規模巨大的存量資產，在一些領域，如居民存款、發明專利等，存量資產還在快速增加。根據國家統計局第五次全國經濟普查公報，截至2023年末，我國第二產業法人單位資產達252.1萬億元，其中制造業資產為151.0萬億元；第三產業法人單位資產達1187.0萬億元，其中房地產業資產為169.5萬億元。如何盤活存量，客觀上已成為我國經濟政策的重要目標函數。

在基礎設施領域，我國已經建成全球領先的綜合性交通與物流基礎設施網絡。根據交通運輸部數據，截至2024年，全國鐵路營業總里程達16.2萬公里，其中高速鐵路里程為4.8萬公里；高速公路通車里程達19萬公里，均位居全球首位。我國還擁有全球規模最大的信息通信網絡。據工業和信息化部數據，我國移動電話基站規模在近十年快速擴張，截至2024年，全國移動電話基站總數達1265萬個，其中5G基站為425.1萬個，位居全球第一。在制造業領域，相關測算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4月，全社會設備存量資產凈值約39.3萬億元，其中工業設備存量資產約28萬億元。作為機器設備、耐用消費品保有大國，我國工業機器人保有量占全球比重達1/3，風電光伏等新能源設備裝機量連續多年居全球第一，家電保有量超過30億臺，汽車保有量超過3億輛。在金融領域，據中國人民銀行數據，截至2024年底，我國金融業機構總資產達495.6萬億元；本外幣存款余額為308.4萬億元，其中，人民幣存款余額為302.3萬億元。此外，我國還擁有3.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居民部門儲蓄方面，我國金融機構住戶人民幣存款總額達151.3萬億元，人均存款余額達10.7萬元。在房地產領域，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估算，2020年我國家庭戶住宅建筑面積存量約為517.22億平方米，人均住房面積已超過40平方米。在無形資產領域，我國已構筑起全球領先的知識產權儲備體系。據國家知識產權局發布的數據，截至2024年底，我國有效發明專利存量規模已達475.6萬件，成為全球首個突破400萬件的國家。其中，高校和科研機構所擁有的存量專利突破130萬件。此外，隨著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數據資源存量迅速膨脹，近年來開始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圍繞其存儲、使用及資產化等，我國正加速建設數據要素基礎制度體系。由全國數據資源統計調查工作組發布的《全國數據資源調查報告（2024年）》顯示，2024年，全國數據生產量、儲存總量分別達41.1澤字節（ZB）、2.1澤字節，同比增長25.0%、20.8%。其中，以無人機、智能網聯汽車、智能家居為代表的智能設備數據增速位居前列。

由此可見，推動高質量發展亟須將政策重心從追求“增量擴張”轉向“增量擴張”與“存量激活”并重，從“做加法”轉向“優乘數”。這一轉變的核心在于統籌好做優增量和盤活存量的辯證關系——既要進一步發掘增量擴張的價值，也要重視存量調整的效能，本質和落腳點在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從國民經濟循環視角看，存量是當前基本盤，增量是未來，盤活存量是“穩”，做優增量是“進”，做優增量、盤活存量在一定意義上可理解為穩中求進、以進促穩。然而，實現從“做加法”到“優乘數”的轉型，絕非易事。統籌做優增量和盤活存量，并非自然邏輯，而是迎難而上的主動作為。當前主要面臨以下三個方面的挑戰。

第一，從政策的角度看，長期以來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圍繞GDP、就業等指標的增量進行設計，對于存量的關注不夠。這種政策導向的形成脫胎于特定的時代背景。改革開放初期，我國面臨物資極度匱乏和普遍貧困的問題，發展的主要矛盾是“有沒有”而非“好不好”。因此，發展的核心目標是快速推動經濟規模擴張，迅速做大“蛋糕”。在這一過程中，由于GDP是衡量發展成效以及地方政績最直觀的指標，以GDP增長為核心的地方官員政績考核體系由此建立起來，成為增量導向政策最關鍵的制度安排。受此激勵，地方政府自然傾向于能夠快速創造增量、拉動總量的項目，例如基礎設施投資、房地產開發以及各類招商引資項目。地方經濟發展也逐步形成了“土地財政—基建投資—招商引資”三位一體的模式，即地方政府通過土地出讓收入撬動城投債融資，用于基礎設施建設、招商引資等增量項目，形成征地、出讓、投資建設到再征地的擴張循環，從而促進經濟快速增長。隨著經濟發展階段的轉換，上述發展模式日益難以為繼，但仍具有較強的“慣性”。據財政部數據，2024年，地方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為48699億元，自2021年達到最高值以來，已經連續三年呈大幅下滑趨勢，但其占地方政府性基金預算本級收入的比例仍然高達84.9%。

