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文化中的中華民族共同體

建筑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物質見證，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資源。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反映了多民族融合的歷史，是書寫大一統歷史的典型代表。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經歷了初步碰撞、全面交流、局部融合的“前進性”與“失衡性”演變，在空間上逐漸形成苗疆走廊西段“彝漢融合型”、中段“布漢融合型”、東段“苗漢融合型”的建筑類型，彰顯了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演進的“多元性”特征。苗疆走廊各民族通過搭建交通網絡而共建精神家園，以尊重山地生境而共承干欄基因，以移植儒家文化而共續中原文脈，以文化融合而共創地域建筑，彰顯了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交往交流交融的“一體化”取向。深入挖掘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多元一體”特征，有助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鞏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

文/王東 楊志強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下簡稱“三交”）的民族工作一直備受黨和國家高度重視。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發表關于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論述，深化拓展了“三交”理念的內涵和外延，為民族工作的深入開展提供了理論指導和實踐參考。

學術界“三交”研究蔚然成風，尤其2021年以來其研究成果爆發式增長，“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多維度研究”以及關聯內容“‘大一統’的歷史書寫”相繼列入2023、2024年中國十大學術熱點，具體聚焦“三交”的思想淵源、內涵解讀、價值意義、實踐經驗、實現路徑等。其中民族走廊成為“三交”的重要學術陣地之一，偏重于“地方實踐經驗與路徑”的總結。苗疆走廊東起湖南常德，逆沅水而上，橫貫貴州，至云南滇中的一狹長地帶，于2012年由楊志強教授及其團隊提出，一經提出便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自發組建了學術共同體，產出豐碩研究成果。

2023年8月苗疆走廊與藏彝走廊、河西走廊等一道出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于北京民族文化宮主辦的“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古籍文獻展”上，標志著“苗疆走廊”概念及其研究成果在國家層面得到認可。楊志強先生認為包括苗疆走廊在內的通道、流域形成的“線性文化空間”是各民族頻繁互動交融的重要區域。2021年龍正榮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古苗疆走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獲批立項，系統開啟苗疆走廊的“三交”研究，但建筑領域卻罕有學者涉足。本文基于建筑學與民族學交叉視域，梳理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的歷史演變，闡述苗疆走廊各民族不同地域的多類融合型建筑的生成，從驛道網絡、山地生境、儒家文化、文化融合等方面揭示苗疆走廊各民族共建精神家園、共承干欄基因、共續中原文脈、共創地域建筑的“共同性”或“一體化”特征。

一、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交往交流交融環境的形成背景

苗疆走廊跨越湘黔川滇四省，位于長江水系與珠江水系之間，河流廣布。從滇東高原向東跨越貴州高原至湘西丘陵，地勢呈三級階梯分布，地形地貌復雜，廊域內包括山地、河谷、丘陵、小盆地等多種地形。受高山深谷分割，在元代苗疆走廊主驛道修通之前，各民族主要在狹小的空間范圍內交往，形成若干以地緣為基礎，以血緣為紐帶的小區域的“地域共同體”，長期的聚居生活形成共同的祖先記憶、生計模式、風俗習慣、心理素質、方言語系、營造技藝等共同的族群文化。

元代受行政中心東移、經濟重心南移的影響，同時蜀漢衰落，原來聯通西南的靈關道、五尺道逐漸喪失交通戰略地位。蒙元鐵騎迂回包抄南宋取得勝利后，以貴州為核心的苗疆走廊軍政戰略地位凸顯。為更好地統治西南地區，元廷修通湖廣經貴州通云南以及川渝經貴州至云南的兩條驛道，沿途設立站赤。驛道修通不僅加強了中央（內地）與西南地區的聯系，也擴大了苗疆走廊及兩側各民族的交往半徑，為大區域的地域共同體形成、建立大一統國家奠定了基礎。明代為實現帝國北守（蒙元殘余）、東防（倭寇海盜）、南拓（苗疆國家化）的戰略意圖，在同一時空背景下加強北部邊防、東部海防、西南苗防的建設，終明一代建構起北方長城防御體系、東部海疆防御體系，以及沿西南苗疆走廊主次驛道（明稱“普安道”和“烏撒道”）的防御體系，謂之“苗疆走廊防御體系”。明代苗疆走廊防御體系的建設直接保障了朝廷與西南的暢通，為明清國家力量深入苗疆腹地，推進“改土歸流”“開辟苗疆”提供了軍事保障，結束了明以前“統而不治”的局面，為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相對安定的政治環境。

明初“調北征南”“調北填南”百萬軍事移民沿著苗疆走廊驛道將全國各地先進文化、技術、工具等帶入云貴高原，并嵌入少數民族聚居區，形成軍屯移民與民族交錯雜居的聚居格局，經過明清兩代逐漸形成多元化的苗疆走廊軍屯后裔族群，“滇中、滇東地區主要為彝漢融合的明代軍屯后裔，黔西地區主要為苗漢、彝漢的‘喇叭人’‘穿青人’。黔中地區主要為布漢融合的明代軍屯后裔，以及融合度低的‘屯堡人’，黔東以及湘西地區主要為苗漢融合的明代軍屯后裔（隆里老漢人、黔東南顧氏后裔等）”。苗疆走廊的暢通連接了長江經濟圈和珠江經濟圈，將貴州整合進西南地區，甚至整個南方市場、東南亞市場，打破了自秦漢以來南方絲綢之路主導西南經濟格局的局面。在軍事介入、政治治理、移民嵌入、經濟交往等多元因素的作用下，客觀上為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沃土。

