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6月28日，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塞斯·洛收到了一封特殊的來信。信箋字跡工整，落款簡潔而震撼，“丁龍，一個中國人”。隨信附上的，是一張1.2萬美元的支票——這是一名普通華工的畢生積蓄，他希望用這筆錢在哥倫比亞大學設立漢學研究基金，讓西方了解真實的中國。

彼時的美國，《排華法案》已實施近20年，華人被視為“廉價苦力”，飽受歧視與排擠。彼時的中國，剛剛經歷八國聯軍侵華，山河破碎，文化蒙塵。在這樣的至暗時刻，丁龍，這個原名馬萬昌、又名馬進隆的廣東臺山華工，用一筆巨款、一封短箋，在美國頂尖學府播下了漢學的種子，更搭建起中美民間文化交流的橋梁。

百余年來，丁龍的故事一度被歲月塵封，甚至因為身世成謎而被謬以“失蹤的丁龍”。直到2023年，其后人帶回祖屋鑰匙、百年書信與照片，才徹底證實“丁龍”就是廣東臺山白沙鎮千秋里村的馬萬昌。從臺山鄉村少年到美國富豪的家仆，從傾其所有捐建漢學到百年后魂歸故里，丁龍的一生是近代華人在海外堅韌生存、心懷家國的縮影，更是中美文化交流史上不可磨滅的傳奇。

遠渡重洋——臺山少年的赴美路

1857年（清咸豐七年），丁龍出生在廣東臺山白沙鎮千秋里村。臺山，這片地處珠三角西南，瀕臨南海的地區，是中國著名的“僑鄉”。近代以來，地少人多、戰亂頻發、生活貧苦的現實困境迫使無數臺山人背井離鄉，遠赴海外謀生，形成了“有海水處有華人，有華人處有臺山人”的僑鄉奇觀。

丁龍出生的年代，正是中國內憂外患的至暗時刻。清政府腐敗無能，鴉片戰爭后國門洞開，列強環伺，國內太平天國運動席卷江南，社會動蕩不安。在這樣的背景下，年少的丁龍早早體會到生活的艱辛，也埋下了“走出去”的念頭——不為逃離故土，只為尋找生路，為有朝一日能讓家人過上好日子。

關于丁龍的早年教育，史料鮮有記載。據信他曾短暫入學，略通文墨，接觸過儒家思想，為他日后的品格養成埋下了伏筆。在傳統儒家文化的熏陶下，丁龍養成了勤勉、正直、隱忍、善良的品性，也培養了對中華文化的深厚認同——這種認同，即便在日后身處歧視與偏見的環境中，也從未動搖。

19世紀70年代，美國西部淘金熱與鐵路建設熱潮仍在持續，大量華人被招募至美國充當苦力。1874年前后，18歲的丁龍告別家鄉與親人，與同伴一起踏上了遠赴美國的輪船。在那個年代，華人赴美之路異常艱辛。他們乘坐的“豬仔船”船艙擁擠不堪，空氣污濁，缺乏食物與淡水。旅途動輒數月，許多人在途中染病身亡，葬身大海。丁龍僥幸熬過了這段生死之旅，于1875年抵達美國舊金山。

初到美國的丁龍，面臨的是一個完全陌生且充滿敵意的世界。在當時的美國，華人被視為“黃禍”，遭到系統性歧視。他們大多從事最繁重、最危險、報酬最低的工作——淘金、修鐵路、采礦、洗衣。丁龍也不例外，他最初跟隨加州的哈奇森將軍，后輾轉謀生，嘗盡了底層勞工的辛酸苦辣。

19世紀中后期，正是美國修建中央太平洋鐵路的關鍵時期，大量華工參與其中。當時筑路華工的平均年薪僅為360美元，工作環境極端惡劣，生命安全毫無保障。但有時候，命運的轉機只需短短一瞬。1890年前后，丁龍被時任奧克蘭市市長的富豪兼校董霍勒斯·卡朋蒂埃雇傭，成為他的家仆。