在“增量與存量”并重的發展階段，增量政策范式已無法有效應對生產要素數量減少、結構變化、成本上升、效率低下等所帶來的發展問題，與存量基礎間存在三大結構性矛盾。一是與要素稟賦變化相沖突。在勞動力人口減少、資本邊際回報率下降的情況下，若繼續依賴大規模增量擴張將導致要素錯配加劇，造成低效重復建設、更嚴重產能過剩等問題。二是對存量資產的盤活形成體制性障礙。增量政策范式天然偏好增量擴張，對存量優化的支持明顯不足。例如，在現行的財政分稅制體系下，新開發土地可以為地方政府帶來可觀的土地出讓收入，但盤活已出讓的低效用地則可能無法獲取同樣的收益，并且還將面臨拆遷成本、時間成本等。三是容易引發“低效鎖定”惡性循環。例如，部分地方政府因追求經濟、就業等政績指標，以行政手段干預市場競爭，導致“僵尸企業”等不良實體占據本應被盤活的存量資源，致使地方陷入存量資源低效沉淀，倒逼更大增量投入的惡性循環，最終制約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

第二，從市場的角度看，要素市場分割問題突出，產權確權與交易成本較高，限制了存量要素的再配置。一方面，城鄉二元結構、地方保護主義、行業壟斷與準入限制等制度性壁壘阻礙了存量要素在不同區域、不同市場主體間的再配置。城鄉二元結構在土地市場上的體現尤為突出。隨著城市化率的提高，盤活農村閑置土地的需求將日益迫切，但城鄉二元結構的存在導致農村集體所有制土地難以平等進入市場流通。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雖經多年試點，但整體推進緩慢，交易廣度與深度遠未達預期；跨區域土地指標交易目前還處在探索與試點階段，市場化交易空間實質上較小，活躍度較低。地方保護主義依舊存在。部分地方政府出于保稅收、保就業等目的，對本地企業向綜合成本更低的地區外遷設置或明或暗的限制。行業壟斷與準入限制則在特定領域筑起“高墻”。當前，社會資本在部分基礎設施、公共服務領域仍面臨“玻璃門”“彈簧門”，制約了存量資源的盤活規模與效率。

另一方面，部分存量資產產權界定復雜、確權困難，衍生高昂的交易成本，使得存量要素的流通變得困難重重。許多存量資產，如部分國有企業閑置廠房、設備等，背景復雜、涉及主體多、牽扯利益面較廣，需要協調多個部門，經歷繁瑣程序耗時耗力才能厘清權屬，盤活成本高昂。而一些新型存量資產，如數據要素，則因權屬界定不清、定價機制不明、隱私保護制度滯后等問題的存在尚缺乏行之有效的盤活路徑，導致其資產化程度不足，難以構建有效的跨行業、跨區域數據交易市場。上述兩方面的障礙相互疊加，導致大量存量資源存在低效閑置的情況，無法響應市場信號并實現向高價值領域的優化配置，長此以往將拖累經濟結構升級和區域協調發展進程。

第三，從產業的角度看，我國傳統產業轉型升級速度不及預期，新舊動能轉換壓力較大，可能造成存量尚未盤活，增量就持續衰減的“青黃不接”局面。當前，鋼鐵、化工等部分傳統制造業面臨比較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投入產出比較低，長期占用大量信貸資金、土地等關鍵要素，形成“資源黑洞”。然而，傳統產業的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轉型升級難度較高，許多企業面臨“不會轉、轉不起”的困境，尤其是中小企業。第五次全國經濟普查結果顯示，截至2023年，我國企業應用云計算、工業互聯網、物聯網以及人工智能的比例分別只有37.6%、27.3%、26.5%和16.4%。轉型滯后使得這些“資源黑洞”持續消耗寶貴的存量資源，形成高昂的機會成本。若不能及時盤活，低效存量還可能惡化為銀行不良資產、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等，形成存量風險，并進一步引發連鎖反應，威脅增量發展的穩定性。