二、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演變

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演變與驛道交通發展息息相關。苗疆走廊發端于戰國時期莊蹻伐滇路線，崛起于元修湖廣通滇官道，定型于明代營建的軍事防線，繁榮于清代軍民交通干線，轉型于民國時期的西南抗戰生命線，并于當下發展為西南的交通大動脈。穿越2000余年歷史，苗疆走廊沿線各民族建筑相繼經歷了初步碰撞、全面交流、局部融合3個階段。

（一）先秦至唐宋：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初步碰撞

以貴州為核心的苗疆走廊喀斯特地貌發育成熟，溶洞廣布，考古發現了舊石器時期大量的天然穴居，新石器時期在河流沿岸發掘了一定數量的非穴居聚落遺址。至商周時期，天然穴居、河谷聚落遺址并存。戰國時期隨著山區與河谷居民營建技術的積累與交流，人工營建的“穴外居”成為主流，逐漸形成山地聚落與沿河聚落。戰國中后期至秦漢時期，貴州進入“夜郎時代”。楚王派大將莊蹻過沅水、克且蘭、征夜郎、伐古滇，行軍路線與后來的苗疆走廊主驛道基本吻合。莊蹻伐滇促進了楚文化在西南的文化傳播。秦漢在西南推行郡縣制，漢文化隨之傳入。同時濮人衰落、爨氏東進、南蠻西遷、百越北上，形成苗疆走廊多族群分布格局的雛形。受漢文化影響，鐵器使用，秦漢時期苗疆走廊建筑類型、建筑材料、建筑技術、建筑風格隨之發生了較大變化。在一些漢墓出土了如輕盈的干欄式建筑、厚重的地面建筑模型，材料上出現了燒制的磚瓦，具備了夯土技術、拱券技術，懸山頂、廡殿頂、斗拱等漢地常見的建筑構件，裝飾性圖案開始大量出現。

秦漢時期是中原建筑文化與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文化的首次碰撞交流。魏晉時期中央無力顧及西南地區，中原建筑文化在西南的影響力式微，安順、清鎮發掘的土坑墓、磚石墓中仍然延續漢代風格。從文化角度看，其經歷了“一次土著向漢化復歸于土著的演變歷程”。唐末楊氏入播，逐漸發展為苗疆走廊上的大土司，陸續修建了白錦堡、穆家川司治（遵義老城）、海龍囤、望軍屯、福源寺、萬壽寺、孔廟（遵義筆花峰）、鑾塘書院（思南府）等多類建筑。從文獻記載及考古實物看，播州土司的城鎮聚落、建筑群落、建筑單體、建筑裝飾可比附內地，與宋代建筑形制類似，反映播州與中原王朝保持密切關系。唐宋時期漢文化主要集中于苗疆走廊以北的土司轄區，其建筑文化融合度有限。

（二）元明清時期：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全面交流

元代中央王朝為加強對西南地區統治，修通了湖廣行省到云南行省的驛道，并沿驛道修建站赤，這便是“苗疆走廊”雛形。驛道的修通為后來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交往交流交融，并向多元化、高質量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元朝在少數民族地區實行土司制度，在苗疆走廊及其兩側修建了大量的宣撫司、安撫司、長官司等土司衙署，如都勻的都云洞安撫司衙署遺址、花溪的白納長官司衙署遺址、普定的西堡長官司衙署遺址等。除了土司衙署外，元政府還設有流官治所，如留存的普安路治所、思南府衙署遺址等。元代宗教建筑、書院建筑、交通建筑、水利建筑開始成規模營建，既反映了苗疆走廊“國家化”進程的加速，也反映了云貴高原“大開發”時代的到來。明清以來，中央王朝持續加強苗疆走廊及臨近地區的“國家化”進程，苗疆走廊驛道網絡四通八達，沿驛道修建高密度衛所、屯堡聚落，為后來云貴高原“東西向城鎮帶”的形成打下堅實基礎。隨著經濟發展、文化傳播、政治穩定、多教融合，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迎來了繁榮發展期。重要建筑由之前以夯土為主轉變為磚石為主，建筑類型多樣，如衛城、所城、屯堡、書院、祠堂、廟宇、陵墓、會館、驛站、民居、村寨等建筑不論在數量還是質量上都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建筑風格、裝飾藝術多元化特征顯著，既有官式建筑的端莊，也有民間建筑的活潑，既體現了地域特色、民族特征，也吸收了川渝、湘楚、滇桂的建筑文化營養。

（三）清末至民國：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局部融合

從清朝末年經民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受國外政治、經濟、軍事、宗教、文化等因素的影響，偏遠的苗疆走廊也逐漸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進一步加強了與國內外、省內外的聯系。一些財閥、軍閥、政治家、文化精英、傳教士等主體，他們或經濟雄厚或實權在握，或視野開闊，融中西文化為一體，或兼而有之，他們引導著苗疆走廊向近代化演進，逐漸地改變著這一區域的社會性質。但由于地理復雜、民族眾多、環境閉塞，苗疆走廊的近代化以少數精英為主，各民族建筑表現為局部融合。因此，“近代化”在空間分布上是不充分、不平衡的。從社會性質看，封建農奴制（川黔交界彝區）、封建土司制（土司地區）、封建地主制和資本主義（城鎮）并存。多元化的社會性質，從根本上決定了建筑類型的豐富性，但傳統聚落與建筑基本延續明清時期的風格。近代以來，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的新風向主要體現在中西合璧的折衷主義建筑風格，展現了中西文明交流互鑒的近代史實，主要表現在官府建筑、私人府邸、公館、天主教（圖1）、新式學堂、交通建筑上，以及部分清真寺、佛寺、民居建筑、祠堂等。有的點綴少量西式建筑裝飾元素，如安順本寨的歐式大屋，有的“外西內中”，如天柱縣三門塘劉氏祠堂，正立面為哥特式建筑風格，而山墻、背立面、內部空間布局、裝飾則完全是當地傳統做法（圖2）。有的雖為西式建筑，卻以中式建筑元素為主，形成“中為主、西為輔”的獨特風格，這類建筑多為官府衙署、天主教堂、基督教堂。對于民居部分，如私人府邸、公館、民宅等則受屋主人的影響較大，風格自由，沒有固定的做法。在一些偏遠地區，一些外國傳教士帶來了西方的建筑符號，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當地的建筑風格，如黔西北石門坎。近代受交通、經濟、文化的影響，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各少數民族之間、西方文化與西南各民族之間的交流互動主要集中于苗疆走廊城鎮聚落中，體現了各民族建筑的局部融合。