卡朋蒂埃是美國上流社會的精英，傳說他早年喪偶，性格暴躁，時常因小事發脾氣，許多家仆因不堪忍受而離開。但丁龍卻用他的隱忍、正直、忠誠與智慧，贏得了后者的尊重與信任。在近30年的朝夕相處中，丁龍不僅將卡朋蒂埃的生活照料得無微不至，更在精神上成為他的知己。卡朋蒂埃后來回憶：“在我有幸遇見的出身寒微卻生性高貴的人中，如果真有那種天性善良、從不傷害別人的人，丁龍就是一個。”

丁龍與卡朋蒂埃的關系，早已超越了主仆，而成為莫逆之交、精神伙伴。兩人曾一同游歷英國、中國等多個國家，在一次旅途中，卡朋蒂埃拒絕了同行乘客將丁龍送去仆艙的要求，稱丁龍是中國有名的“哲學家”，而自己是他的秘書。在種族歧視盛行的年代，一位美國白人富豪如此對待一名華人家仆，實屬罕見，也足以見得丁龍的人格魅力與品德修養。

在多年的朝夕相伴后，丁龍隨卡朋蒂埃移居紐約。在1900年的人口普查中，他以“伙伴”身份登記在卡朋蒂埃戶內，證實自己并非契約勞工，而是自由人。到了1894年，丁龍已擁有價值數千美元的資產——這是他數十年省吃儉用攢下的積蓄。

傾囊捐贈——艱難時期的感人義舉

丁龍在美國奮斗的數十年，也是美國排華情緒最高漲、華人處境最艱難的時期。

1882年，美國國會通過《排華法案》，這是該國歷史上第一部針對特定族群的移民法案，明確禁止華人勞工入境，剝奪華人入籍權利，對華人在美國的工作與生活多加限制。在《排華法案》的陰影下，旅美華人被視為“二等公民”，遭受全方位歧視：不能與白人通婚，不能進入白人學校，不能在白人社區居住，工作上只能從事最底層的苦力，薪資微薄，且隨時面臨被驅逐、被傷害的風險。

政策之下，彼時的美國社會同樣對中國文化充滿偏見與誤解，他們視中國為“落后、愚昧、野蠻”的國度，認為中華文化不值一提。在這樣的環境下，華人大多選擇沉默隱忍，只求安穩度日，不敢也不愿主動接觸主流社會，更遑論向美國傳播中華文化。但丁龍卻做出了一個驚世駭俗、逆流而上的決定：1901年，44歲的丁龍傾其所有，捐出畢生積蓄1.2萬美元，推動美國頂尖學府哥倫比亞大學設立漢學研究基金。

1.2萬美元在當時是什么概念？按修路華工平均年薪360美元計算，這筆錢相當于一名華工不吃不喝積攢約33年；按購買力折算，大約相當于2025年的40萬美元。對于一生節儉、身居底層的丁龍而言，這是他全部的家當，是用數十年血汗換來的。

1901年6月28日，丁龍親筆寫下那封改變中美文化交流史的信：“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先生：謹此奉上1.2萬美元現金支票作為對貴校漢學研究基金的捐款。丁龍，一個中國人。”寥寥數語，沒有華麗的辭藻，只有樸素的愿望，丁龍希望將這筆錢用于漢學研究，讓美國人了解中國，了解中華文化。落款更是意味深長——在種族歧視、華人被視作“苦力”的年代，丁龍卻以“中國人”為傲，將個人與國家、民族緊緊綁定。

這一義舉深深震撼了卡朋蒂埃。他從未想到，自己身邊這個沉默寡言、節儉度日的華人家仆竟有如此博大的胸襟、高遠的見識與深沉的家國情懷。卡朋蒂埃決定全力支持丁龍，幫助他實現心愿。他不僅親自出面與校方反復溝通，力陳設立漢學系的重要性，更追加捐贈20萬美元，用于漢學研究與系所建設。