與此相應的是，盡管新興產業增速較快，但其拉動的增量仍無法承擔“挑大梁”的角色。2024年，我國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增長8.9%，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重僅為16.3%。高端芯片、精密軸承、工業軟件等部分新興領域還面臨產業基礎能力薄弱、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等問題。因此，新動能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尚不能完全彌補舊動能衰減所留下的空白，經濟增速可能持續承壓，壓縮了統籌做優增量和盤活存量可利用的時間與政策空間。汽車產業是最典型的轉型中產業，既包含以傳統燃油車為代表的舊動能，又包含以新能源汽車為代表的新動能。2024年，我國三大傳統燃油汽車巨頭北汽、上汽、廣汽營業收入同比分別下降2.8%、15.7%、17.1%，凈利潤同比分別下降68.5%、88.2%、81.4%。由此說明，即使是在新動能快速成長的領域，舊動能的急速退潮也可能使產業整體承壓。此外，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現有存量基礎對新興產業的投入不足、支持不夠。例如，我國高校存量科技資源、人力資源對新興產業發展的支撐不夠有力。高校科研普遍存在“重論文輕應用”的現象，成果轉化服務體系不完善，科技成果轉化效率低；專業設置調整滯后于產業結構轉型，人才培養與產業需求存在脫節，導致新興產業頂尖人才和復合型人才短缺，關鍵領域人才缺口大。

三、在做優增量中盤活存量的四個重要方面

盤活存量是指通過對既有經濟資源，包括資金、土地、設備、技術、人才等進行優化重組，提高資源使用效率和價值創造能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按照嚴守底線、調整結構、深化改革的思路，嚴控增量，盤活存量，優化結構，提升效率，切實提高城鎮建設用地集約化程度。”盤活存量的核心要義在于通過要素再配置機制，引導閑置或低效資源向高效領域轉移，從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通俗地講，就是要形成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地盡其利、貨暢其流的發展局面。例如，通過技術改進或管理優化實現機器設備能效提升，通過存量工業用地再開發、改造閑置廠房提高土地使用效率，通過不良資產證券化提升金融資源流動性從而提高資金使用效率，等等。當前，需聚焦以下四個方面做好相關工作。

一是要持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中央確立了以新發展理念為引領，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戰略安排，從“三去一降一補”到“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字方針，改革進程始終內嵌盤活存量和優化增量的政策主張。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堅持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優化存量資源配置，擴大優質增量供給，實現供需動態平衡。”黨的二十大進一步強調，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區別于宏觀調控聚焦總量均衡和周期波動的特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在于針對結構性矛盾和問題，通過供給體系的整體質量提升，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升級的適應性，本質要求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而盤活存量，要解決的同樣是結構性矛盾和問題，主攻方向聚焦于在供給側系統性提升存量資產和資源配置效率。基礎設施領域，著重盤活規模優勢顯著、收益穩定或具備高增長潛力的存量資產，包括交通、水利、市政設施及產業園區等。制造業領域，依托市場化法治化機制，發揮行業頭部企業的技術外溢與資源整合效應，通過兼并重組等方式加速推動低效企業、“僵尸企業”有序退出，化解過剩產能，實現市場出清、供需動態平衡和產業鏈整體效能躍升。房地產領域，要推動構建房地產發展新模式，挖掘改善性住房需求，創新存量土地、商辦用房利用方式，加速商品房去庫存，深化產業園區“騰籠換鳥”，盤活低效閑置土地。同時，以城市更新為抓手，推進老舊小區改造、低效商業建筑活化利用及歷史街區保護性開發，優化城市空間布局，提升資產價值與人居品質。

二是要統籌資產管理和負債管理。經過長期發展，我國積累了規模巨大的資產，也形成了較大規模負債。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需要同時加強資產管理和負債管理，統籌用好各類增量資源和存量資源，善于通過盤活存量來帶動增量。”資產與負債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具有內在統一性。從會計學的視角看，資產和負債分別在資產負債表的兩端，負債構成資產的重要融資來源，而資產則體現負債資金的具體運用，這種密切聯系決定了資產負債管理具有系統性特征。對于微觀主體而言，期限匹配理論指出，資產的現金流期限應與融資的期限相匹配。這意味著企業不僅要關注資產的質量與收益情況，還需要重視負債期限結構和債務成本控制，資產負債期限錯配導致的流動性問題或債務違約往往是企業陷入財務困境的重要原因。對于宏觀經濟而言，基于國民賬戶體系的整體視角，既要注重提高資產的宏觀配置效率，以提高國民經濟的總體回報率，也要考慮與這些資產相對應的負債存量的結構合理性與可持續性。因此，盤活存量資源本質上是對國家資產負債表的結構性優化，需要雙向發力，在提升資產收益水平的同時，也要及時優化債務期限結構，特別是在設計和實施盤活存量方案時就要考慮到資產與負債的對應性，例如，資產收益與負債成本、資產流動性與負債期限的適配性。針對化解存量中可能存在的風險顯性化的問題，要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避免因處置不當引發存量風險惡化。在這一過程中，尤其需要警惕地方債務問題對整體資產負債表的沖擊。其龐大的存量既是潛在的風險敞口，也關聯著大量沉淀的資產。能否有效管理與盤活，直接決定著我國宏觀資產負債表的穩健性。