圖1 以中國元素為主的貴陽北天主教堂

圖2 “外西內中”的天柱三門塘劉氏祠堂

三、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交往交流交融的“多元性”表現

苗疆走廊上分布著彝、苗、侗、布依、土家、水、壯、回、白、畬等諸多世居民族。各民族在長期與地域環境的適應過程中逐漸發展出特色鮮明的建筑文化，如彝族土掌房、布依族石頭房、土家族吊腳樓、苗侗干欄建筑等。明代在國家力量的保障下，沿苗疆走廊主次驛道修建都司城、衛城、所城、屯堡、關隘等軍事聚落，同時修建省城、府城、州城、縣城等行政聚落，直接將內地漢式建筑移植到苗疆走廊各少數民族聚居區。苗疆走廊迎來了漢式建筑與少數民族建筑全面碰撞、交流、融合時期，主要體現為苗疆走廊西段彝漢融合型，中段布漢融合型，東段苗漢融合型。

（一）苗疆走廊彝漢融合型建筑

苗疆走廊西段的滇中、滇東、黔西相連區域自唐宋時期即為東爨烏蠻，即彝族先民的聚居區。“土掌房”為這一帶彝族特有的民居，“一顆印”“半顆印”則為漢族、彝族普遍采用的民居類型。根據出土的戰國、秦漢時期的青銅器可知，滇中一帶早期主要為干欄體系的建筑。但氐羌族群南遷滇中，“邛籠體系”〕逐漸替代了“干欄體系”，以土掌房為代表的彝族“邛籠體系”逐漸成為主流。

原生土掌房源于西北甘青高原，與青海的莊郭、藏羌碉樓同源，通過藏彝走廊傳播至滇東、滇東南、滇南一帶，并與苗疆走廊銜接。明清以漢族為主的軍事、非軍事移民將內地以“四合院”為主要原型的漢式建筑帶至彝區。經過明、清、民國的持續交往交流交融，逐漸形成這一地區特有的彝漢融合型建筑。云南著名民居專家楊大禹教授研究認為“土掌房是源，一顆印是流”。漢民族的到來，彝族土掌房迎來飛躍發展期，逐漸從平頂向坡頂、單間向多間，單層向多層，一字布局向合院布局轉變。這一過程也是“一顆印”的進化史。可以推斷，“一顆印”形成于明初移民戍邊，至清代已發展為成熟的民居類型。根據距離苗疆走廊主驛道遠近，土掌房向“一顆印”衍化的程度差異明顯。臨近主驛道沿線的城鎮，建筑的漢化程度高，彝族建筑因子逐漸減少，如昆明市區內節孝巷39號、昆明呈貢龍街的張天虛故居等。主驛道沿線鄉村則還保留一定的彝族建筑因子，如昆明樂居村。城鎮內的一顆印民居主要為漢族居住，而臨近城鎮的鄉村多為彝漢民族居住。整體看，城與鄉一顆印均為雙坡屋頂、四合院，較為相似，但鄉村的墻體更為厚重，普遍采用夯土技術，風格樸實，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彝族土掌房的傳統做法。

而遠離主驛道的村寨，彝族建筑文化因子則保留得更多，以瀘西城子彝寨為典型。城子彝寨位于苗疆走廊驛道網絡的末端，交通不便，經濟落后，明清時期是國家統治的薄弱地區，直接導致土掌房的漢化程度緩慢，至世紀之交還保存著平屋頂形態，被稱為“彝族土掌房的活化石”。（圖3）實際上明萬歷年間改土歸流后，漢族屯兵進入，彝族原住民所剩不多，形成漢族為主，彝漢共居格局。但彝族的平屋頂形態卻完整地被后遷入的漢族繼承下來。而內部仍然以漢式的曲尺形、三合院、四合院、多進院落的平面布局為主，中軸線布控全局，主次關系明顯，遵循儒家倫理秩序（圖4）。木結構為穿斗式、穿斗抬梁混合式為主，少數簡易民房為墻承重。內部陳設與鄰近漢族一致，供桌上方懸掛“天地君（國）親師”牌匾或字幅。裝飾集中于門窗、檐口、柱礎，裝飾題材為儒家文化常見的仁、義、禮、智、忠、勇、孝、悌等，如“二十四孝”“三英戰呂布”等。整體表現為“外土內木”的形態特征和“外彝內漢”的文化表征。