在給哥大的信中，卡朋蒂埃毫不掩飾對丁龍的敬佩，并且猛烈抨擊美國的排華暴行：“我并不是中國人，也不是中國人的子孫，更不是在幫落后的中國辯護……但現在看來，是時候去更多地了解和關注居住在東亞及周邊島嶼上的那七億人的時候了。”

1901年，哥倫比亞大學正式宣布接受丁龍與卡朋蒂埃的捐贈，設立美國首個漢學講座教席——丁龍講座，并以此為基礎成立漢學系，也就是今天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系的前身。1902年，德裔美籍漢學家夏德被聘為首任丁龍漢學講座教授，美國漢學研究由此正式起步。

丁龍的捐贈，開創了美國高校漢學研究的先河。在丁龍與卡朋蒂埃的推動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逐漸發展成為全球漢學研究的重鎮，培養了無數中外漢學家，許多中國學者都曾在此深造或講學。百余年來，哥大東亞系始終懸掛著丁龍的肖像，紀念這位美國漢學的開創者、中美文化交流的先驅。

百年尋蹤——“失蹤的丁龍”魂歸故里

1905年6月27日，丁龍自紐約出境返回中國，從此蹤跡成謎，成為世人口中“失蹤的丁龍”。關于他歸國后的生活，百余年來眾說紛紜：有人說他回國后隱姓埋名，安度晚年；有人說他投身實業，支持家鄉建設；有人說他終身未娶，孤獨終老；也有人懷疑，他歸國后不久便不幸離世……

有關丁龍的官方記錄，從他離開美國的那一天起就中斷了，加之年代久遠、史料散佚，其身世與晚年去向一度成為“懸案”，吸引著無數中外學者開啟了長達百年的“尋龍之旅”。20世紀中葉，壽景偉、蔣夢麟、錢穆等文化界人士陸續用文字傳播丁龍的故事，開啟了學界對丁龍形象的建構。21世紀初，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教授保羅·安德爾夫婦挖掘出一批一手史料，基本構建起丁龍在美30余年的生活軌跡。

百年謎團，終于在2023年徹底解開。10月12日，丁龍的曾外孫黃暢泉從海外回到廣東臺山白沙鎮千秋里村，帶回了祖屋鑰匙、百年信封、家信與老照片。經專家考證，馬萬昌年輕時期的照片與哥倫比亞大學留存的丁龍肖像高度吻合，結合1907年9月17日卡朋蒂埃寄給丁龍的信件，終于證實了“丁龍”就是廣東臺山白沙鎮千秋里村的馬萬昌（又名馬進隆）。他生于1857年，卒于1936年10月，享年79歲。歸國后，丁龍在家鄉買田置地，投資新寧鐵路（中國第一條國人自行設計、施工、籌資的鐵路），捐建國瑞書室，造福鄉梓。他育有三子四女，后人大多定居美國，家族枝繁葉茂。

丁龍的故事，是臺山僑鄉精神的縮影，也是中美民間交流的見證。1907年，卡朋蒂埃出資在紐約州高爾威鎮修建了一條全長4.8公里的公路，命名為“丁龍路”。2024年，在丁龍的故鄉千秋里村，升級改造后的鄉道被命名為“進隆路”，與美國的“丁龍路”遙相呼應。至此，丁龍的愛國心志與卡朋蒂埃的文明理念已難分畛域。兩種文明的內核在互鑒中完成了雙向滋養，成為一條精神上的“丁龍之路”。它既鋪就了近代中美民間對話的實踐道路，更以跨越時空的力量連接當下與未來。百余年來，無數中美民間人士沿著丁龍的足跡，致力于中美文化交流與友好往來，成為中美關系發展的堅實基礎與不竭動力。

當今世界，文明沖突論、文化霸權論仍有市場，不同文明之間的誤解與隔閡依然存在。或許，我們可以從丁龍的故事中得到這樣的啟示：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不同文明之間不是對抗與沖突，而是交流與互鑒，包容與共生。

原標題：《華工丁龍：以一生積蓄，在美國播下漢學的種子》

欄目主編：劉暢

文字編輯：余潤坤

本文作者：文匯報 孫華