三是要高度重視無形資產存量的盤活。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不斷完善勞動、人才、知識、技術、資本、數據等生產要素的使用、管理、保護機制”。隨著我國經濟創新導向增強以及數字化和人工智能的迅猛發展，以專利、數據等為代表的無形資產已成為我國存量資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作為關鍵新型生產要素的地位也日益凸顯，正深刻改變著價值創造和生產方式。然而，大量的無形資產尚未實現有效轉化，處于沉睡狀態。以專利為例，目前我國高校和科研機構所擁有的存量專利已經突破130萬件，但其中只有小部分進入應用轉化階段。此外，當前數據資源的存儲和利用效率同樣較為低下，制約了數據要素價值的充分釋放。2024年，全國數據存儲總量（2.1澤字節）占數據生產總量（41.1澤字節）的比重僅為5.1%。未來，無形資產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將進一步提升，更加重視、開發利用好這些專利和數據資源，既可以盤活存量，也是未來做優增量的基礎。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以數據為代表的一些無形資產存量體現出與傳統存量截然不同的性質和特征，在盤活時應注意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例如，傳統存量的價值通常隨時間遞減，即存在折舊，但是數據資產的價值則可能隨時間遞增（數據積累產生新知識）；傳統存量具有競爭性，需獨占使用，而數據存量則具備非競爭性，可無限復制、多人共享使用。

四是要用好用活有關政策。在盤活存量過程中，既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也要用好用活國家相關支持政策，為“盤活”創造必要的騰挪空間。《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進一步盤活存量資產擴大有效投資的意見》（國辦發〔2022〕19號）提出了盤活存量資產的方向、方式與支持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一是創新運用REITs、PPP、并購重組等金融工具提升盤活效率；二是完善產權交易制度設計，為盤活存量資源提供制度保障；三是著力提升國有資本投資與運營公司效能，特別是在資產重組方面的專業能力；四是推動盤活存量和改擴建工程的有機銜接。當前及未來一段時期，我國將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并維持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取向，為盤活存量創造了有利的宏觀經濟政策環境。需重點用好用活存量債務置換與土地資源優化等政策。通過增加地方政府專項債務限額置換各類隱性債務，以及從新增地方政府專項債券中補充政府性基金財力并專門用于化債，有效推動地方盤活存量資源和經濟結構調整。在存量土地和住房方面，要優化保障性住房再貸款政策，聚焦住房有效供給和民生需求滿足，確保再貸款資金定向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設與配套設施完善。要重視和發揮資本市場的作用，增強對銀行、收購主體的市場化激勵，探索支持政策性銀行、商業銀行對符合條件的企業發放貸款用于市場化收購房企存量土地。這些政策措施，都有利于盤活存量資產，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四、在盤活存量中做優增量的三個主要任務

做優增量，在一定意義上就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高質量發展需要新的生產力理論來指導，而新質生產力已經在實踐中形成并展示出對高質量發展的強勁推動力、支撐力”“新質生產力是創新起主導作用，擺脫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生產力發展路徑，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特征，符合新發展理念的先進生產力質態。”上述重要論述為在盤活存量中做優增量提供了根本遵循。做優增量，就是要通過技術的革命性突破與生產要素的創新性配置，驅動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強調：“以‘鼎新’帶動‘革故’，以增量帶動存量，促進我國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做優增量的價值判斷標準是什么？從供給端看，主要是在適應和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發展新質生產力，特別是加快解決關鍵核心技術問題，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從需求端看，必須以“不斷滿足全體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具體有以下三個主要任務。