圖3 外彝內漢的城子村土掌房

圖4 多進院落布局的城子村土司衙署

（二）苗疆走廊布漢融合型建筑

布依族集中分布于苗疆走廊黔中段的貴陽、安順一帶，以及苗疆走廊南部的黔南、黔西南相連地區。從布依族傳統建筑看，黔南、黔西南主要為木構干欄式建筑，形態與臨近的苗、侗、壯等民族的干欄式建筑相似，而黔中地區則為底層架空的石頭房，當地稱“石干欄”。布依族“木干欄”與“石干欄”是“就地取材，因地制宜”的產物。黔南、黔西南多山，盛產木材，這一自然環境與南方山地相似，因此木干欄自然成為南方山區最常見的傳統建筑類型。黔中多石山、土層薄，一方面盛產質優形美，易于開采的水成巖（屬沉積巖）；另一方面缺乏大木、直木，這樣的環境客觀抑制了“木干欄”發展，促進“石干欄”出現。布依族是西南地區文明程度較高的少數民族，其先民很早便掌握冶鐵技術，并使用鐵器開采、加工石材，為創造石頭房提供了技術支持。“石干欄”是布依族最具特色的建筑類型，既傳承了傳統木干欄底層架空的基本特征，又充分利用了黔中地區的優質石材。傳統布依族“石干欄”體量小，1～3間不等，平面常為“一”字式，主要由架空層和上層構成。當然布依族“石干欄”并非純石建造，而是“外石內木”，即地面以上的內部承重體系為木構穿斗結構，外部墻體、屋面則為石構。在林木和石材均豐富的地區則呈現為“下石上木”，即一層墻體石筑，二層則為木板墻，或者裸露柱枋，有助于通風散熱。

黔中位于苗疆走廊交通大動脈上，這里地勢相對平坦，土壤肥沃、灌溉便利，非常適合屯田。明初軍屯移民遷入黔中，以驛道為軸，向兩側延伸，軍屯移民逐漸減少，布依族逐漸增多，依序體現為“以漢為主”“布漢共居”“以布為主”的族群分布格局。黔中也成為明清時期苗疆走廊上非常重要的屯墾區，也正因為如此，黔中屯堡文化傳承較好。明初形成的布漢族群共居局面，為漢式建筑與布依族“石干欄”融合創造了條件。有學者稱黔中屯堡文化為“文化孤島”，這一說法至少在建筑層面需商榷。屯堡人（漢族）居住的西秀區、平壩區為屯堡文化核心區，其建筑均為石頭房，甚至窗子也多為石制。說明明代軍事移民為了適應“石多木少”的喀斯特山地環境，直接借鑒了布依族石頭房。但摒棄了“底層架空”的干欄式做法，在“功能分區、空間布局、內部結構、裝飾手法與題材等方面卻極大地延續了江南地區漢式合院做法”。處于屯堡文化亞區或外圍的布漢共居村寨，布依族長期與屯堡人接觸交流，主動吸收漢式建筑中蘊含的儒家空間秩序，通過堂屋確定軸線，院落（俗稱“院壩”）組織空間，供桌供奉“天地君（國）親師”牌位等成為常見做法。（圖5、圖6）相比較分布于地勢平坦、經濟優渥的屯堡村寨，布依族村寨多選址于山地，土地金貴，地基不規整，高差大，經濟落后，空間靈活布局，曲尺形居多，規整合院較少，底層架空普遍保留，裝飾極簡，僅在門窗局部體現，較多保留了布依族傳統做法。

圖5 “外石內木”的屯堡建筑

圖6 傳承江南建筑文化的門樓裝飾

（三）苗疆走廊苗漢融合型建筑

苗疆走廊東段的黔東、湘西相連地區，史稱狹義“苗疆”，明代以前主要為苗族先民的核心聚居區之一，兼侗、土家、瑤、仡佬等少數民族。苗疆走廊主驛道的開通將連片的狹義“苗疆”分為南北兩區，北部以臘爾山為核心的紅苗聚居區，南部以雷公山、月亮山為核心的黑苗聚居區。這里群山連綿，以苗族為主的各少數民族普遍采用半干欄建筑。明清兩朝這一區域頻繁爆發起義，為保障驛道的暢通，明代按照衛所制度成體系的沿苗疆走廊主驛道營建了衛城、所城、屯堡、關隘、哨所等，清代則按照綠營兵制度營建廳城、鎮城、營城、屯堡、汛堡、碉樓哨卡等防御聚落和防御工事，將統治力量向驛道兩側的“紅苗”“黑苗”腹地深入，客觀上為苗漢建筑融合提供可能。由于歷史上軍事、政治、文化、經濟、政策的差異，湘黔交界不同地區的苗漢融合差異極大，出現了“生苗”“熟苗”之分。“生苗”“熟苗”的不同分布也直接導致今天苗漢建筑融合的差異。

1.深度融合型建筑

苗疆走廊東段由福泉往西順舞陽河（貴州段）、沅水（湖南段）達常德為“熟苗區”，從明初的軍事移民，到后期的使臣、官員、商人、百姓等多群體頻繁來往，依托發達、便利的水運條件，早期以軍事為主的城池逐漸發展為以商貿功能為主，兼政治、文化、軍事、宗教之復合功能，連帶著鄰近驛道的村鎮也裹挾進商貿體系中。典型如鎮遠古城、黃平舊州古鎮、洪江古城、黔陽古城等。外來移民將祖居地的商業建筑、宗教建筑、文教建筑等帶至遷入地，并與當地民族建筑融合。來自全國各地的商幫如徽商、浙商、贛商、閩商、粵商、晉商等在城鎮中大量修建會館、店肆、民居等，其中湖廣、江西商人數量多，財力雄厚，其所營建的建筑用料講究，裝飾精美。層疊高聳的封火山墻構成苗疆走廊城鎮聚落的天際線。受遷入地影響，山墻類型多樣，有常見的徽派鵲尾式馬頭墻，嶺南的鑊耳山墻、人字山墻、五行山墻等。臨水建筑上部屋面為層層疊疊的馬頭墻，而臨水中下部2～5層多采用苗族吊腳樓形式，顯得空靈輕盈。商人住宅以印子屋為主，為適應這里的炎熱天氣，以及保護財產，鐵門高墻、庭院深深。受地形制約，風水執念，以及財不外露的心理需求，“歪門邪道”為常見做法。外來宗教與當地信仰共生共存，鎮遠古城青龍洞古建筑群由中元禪院、青龍洞（寺）、紫陽書院、萬壽宮、香爐巖、祝圣橋共36棟單體建筑構成，集儒釋道文化、會館文化、橋梁文化于一體，巧妙采用吊、借、附、嵌、筑等技法，將各單體建筑嵌入懸崖絕壁之中，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稱為“世界貼崖古建筑園林”（圖7）。經過600余年的交往、交流、交融這一區域的苗漢建筑進入了深度融合階段，完整經歷了沖突、分化、整合、適應的全過程，并呈現為漢式建筑文化因子主導的局面。