一是要聚焦突破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的難題，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式現代化要靠科技現代化作支撐”“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我們要開辟發展新領域新賽道、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從根本上說，還是要依靠科技創新。我們能不能如期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關鍵看科技自立自強”。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將“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引領發展新質生產力”作為戰略任務進行專章部署。在中美戰略博弈長期化、全球產業競爭格局深刻演變的背景下，唯有掌握關鍵核心技術，才能在全球價值鏈中占據主動地位。從技術演進和產業升級的理論視角來看，一國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技術進步范式和產業升級邏輯是不同的。在追趕階段，主要依賴“引進、消化、吸收和再創新”的路徑。而當其整體技術和產業水平越來越接近全球前沿時，原有模式的邊際收益逐步下降，必須轉向以原始創新和自主突破為主的技術供給范式。當前我國正處于從技術追趕轉向前沿引領的關鍵時期，無論有沒有外部的遏制打壓，都已經到了必須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新發展階段。做優增量要求始終緊跟全球科技發展前沿，加強科技創新特別是原創性、顛覆性技術攻關力度，培育發展新動能，構筑國際競爭新優勢。要進一步完善新型舉國體制，重點要解決好該做什么和不該做什么的問題。需要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來推進的應當是人工智能、高端芯片、生物制造、量子科技等領域具有戰略性、長期性和前瞻性的重大創新活動，是那些買不來、討不來的關鍵核心技術。要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通過稅收減免、提高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比例等政策引導企業增加創新投入，發揮龍頭科技企業領軍作用及賦能效應，支持其牽頭組建創新聯合體參與國家科技攻關任務，帶動產業鏈上下游科技型中小企業聯合創新。要構建開放協同的創新生態，優化產業鏈、供應鏈國際合作布局，在確保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可控的前提下，鼓勵企業、科研機構等創新主體深度嵌入全球創新網絡，形成“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局面，從源頭上增強我國技術供給體系的整體安全性。

二是要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夯實做優增量的實體根基。在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部署的12項戰略任務中，“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居于第一位，凸顯了其在發展新質生產力中的重要地位。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是一個連續的而不是離散的過程。要處理好傳統產業與新興產業及未來產業的關系，保持產業結構動態平衡和梯度接續。新興產業及未來產業是增量，傳統產業是存量，是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基底。盤活存量就是對現有產業體系的深度改造提升，做優增量也同樣是強化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產業基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發展新質生產力不是忽視、放棄傳統產業，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種模式。”“要把調存量同優增量、推動傳統產業改造升級同培育新興產業有機統一起來，振興實體經濟。”在大力發展新興產業和培育未來產業的同時，要避免“重新興輕傳統”的認知偏差，因地制宜推動傳統產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融合化轉型升級，強化其為新興產業發展提供應用場景和要素支撐的能力。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是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新引擎。要聚焦關鍵核心技術創新，用好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和人力資本等創新資源，通過場景開放、示范工程等舉措促進科技成果快速落地與大規模應用，避免低水平重復建設和無序擴張。要加速發展生產性服務業，像抓制造業招商引資一樣抓生產性服務業招商引資，推動生產性服務業提質增效，推進制造業與工業設計、檢驗檢測、認證認可、共性技術服務及中試驗證等生產性服務業“兩業融合”，積極開展相關領域試點示范。要構建創新友好型的金融體系，為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提供“好資本”“耐心資本”。

三是要釋放新需求動能，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做優增量，要緊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在居民需求層級躍遷與結構多元化的現實情境下，傳統薩伊定理所主張的“供給創造自身的需求”范式難以自動實現，供給體系面臨顯著的需求約束。需求已從被動變量轉變為驅動供給體系演進的主動力量。美好生活需要不僅意味著需求規模的擴張，更體現為對供給體系在質量、品類與創新水平等方面的進階要求，這具體表現為由技術進步、消費升級等催生的新需求動能。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把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供需兩端同時發力、協調配合，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實現國民經濟良性循環。”做優增量，既要通過供給創新適應新需求，也要通過優質供給激發新需求，形成供需聯動升級的格局。為此，要通過大力提振消費、優化投資全方位擴大內需，釋放新需求。消費是收入的函數，提高居民的消費能力必須提升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要推動企業健全工資合理增長機制，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增強消費意愿并推動消費層級躍升。新需求的釋放要抓主要矛盾，針對我國消費率相對相同發展階段經濟體偏低的情況，要重點突破服務消費短板，穩步擴大電信、醫療、教育等領域開放試點，促進服務消費擴容提質。同時，新需求的釋放為供給側提供了方向，要通過提升國產高端裝備、自主品牌消費品的質量和品牌影響力減少“需求外溢”，加力擴圍實施“兩新”政策，加快構建適配最終需求的現代化供給體系，實現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

五、統籌好做優增量和盤活存量的基本思路

統籌好做優增量和盤活存量的基本思路在于構建存量與增量的動態平衡機制，特別是要推動存量經濟理論創新和實踐探索。只有從政策理念上破除“重增量、輕存量”的固有思維，才能實現存量“老樹發新枝”與增量“新苗成棟梁”的相輔相成，最終促成“以存量帶增量、以增量促存量”的良性循環，進一步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注入持久動能。做優增量和盤活存量是一盤大棋，下好這盤棋，需要堅持系統思維、歷史思維和辯證思維原則。在具體的政策實踐中，尤其要著重處理好以下“五大關系”。

第一，要處理好“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關系，特別是聚焦制度建設、改革完善政府職能，提高整體資源配置效率。統籌好做優增量和盤活存量的本質是要實現要素資源的優化配置，而“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代表了資源配置的兩種核心機制，只有讓兩者有機結合、協同發力，才能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與整體效益的最大化。在處理這一對關系時，應注意以下三個關鍵點：一是明確“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的邊界。以市場為基礎，以政府為保障。在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的同時，政府應致力于為統籌做優增量和盤活存量營造良好環境。特別是要從根本上矯正增量導向的政策范式，淡化GDP等增量指標的考核權重，轉而圍繞全要素生產率，逐步建立涵蓋存量資產周轉率、單位面積產值等質量指標的新型考核體系。此舉旨在從激勵機制上扭轉地方政府對增量擴張的路徑依賴，并強化對存量資源的重視。二是要注重效率與安全、公平等目標的平衡。以市場效率為優先，對國家安全、社會公平等目標的關注可能有所不夠，政府需要在統籌好做優增量和盤活存量時兼顧這些目標，在提升效率的同時確保公共利益和長遠發展不受影響。三是在實踐中不斷優化政策和制度供給。在統籌好做優增量和盤活存量的過程中，有效市場一定會帶來許多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這就要求有為政府必須探索建立包容性監管機制，能夠根據市場實踐及時評估效果、發現問題，并動態調整自身定位、完善相關政策，讓市場是否“有效”檢驗政府是否“有為”，形成“市場創新—政策調整—市場深化”的良性演進路徑。

第二，要處理好短期與中長期的關系，特別是在盤活存量中緩解可能存在的收縮效應，實現短期調整和中長期向好的統一。經濟政策在短期內通常以穩增長、保就業等為目標，在中長期內則更為關注經濟結構優化、產業轉型升級以及可持續發展等。兩者在特定時間節點上可能存在沖突，需要進行平衡。盤活存量意味著對現有低效、無效甚至負效的要素進行優化重組，是一個長期且帶有“創造性破壞”性質的過程，難免會帶來局部結構性的出清壓力和產出缺口，從而形成短期收縮效應，對增量造成沖擊。例如，淘汰效率低下的“僵尸企業”可以盤活土地、生產設備等存量資源，從中長期看，有利于產業升級轉型，但也有可能導致地方出現暫時性的增長放緩、稅收下降、失業加劇等現象。因此，相關政策設計不僅要著眼于長期結構優化，也要將緩解短期陣痛、實現平穩過渡作為核心考量，構建存量與增量相互促進的動態協同機制。短期內，盤活存量應聚焦“有序疏解”而非“硬性出清”，通過政策工具對沖短期波動，為結構調整提供充足的緩沖空間，并引導盤活的存量資源向新興領域流動，加速新舊動能轉換。從中長期看，則要依靠做優增量來從根本上化解矛盾。新興產業的發展不僅能承接盤活存量后釋放的資源，更能通過技術創新和模式創新為存量資產賦能煥新，形成“存量盤活—資源釋放—增量提質—反哺存量”的良性循環。為確保這一循環的穩定與高效，必須構建跨周期要素配置評估體系，將存量資源的結構、狀態與效率作為重要考量，納入地區增量項目與產業布局的決策框架，從源頭上引導增量主動對接并提升存量基礎，確保短期政策與長期目標相一致，在動態平衡中實現穩中求進。同時，要強化預期管理，釋放清晰、穩定的盤活存量的政策信號，有序引導低效存量資源向更高效領域配置。