圖7 鎮遠青龍洞古建筑群

2.嵌入式融合型建筑

明代國家力量主要還集中于苗疆走廊主驛道兩側。清代隨著“開辟苗疆”“改土歸流”的需要，以及乾嘉苗民起義給苗疆的統治造成巨大沖擊，清廷參照明衛所制度，于苗疆腹地營建衛堡，大興屯政，于黔東南和黔東北苗疆新設“苗疆十衛”和大量的屯堡，形成“有一苗寨，既有一屯或一所，相去或一里或半里的現象”。清代苗疆軍事聚落嵌入苗民之地，建于軍事要沖之處，對黔東南“黑苗”聚居區形成合圍之勢，而屯堡進一步深入腹地，成為監督管理苗民的前沿陣地。表面上看，依托廳城、衛堡聚落的軍事、政治力量更為強大，在短期內對苗民形成強大的威懾，但總體來說這些地區的苗文化根基深厚。從“千里苗疆”的大區域看，防御聚落嵌入“苗文化海洋”，以漢文化為主的防御聚落受到苗族吊腳樓的影響深刻。三都水族自治縣上江村的都江廳城遺址外圍一圈城墻，以及城門樓、墻垛、馬面等防御工事至今較為完整地保存，展示了清代國家對苗疆的統治，也是漢文化嵌入的標志。但城內公共建筑、民宅卻采用當地苗族常見的穿斗式結構和吊腳樓風格。在建筑布局上和裝飾上，公共建筑則盡可能地延續漢式合院式布局和反映儒家文化內容的裝飾題材。（圖8、圖9）在鄉間由屯堡衍化而來的村寨從外形上看，與當地苗居相差無幾。僅在底層架空層的使用、內部陳設、營造儀式上還較多保留漢式建筑的做法，體現為“外苗內漢”的特征。至于當地苗寨則很少有漢式建筑的痕跡，僅在河流沿岸的苗寨中偶爾會出現一棟或幾棟青磚砌筑的馬頭墻符號。也正因為如此，以雷公山、月亮山為核心的苗疆腹地被認為是“原生態民族文化”保存最完整的地區。這一區域漢式建筑文化如“蛙跳式”的嵌入，由于缺乏國家力量的持續支持，以及苗漢文化的勢能的差異，苗文化成為主導建筑融合的核心力量。

圖8 清代都江廳城城墻及內部吊腳樓民居

圖9 合院布局的都江通判署

3.連片式融合性建筑

在苗疆走廊東段北側，為監督、防止“紅苗”反叛，明清兩代均修建邊墻，以及依托邊墻營建的防御聚落與防御工事，史稱“苗疆邊墻”。明代苗疆邊墻是較為單純的防御工事，附屬的防御聚落較少，清代則成體系地營建鎮城、營城、汛城、塘汛等層級嚴密的防御聚落，同時在邊墻兩側大規模屯田。通過明清兩代的持續屯田治理，逐漸形成介于苗疆走廊主驛道（舞陽河、沅水）和臘爾山之間的屯堡文化帶狀區域。在這一帶狀區域內靠近苗疆走廊主驛道的聚落以漢文化為主，而往北靠近臘爾山則苗漢文化比例逐漸趨近，至臘爾山腹地則以苗文化為主。該區域內諸多防御聚落遺產保存至今，成為今日所謂的“鳳凰區域性防御體系”的歷史見證。歷史上，“鳳凰區域性防御體系”處于“熟苗區”與“生苗區”的過渡帶，是苗漢文化交流碰撞的前沿陣地。通過長期共生共融，依托國家力量主導修建的防御聚落吸收了當地苗民的做法，而民族村寨或為自保，或據險反抗，在與屯軍、漢民沖突、交往過程中借鑒漢式合院建筑和防御建筑的做法。防御建筑主要體現在寨墻、寨門、巷道等方面，合院建筑主要是公共建筑和重要民居采用。鳳凰古城為清代鎮城治所，是苗疆邊墻防御體系的“指揮中心”，古城布局、防御工事與中原城池相似，但建于山坡上的民居和建于沱江河兩岸的臨河建筑則普遍沿用當地傳統吊腳樓做法，這也是展現苗疆風物的亮點（圖10）。瀘溪縣巖門古堡是一個苗、漢、土家共居的屯堡聚落，建筑布局并存“一”字式、曲尺形、三合院、四合院，部分民居屋頂出現馬頭墻，局部保留吊腳樓做法。銅仁苗王城是典型苗寨，位于苗疆邊墻之外的臘爾山腹地，始建于明初，為苗族答意長官司駐地。歷代土司（苗王）在與朝廷軍隊碰撞、對峙、交往過程中積極學習漢式防御工事，逐漸將普通的苗寨建成包含6個兵寨、11條巷道、11個寨門，有完整寨墻的防御系統，故得名“苗王城”（圖11）。在寨內的民居則是獨具特色的吊腳樓，整體呈現出“外漢內苗”的特征。