第三，要處理好區域與整體的關系，特別是立足發揮地區比較優勢，盡可能避免“合成謬誤”的問題。統籌好做優增量和盤活存量，是優化國家整體資源配置效率的系統性工程。區域是整體的組成部分，相關政策最終還是要在區域層面落實。我國幅員遼闊，各地區之間在要素稟賦、發展階段、存量結構等方面差異巨大，統籌好做優增量和盤活存量不能“一刀切”，需著重考慮空間布局，以“全國一盤棋”的思維推進相關工作。一是要根據各地區不同的發展階段因地制宜制定對策。部分發達地區、老工業基地或資源型城市可能存在大量待盤活的存量資源，另外一些正處在快速發展階段的城市則可能仍以增量為主，強行要求各地區步調一致既不科學也不現實。此外，各地區在增量及存量的結構上也存在顯著差異，處置方式亦不能一概而論。應支持地方立足自身發展情況，探索符合本地實際的存量盤活和增量培育路徑。二是要避免“合成謬誤”。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若各地區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將引發各自為戰和過度競爭，導致增量錯配與存量割裂。其結果往往是局部最優之和不等于整體最優，甚至相互沖突。三是要促進區域間協同發展。一個區域的活動必然會對周邊地區乃至全國帶來正向或者負向外部性，必須從整體利益的角度出發進行跨區域統籌與協調。同時，增量投資與存量盤活的區域布局也將直接影響國家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實施效果。既要尊重市場規律，讓要素流向最能創造價值的區域，也要警惕“馬太效應”和“虹吸效應”，考慮協調發展、共同富裕等目標的實現，通過轉移支付、政策傾斜等方式對存量凈流出區域予以補償。

第四，要處理好國內大循環與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關系，特別是在堅持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基礎上，通過充分發揮全球資源配置能力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統籌好做優增量和盤活存量，既要牢牢把握擴大國內有效需求這一戰略基本點，也要營造一個有利于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和充分發揮競爭優勢的國際環境。國內大循環方面，要著力擴大內需，并增強消費、投資對于優化供給結構的牽引作用，在淘汰低效供給中盤活存量，在創造新質供給中做優增量。要縱深推進統一大市場建設，通過破除地方保護、行政壟斷和各類市場壁壘，促進商品與生產要素在更大范圍內自由流動，從而充分發揮統一大市場的規模優勢，有效降低企業運營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為存量優化和增量擴張創造更好的市場條件。要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遵循市場規律，引導落后產能有序退出，提升存量資源利用效率。國內國際雙循環方面，要通過進一步推進高水平制度型開放，主動對接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吸引國外的先進技術、高端人才、能源、資本等要素與國內要素形成有效互補，促進增量升級與倒逼存量提質。要加速探索構建數據、資金等要素的跨境流通機制，為存量資源在更大范圍的重組提供制度保障。要通過“一帶一路”建設、培育本土跨國公司等方式重整全球資源配置網絡，在有序盤活、轉移部分國內傳統產業過剩產能的同時，構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海外產業鏈、供應鏈體系，為國內新興產業的發展換取空間并提供戰略支撐。

第五，要處理好防范化解風險與激發發展活力之間的關系，特別是推進制度、政策和機制創新，落實最終風險承擔主體。風險是發展的約束條件，防范化解風險是統籌好做優增量和盤活存量的前提與保障。同時，發展也是解決風險的根本出路，停下發展的腳步來化解風險是沒有出路的。做優增量和盤活存量都涉及深層次的利益調整和資源再配置，若疏于監管與防范，盲目追求增量擴張或簡單粗暴地處置存量，就有可能引發重復建設、債務累積及經濟短期劇烈波動等風險。但是，如果過度強調防范風險，則可能導致過度管控，反而會阻礙創新及必要的市場出清調整，在長期內不利于盤活存量和做優增量。處理好這對關系需把握以下四個重點：一是要對存量展開全面風險評估。針對部分涉及復雜債務、環境、安全等歷史遺留問題的存量資產，應進行全面的風險評估并建立分類處置機制。以系統性、全局性思維強化不同部門、區域間的風險監測預警協同，防止局部存量風險通過關聯傳導演變為系統性風險。二是要建立合理的風險分擔機制，解決好誰是最后風險承擔者的問題。簡單來說，政府應對政策調整所帶來的系統性風險兜底，而競爭性領域個體層面的風險則應由市場主體承擔。三是將制度創新與精準施策相結合。要通過制度創新構建起清晰、穩定的規則框架，并在此基礎上明確風險邊界，實施差異化、精準化監管。例如，針對存量盤活中存在的復雜債務、資產瑕疵問題，可設置金融“監管沙盒”，允許特定創新主體先行先試。四是強化市場機制與風險定價功能。要充分發揮市場功能，讓價格信號（如利率、資產價格）準確反映風險溢價，依靠市場自身甄別項目和資產的潛在風險。政府需要做的則是完善信息披露、信用評級與市場化退出機制，確保不同層級的風險資產獲得差異化定價。