圖10 鳳凰古城吊腳樓

圖11 苗王城金門關

四、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交往交流交融的“一體化”取向

各民族建筑交往交流交融的目標是實現建筑文化認同，實質是建筑文化的共同性逐漸增多，各民族建筑的差異性得到尊重，各民族建筑文化的“多元一體化”發展得到推動。費孝通先生在論述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時指出：“漢民族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凝聚的核心，他們大量融入各民族或民族地區，形成了點面結合、東密西疏的網絡，這個網絡就是多元一體的骨架。”明清以來以漢族為主體的外來移民沿著苗疆走廊驛道網絡嵌入云貴高原，來自內地的漢式建筑為適應西南苗疆治理的需要，以都司城、衛城、所城、屯堡、關隘等防御聚落與防御建筑的形式有組織、有規劃地移植至苗疆走廊各地，促成苗疆走廊各民族形成以漢式建筑為共同底色的“一體化”演化取向，為各民族建筑文化交流互鑒，建構共同精神家園，促成地域共同體的形成提供了歷史條件。

（一）搭建“網絡”：以驛道交通為網絡共建精神家園

苗疆走廊橫穿云貴高原中心區域，自古以來便是氐羌、苗瑤、百越、百濮四大族群的重要聚居地之一，至今分布著30余個世居民族（含未識別民族），是我國民族類型最多、密度最大、文化最富集的地區之一。在苗疆走廊驛道網絡建設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相對集中于小區域內繁衍生息。元明清以來，以貴州為核心的云貴高原戰略地位凸顯，國家動用強大的軍政力量開通湖廣通滇的“西南交通大動脈”，或稱“國家走廊”，形成中原連接邊疆的“榫卯”。湖廣通滇驛道的修通適應了元帝國經濟重心南移，政治中心東移，川蜀沒落的現實需要，明清兩代隨著驛道網絡的完善，來自中原、江南等各地，代表國家力量的漢族移民沿著苗疆走廊主次驛道進入云貴高原各地，以儒家文化為內核的漢文化也隨之傳入。漢民族的到來推動了以苗疆走廊為核心的云貴高原各民族的頻繁交往交流交融。30余個民族共處一區，和合共生，依托苗疆走廊驛道網南來北往，東進西拓，形成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互嵌格局，形成“走廊帶狀”與“山地垂直”分布的“大雜居、小聚居”格局，形成形態各異、內涵豐富的聚落與建筑類型。驛道網絡的建設直接促成了苗疆走廊地域共同體的形成。元明清至今承載著原生地文化的各民族通過跨區域、跨民族、跨文化的多維度聯通，在地域共同體的基礎上各民族逐漸形成休戚與共、榮辱與共、生死與共、命運與共的歷史共同體、命運共同體、政治共同體、文化共同體、經濟共同體、利益共同體。苗疆走廊“多元共同體”的建構促成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建成。

（二）尊重“底色”：以山地生境為土壤共承干欄基因

自然生境是人類棲居的物質前提，也是建筑類型、建筑文化演化趨于多樣化的基礎。建筑作為自然生境的組成部分，其形成遵循多樣性和統一性原則，多樣性中包含統一，統一性中包含多樣。苗疆走廊東接洞庭湖、西至滇中壩子（盆地），為不沿江、不沿邊、不沿海的狹長地帶，其地理環境復雜，垂直氣候顯著，其內包含高山、中山、低山、河谷、丘陵、壩子、高山草場等多元地形地貌，有世界上發育最成熟的喀斯特巖溶地貌之一，有典型的喀斯特峰林、峰叢、溶洞等，展示了苗疆走廊自然環境的多樣性、差異性。但整體看苗疆走廊為山地環境，氣候炎熱潮濕，是多樣性的統一。山地環境便成為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孕育、生長、定型的物質空間，各民族建筑深烙山地印跡，故而有“山地建筑”“山地聚落”“山地城市”等稱呼，“山地環境”成為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的共同“底色”。

苗疆走廊位于珠江流域和長江流域之間亞熱帶季風氣候區，整體山地林木資源豐富，環境炎熱潮濕。這為全干欄式、半干欄式建筑孕育、普及提供了條件。干欄式建筑由巢居發展而來，是西南山區普遍存在的一種古老卻有持久生命力的建筑類型。《舊唐書·南蠻傳》載：“人并樓居，登梯而上，號為干闌（欄）”。苗疆走廊以山地為主，河谷兼之，絕大多數地區炎熱潮濕，滋生瘴氣，歷史時期毒蟲猛獸常常出沒襲擊聚落。底層架空的干欄建筑適應性強，可有效防止瘴氣、濕氣、蟲蛇猛獸侵襲。其中半干欄對山地的適應尤為顯著。在坡地上建房無需平整地基，只需順應地勢，用穿斗式結構在坡地上架設出一個平層，再在平層上建樓房。這既減少土方工程量，也可充分利用底層空間堆放雜物，或圈養牲畜。同時，山區平地是極為寶貴的耕地，建于山坡的干欄建筑，少占、不占耕地，土地的利用率極高。苗疆走廊中東段多為臨河而建的城鎮，雖以漢式建筑文化為主流，但在沿河靠山仍然沿襲干欄式做法。典型如鎮遠古城、鳳凰古城、芙蓉古鎮等聚落的臨河吊腳樓（干欄式建筑的特殊形式）成為展示苗疆風情的重要形式之一。苗疆走廊中西段溫度適宜，河流較少，臨水建寨現象較少，但干欄建筑仍然為主流。黔中地區盛產水成巖，但木材欠佳，產生了獨特的“石干欄”。可見，以巢居為根脈的干欄建筑成為苗疆走廊各民族共同傳承的建筑基因。

（三）嵌入“圖斑”：以儒家文化為內核共續中原文脈

秦開“五尺道”，漢置郡縣，云貴高原逐漸納入華夏版圖，漢式建筑文化也隨之傳入，在大量的秦漢墓葬考古中已得到證實。魏晉至唐宋時期，朝廷對云貴高原“統而不治”，中原與西南少數民族的交流較少，秦漢時期傳入的中原建筑文化已消融至少數民族建筑中。元朝開辟湖廣通滇驛道為明清云貴高原的國家化提供了交通保障，也是苗疆走廊形成的重要時期。明初為穩定、治理云貴高原，朝廷沿著苗疆走廊主次支驛道有組織、有規劃、分層級地營建都司城、衛城、所城、屯堡、關隘、哨鋪等防御聚落與防御工事，驛站則星羅棋布。為營建以上防御聚落與防御工事，內地的城池選址智慧、規劃設計理念、建筑形制、營城技藝、營建制度、組織模式、匠作工具、多工種匠人等在明初洪武時期傳入。這是首次、全面、系統，且是在國家強制力保障下，較短時間內將內地漢式建筑移植嵌入苗疆走廊交通網絡系統中。國家組織營建的防御聚落規模大、質量好、用材講究，與當地世居少數民族的建筑相比，是先進建筑文化的代表。永樂十一年（1413年）貴州建省后，為滿足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宗教等復雜功能的需求，朝廷再次有組織、有規劃地營建了省城、府城、州城、縣城等行政聚落（部分行政聚落與防御聚落重合），相應地，在城內及臨城附近營建如衙署、寺院、書院、會館、驛站、酒樓、店肆、民宅等各類公共建筑和民居建筑。同時，納入國家官僚體系的土官也積極效仿漢式城池營建土司官寨，如甕安草塘安撫司衙署、花溪金筑安撫司衙署、關嶺沙營長官司衙署等。因此，在明洪武、永樂時期，來自內地的建筑文化如“圖斑”嵌入苗疆走廊各地，并形成沿驛道網絡分布之格局。作為先進建筑文化的代表，在苗疆走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過程中擁有絕對的“高勢能”。為了長久統治各民族，明清統治者高度重視文教事業，圍繞著學校教育，大量學宮、書院等學校建成，圍繞著社會教育，大量文廟、文塔、惜字塔、名人祭祠、教化牌坊、民間祠堂、鐘鼓樓、文昌宮、文昌閣等文教建筑誕生，并以超常規模、超快速度分布各地，為實現“以夏變夷”的目標提供物質空間保障（圖12、13）。明清時期來自內地的漢民族大量遷入苗疆走廊，并向民族腹地拓展，至清乾隆晚期貴州的漢民族已成為數量占優勢的主體民族。以儒家文化為內核的漢文化逐漸被苗疆走廊各民族接受，“以儒家思想為內核的國家意識形態和漢文化的普遍性影響成為云貴高原各民族‘多元一體’的文化底層邏輯”。可見，在物質文化層面，漢式建筑營造體系成熟，在精神層面，漢式建筑遵循儒家倫理秩序，在各民族普遍接受以儒家文化為內核的漢文化下，漢式建筑逐漸成為各民族共同借鑒學習的對象，尤其是彰顯儒家倫理秩序的合院布局，反映忠、勇、孝、悌、仁、義、禮、智的裝飾題材，以及公共建筑中的抬梁式結構與穿斗式結構的融合最為普遍。

圖12 盤州文廟

圖13 以文化武：甕城上的貴陽文昌閣

（四）走向“共融”：以文化融合為線索共創地域建筑

中國營造學社創始人朱啟鈐認為中國傳統建筑分兩派，一派源于黃河以北的穴居；另一派源于長江流域的巢居，穴居演化為磚石建筑，巢居演化為樓榭建筑。古建專家羅哲文認為“貴州兩派建筑都有”。喀斯特天然洞穴孕育原始穴居，在很多地方至今仍然深受人們眷戀，并與人工建筑結合衍化出“洞居”“半洞居”“崖居”“半崖居等”多種形式。而苗疆走廊普遍存在的洞居、崖居則普遍采用半干欄結構技術，實證了羅哲文先生所言貴州既有穴居也有巢居的遺存，并且二者走向“共融”，形成苗疆走廊上獨特的地域建筑（圖14）。

（a）織金保安寺慈云洞（b）鎮遠青龍洞古建筑群（一）（c）鎮遠青龍洞古建筑群（二）

圖14 崖穴居與干欄建筑的融合

受喀斯特山地制約以及社會文化的束縛，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布局呈現出自由與嚴謹的矛盾性。播州楊氏土司墓內部空間格局、形態特征、裝飾題材具有秩序井然、等級嚴格、主次分明、威嚴莊重、軸線對稱等特征。明清以來貴州建省，衛所城鎮、府署衙門、廟宇道觀、書院祠堂等以內地文化價值為參照，自然呈現出嚴謹有序的一面。但受山地環境限制，平地極其稀少，為了降低成本，不論是城鎮建設，還是建筑營造，都強調隨形就勢，因地制宜。作為重要禮制建筑的盤縣文廟沿陡坡布局于山腰，各進院落之間層層疊疊，形成高差，反增氣勢，平面布局仍然遵循中軸對稱。垂直布局上的靈活，平面布局上的嚴謹，展現了盤州文廟與其他地區文廟的不同。黃平飛云崖古建筑群隨地勢錯落有致，入口方向與大雄寶殿軸線為垂直關系。月譚寺牌坊門與正殿軸線又是錯開的，北部的養云閣、碑亭、接引閣、滴翠亭、圣果亭、小官廳等完全融入飛云崖山體。民族村寨往往不受或少受儒家文化束縛，村落建筑順應等高線靈活布局，或在山谷間或在山腰上，或者崖壁上，有的集中布局，有的散點分布，與周圍的山水環境融為一體。