總之，統籌好做優增量和盤活存量，本質上是經濟發展方式的深刻變革，其最終成效體現為資源配置效率與全要素生產率穩步提升。這不僅關系到我國“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的持續穩定發展，也直接決定著我國到2035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能否邁上新的臺階，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為此，我們必須突破“增量至上”的傳統思維，特別是深化對存量經濟理論與政策的研究，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使存量要素充分流動并高效組合。唯有如此，方能從存量中挖掘新價值，于增量中塑造新動能，在全球保護主義日益盛行、地緣政治壓力不斷上升和資源環境約束持續增強的背景下，促進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為高質量發展和中國式現代化注入持久力量。

（載于《經濟研究》2026年第1期）

【作者： 趙昌文、魏希。其中趙昌文系 長安街讀書會成員、中國國際發展知識中心原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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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王驊琛；初審：邱詩懿、 許雪靖 ；復審：李雨凡、程子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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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街讀書會是在中央老同志的鼓勵支持下發起成立，旨在繼承總理遺志，踐行全民閱讀，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學習、養才、報國。現有千余位成員主要來自長安街附近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中青年干部、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學員、全國黨代表、全國兩會代表委員等喜文好書之士，以及黨中央、國務院確定的國家高端智庫負責人、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主講專家和中央各主要出版機構的資深出版人學者等。新時代堅持“用讀書講政治”，積極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專注讀書學習的特色理論陣地和為黨獻策的高端智庫平臺。

自2015年長安街讀書會微信公眾號開通至今，始終堅持“傳承紅色基因，用讀書講政治”的宗旨，關注粉絲覆蓋全國34個省、自治區、直轄市、行政特區。累計閱讀量近億次，其中朋友圈轉發量千余萬次，參與互動人數近千萬人。平臺內容質量高，針對性強，受關注度良好。在中央相關宣傳網信部門的關心支持下，相繼入駐人民日報、人民政協報、北京日報、新京報、重慶日報、央視頻、全國黨媒信息公共平臺、視界、北京時間、澎湃政務、鳳凰新聞客戶端。經報送遴選評薦，《求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研究》《中國紀檢監察》《黨建研究》《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學報》《時事報告（黨委中心組學習）》《中共黨史研究》 《當代中國史研究》《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解放軍理論學習》《當代世界》《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國財政》 《中國民政》《中國高等教育》《中國金融》《中國出版》《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學報》《中國編輯》《中國審判》《中國科技論壇》《中國高校社會科學》《中國民族教育》《中國社會保障》《市場監督管理》《農村工作通訊》《經濟社會體制比較》《數字法治》《外交評論》《金融評論》《社會保障評論》《旅游評論》《中國鄉村振興》《百年潮》《新閱讀》《國際貿易》《環境保護》《城鄉建設》《國際經濟合作》《知識產權》《新型工業化》《清華管理評論》《文化軟實力研究》《審計觀察》《國資報告》等百余種中央級核心期刊已正式入選長安街讀書會干部學習核心來源期刊。此外，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的長安街讀書會主編《學思平治——名家談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學思平治——名家談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等理論讀物，形成了系列化的長安街讀書會理論學習平臺體系。該平臺累計固定讀者超百萬，影響輻射全國各級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大中院校等受眾數億人次。

為深入學習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精神，現正面向中央和國家機關、中央企業、各省市縣（區）等所屬黨校（行政學院）、干部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所、站）等單位聯合開展黨建主題閱讀學習活動。近日，經相關部門批準，全國人大常委會機關、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機關、中央組織部、中央和國家機關工委、國家發展改革委、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教育部、財政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中國證監會、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共青團中央等定點幫扶地區的有關單位，已正式加入“長安街讀書會”黨建閱讀合作機制，并將聯合承辦“長安街讀書會”系列讀書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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