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的整體風格可總結為“山地情、民族風”。受山的潤澤，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有山的厚重，受水的哺育，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有水的靈動。因此，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的“山地情”首先表現為質樸性。苗疆走廊山多林多，各地建筑依山而建，就地取材，建筑為環境的一分子。在苗疆走廊東段炎熱潮濕，大量采用干欄式建筑，底層架空，依托山勢，體量高聳，層層挑出，向天要地，屋檐飛翹，再與木結構、木隔板、木墻體結合，整體營造出輕盈通透之風。苗疆走廊西段、烏撒道沿線干燥寒冷，建筑以石頭、土坯、夯土圍合，墻體厚實，開窗少且小，一般1～2層，建筑群以平面鋪開為主，體現了敦厚質樸的風格。黔中段的屯堡人和布依族用當地盛產的石材營建聚落，村外有寨墻、寨門，村中有高聳的碉樓，內部巷道曲折多變，石板鋪裝，兩側石墻圍合，民居砌筑石墻、屋頂鋪石板、墻上嵌各式石窗、射擊孔、小石門，墻體肌理或規整有序，或自由雜亂。進入村寨就如來到軍事迷宮，彌漫著軍事聚落的厚重之風，作為鄉村又透露著鄉野的質樸氣息。

苗疆走廊各民族共同創造了“多彩民族風”的建筑特征。民族的民居雖質樸，但公共建筑或者公共空間卻不遺余力地進行裝飾，如侗族鼓樓、風雨橋、戲臺等的檐部、屋頂、柱枋、天花等進行精致裝飾，或繪制或雕刻或灰塑各種祥禽瑞獸、人物、花草、幾何圖案，用色大膽，十分惹眼。屯堡民居為石材包圍，從外部形態看質樸低調，但進入內部，呈現在眼簾的是江南建筑的裝飾風格，門樓、門梁、門框、門當、踏步、柱礎、石柱、門窗、梁枋、地漏等不但進行精雕細刻，而且形態各異。

五、結語與展望

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交往交流交融研究是揭示中國民族建筑“多元一體”特征的內在要求，是鞏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現實需要。從歷時性角度看，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經歷了先秦至唐宋時期初步碰撞，元明清時期的全面交流，以及清末至民國短時期內的局部交融，體現了建筑演進的長期前進性與短期失衡性的統一。從共時性角度看，明清時期苗疆走廊驛道網絡的完善，迎來了各民族建筑融合的高潮期。來自內地的漢式建筑與苗疆走廊各民族原生建筑進行碰撞、融合、創新，形成了以苗疆走廊西段“彝漢融合型”、中段“布漢融合型”、東段“苗漢融合型”為代表的多民族、多地區、多類型建筑，彰顯了建筑演變的多元性特征。從最終目標看，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交往交流交融是相互借鑒、相互認同的過程，是共同性增強的過程，是走向一體化的過程。明清以來，各民族以驛道交通為網絡共建精神家園，以山地生境為土壤共承干欄基因，以儒家文化為內核共享漢式建筑，以文化融合為線索共創地域建筑。通過搭建“網絡”，尊重“底色”，嵌入“圖斑”，最終走向“共融”，促進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交往交流交融的“多元性”和“一體性”統一，為中國民族建筑多元一體特征的形成提供生動范例。

一部中國建筑史，本質上是各民族建筑交往交流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的演進歷史。“走廊—流域—通道”作為線性文化空間，或者文化線路，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區域，也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關鍵區域。位于云貴高原的苗疆走廊西接藏彝走廊，北臨武陵走廊，南連南嶺走廊與湘桂走廊，東通洞庭—長江流域，構成西南與江南、北方與南方、邊疆與內地互聯互通的“榫卯”。作為新近提出的概念，苗疆走廊在地理空間上卻是“走廊群”中的“走廊”，是西南各民族“頻繁互動交流區域”中的“核心區域”，堪稱開展包括各民族建筑在內的“三交”研究的典型區域。此外，苗疆走廊出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主辦的“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古籍文獻展”上，也充分證明了其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書寫大一統歷史，促進各民族交流互鑒中所蘊含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

【本文作者：王東，貴州理工學院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楊志強，武漢科技大學特聘教授，貴州大學國家民委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基地首席專家，貴州文史館館員。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地區項目“西南苗疆走廊屯堡聚落與防御體系整體性研究”（52168001）；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攻關項目“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經驗及政策建議”（21JZD0040）；2025年度貴州省理論創新聯合課題 “基于GIS技術與數據庫建構的明代苗疆走廊（貴州段）關隘遺產分布及保護傳承研究”（GZLCLH202570）；2025年貴州省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工程資助項目“明清苗疆走廊防御聚落風貌特色”（ANXSXF2025008）；貴州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 “基于數據化測繪與數據庫建構的明代貴州交通型防御聚落遺產保護與傳承研究”（25GZCB97）；2025年中國民族建筑研究會科研項目“苗疆走廊各民族建筑交往交流交融的‘多元一體特征’”（NAIC202501)。本文入編《中國民族建筑學術論文特輯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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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經作者授權，中國民族建筑研究會信息宣傳部整理、編輯，更多精彩內容敬請期待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